文︱陆弃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大校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哀悼，但对于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受害国，日本是否也会以同样明确、严肃的态度回应历史关切？小泉回避正面回答，只称对话大门敞开，这一“回避”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问题虽短，却直指东亚地区历史与安全互动的核心矛盾。
二战结束八十余年，历史问题在东亚从未远去。日本政府虽曾多次道歉和表态，如《村山谈话》《河野谈话》，但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中的矛盾信息，使亚洲邻国难以建立持久信任。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材争议，以及频繁出现的争议言论，无疑加剧了地区的不安与疑虑。历史认知的不一致，使今天的安全合作和外交互动常常笼罩着潜在的紧张气息。
历史问题与现实安全在东亚高度交织。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变化，防卫预算持续增长、军事合作深化、武器出口限制逐步放宽，从日本角度这是应对安全环境的理性选择，但在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眼中，这种变化容易与历史记忆产生联系。中方在香会上的质问，也正是基于对公平与历史责任的原则性关注：既然所有战争受害者都应获得尊重，那么历史反思和道歉理应一致。
历史信任不仅关乎过去，更影响当下政治和未来合作。东亚的战争记忆未被完全切割，记忆中留存的幸存者、遗址和集体心理，决定了历史态度的重要性。对于日本而言，单向向西方国家表达哀悼而忽略亚洲邻国的受害经验，无疑会引发信任缺口，甚至成为地区安全疑虑的源头。安全合作的基础不仅是军事能力，更是政治互信，而政治互信又离不开历史的诚意。
面对中方提问，小泉选择回避，反映了日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姿态。一方面希望继续在地区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不愿触及国内政治敏感神经。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不仅依赖军事威慑和战略安排，更依赖历史责任的承认和公正处理。如果历史悬而未决，周边国家对日本战略意图的疑虑便难以消除，合作的心理基础也随之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教育和纪念活动在塑造国家形象与外交信任方面作用巨大。德国通过持续的历史反思建立了国际信任，而东亚迄今未形成类似机制。日本若希望真正融入地区安全秩序，需要的不只是军事能力的提升，更是态度上的诚实与连贯：对过去侵略的正视，是对未来合作的前提。任何选择性遗忘或回避历史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作战略不透明，成为地区紧张的温床。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质问再次提醒我们：历史并非仅属于过去，它深刻影响着今天的地区信任结构。沈志雄大校的发问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的正义与现代国家行为的连贯性。在东亚，和平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国家能否以一致、诚实、尊重的态度面对历史，同时将这种态度转化为具体行动。只有如此，地区合作与信任才能真正建立，安全才能具有长期保障。
日本若能正视历史，坦诚面对亚洲邻国的受害经验，不仅有助于缓解历史纠葛，更能在区域安全合作中赢得尊重与信任。反之，回避历史责任只会使安全关系表面化、信任基础脆弱化。在东亚，历史诚意是安全的起点，回避或选择性表达则注定会留下不稳定的阴影。香格里拉的质问短暂而有力，但其警示意义远未结束：历史的态度，将决定未来的合作深度，也决定地区和平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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