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丹]李来福著，刘海岩、龚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268页，79.00元
1901年2月《北华捷报》的记者写下天津租界的划分情况后，补上了一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小的丹麦并未要求划分一块地盘，我们却有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丹麦邻居。”这段报道轻描淡写的感叹，说明彼时天津的丹麦人群体便已初具规模。然而，如果不是丹麦历史学家李来福花费十余年在丹麦国家档案馆翻检旧档，这些人的故事大概仍沉没在私人通信与公司文件的故纸堆中，不为人所知。他的成果，便是《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书名中的“水与电”极易唤起关于近代城市“现代化”的惯常想象，然而作者并未铺陈管网与线路的建设细节，而是以克制的笔调钩沉档案、串联线索，将叙事焦点转向晚清以来投身天津水电基建的丹麦人群体。这种叙述本身展现了一种新的观察角度，也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通过这些因城市营建而迁徙的异乡人及其技术实践，可以读出何种独特韵味的中国城市近代史？
走向天津的丹麦人
在既往关于天津租界与外国人的研究中，丹麦由于没有租界，往往被笼统归入“近代来华外国人”的整体叙述，从未作为单一群体被考量。李来福将众多具有群体特征的丹麦人经历摆在读者面前，一个问题随之浮现：他们究竟为何来到天津？
答案的一部分藏在丹麦社会的变迁里。书中人物多来自社会中层：璞尔生、林德出身中产家庭，父亲是牧师或绅士租地人。他们既非被饥荒逼走的农民，也非携资出洋的贵族，而是受过专业训练却向外寻找发展空间的中间阶层青年。这种状况很可能与1864年普丹战争密切相关——丹麦战败后被迫割让三块领地，国土与人口均缩减约三分之一，海运随之萎缩，国内技术人才的职业空间随之收窄。
现代企业搭建的桥梁也给求职者更多遥远的机会。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为在远东与英属大东电报公司竞争，于1869年获得俄国特许权，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陆路电报线与中国、日本海岸相连。由于未获中国政府正式许可，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将海底电缆接入天津外国租界，成为最早落脚天津的电报企业之一。公司虽有英法资本，却由丹麦人管理，且大量聘用丹麦籍员工。大清电报局建立后，持续从大北公司借调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的调动频繁，使大北电报公司几乎成了一个人才中转站。
与制度渠道并行的，是一张更柔软却同样有效的私人网络。璞尔生来津后意识到一人难以应付膨胀的工程任务，于1887年前后邀请林德赴天津架设电报线。林德日后也面临人手短缺，1903年济安自来水公司急需懂欧洲供水技术的工程师，他专程回哥本哈根，向丹麦高等技术学院请求推荐，学院随即推荐了刚毕业的贺乐伯。从林德启程到贺乐伯抵津，整个过程不过数月，这种完全非官方的高效人才调动，主要依赖工程师间的私人关系网络。这种状况不只存在于天津，北京建设自来水厂时，总工程师耿普鲁与咨询工程师贺乐伯便是同一所学校毕业，早已相识的校友。
天津本身的吸引力当然也不可忽视。1860年开埠后，天津一度汇聚九国租界，是近代中国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对于丹麦工程师而言，利用其他国家租界基础设施的机会谋求个人发展尤其重要，他们非常容易在多国并存的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天津正经历最早的现代化进程，对照明、通信、清洁饮用水及排水系统的技术需求极为迫切，这恰是丹麦人擅长的领域，城市的成长需求与技术人才的职业空间由此实现了精准对接。
一个人的四个职业
托马斯·休斯在《电力网络》中以“系统建构者”（system builder）描述那些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领域，却能统合物质与社会要素的关键人物。近代天津混杂的开埠秩序、分散的资本来源、不熟悉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合作者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动荡，本就增加了城市系统协调的难度，反向推动了更“全能”的系统建构者的出现。这一特征在以技术人才迁移为主体的丹麦群体中表现最为典型。
璞尔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在天津二十六年的工作，涉及电报、燃气、自来水、电话四大基础行业的创设。1881年来津后，他最初担任天津电报学堂副督学兼教习，1885年转任大清电报总局副督办，其间主持了一系列电报线工程，这些线路在大北电报公司内部文件里被直接称为“璞尔生电报线”。他还重新设计了一套中文电报编码方案，“每个汉字由一个不超过六位字母的英文单词表示”，尽管未能推广，但体现了他让欧洲技术与中文环境相配合的基本思路。
在电话领域，璞尔生于1887年10月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技术演示——利用比利时人范·雷塞尔贝格发明的方法，让同一条线路同时承载电话与电报信号，与身在大沽的同事顺畅通话一小时。彼时距贝尔申请电话专利仅十一年，距爱迪生改进的炭粒话筒投入使用不过十年，可见他也开始承担国际先进技术与中国市场之间的中介作用。
燃气照明方面，1888年英租界租地人特别会议通过了璞尔生的油制气提案，同年他代表天津气灯公司与英租界工部局签订油制气供应合同。在公司在融资阶段遭遇困境时，璞尔生主动放弃自己的红利股以缓解财务压力，说明他不只是技术发起人，同时也是工程的早期投资人。
清末电话局的机房
供水领域同样留有璞尔生的印记。1895年英租界成立自来水厂发起人临时委员会，他出任主席，参与水厂的设计规划决策。1899年公司正式供水后，身为董事长的他在多种供水方案的筛选中，始终将供水质量与保护居民健康置于首位，对供水量的考量反居其次，这一立场对租界水厂的水源选择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他虽未必是深耕某一领域的专家，却在天津成为多个基础行业的开创者与推进者。他不只是工程师，同时也是公司发起人、资本募集者与政治中间人，已然扮演了“系统建构者”的角色。同一时期的丹麦人群体中，此类多面手并不罕见，而天津城市现代建设的强烈需求，则为这种全能型角色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技术的旅途与城市的重塑
从外来技术旅行者的视角观察一座城市的变迁，极易将技术传播视为单向故事。然而细读这些工程师的经历，可以发现天津本土的城市环境同样深度介入了技术选择与实施方式，甚至催生了技术在地化的新知识。技术旅途并非单程，而是一条双向互动的过程。
林德对海河的治理工作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呈现。他在1889年赴山西途中注意到，中国许多地区的地图既未标注河流确切位置，也无水道特性与流量的基础数据，欧洲依赖水文记录的治水经验因此无从借鉴。他由此意识到，在中国从事治水工作，必须先完成本土水文调查，辨明天津河流与欧洲主要河流之间的差异，再谈技术选择。
1896年，林德在与洋商总会商讨海河治理时，主动提议参照英格兰提兹河的办法——提兹河受潮汐影响明显，淤积状况与河口形态与海河相近。他带着天津的水文调查数据赴欧寻找参照，在德国考察弗鲁林挖泥船时，专门向有意投标的公司提供大沽沙的土壤样本，并在条件相似的河流上进行作业实验，以确定挖泥船的改进方向。林德方案的总体特点，是在承认海河既有水道系统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建造水闸、封闭运河和开通支流来调节水量，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耗资较少且大多收效显著。
1902年海河工程局购置的第一条挖泥船“北河号”
反面的例子同样说明问题。1906年，海河工程局决定采用费妥玛改良的“滚江龙”方法治理大沽沙问题，这种借鉴中国传统治沙经验的方法成本仅为其他方式的一半。林德明确反对，认为“滚江龙”虽可见一时之效，但不适合大沽的泥沙环境，长期使用将得不偿失。工程局坚持推进，数年后终于发现此法不能彻底解决泥沙问题，延误了更有效技术的引入时机。这一曲折恰好从反面印证了林德坚持本土水文调查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还有知识流动的方向。二十世纪初，德国希肖公司希望将弗鲁林挖泥船销往天津，林德指出该公司标准型号达不到海河工程局的规格要求。此后，希肖公司检验了大沽沙的土壤样本，专程邀请林德赴德国考察一艘在土壤条件与大沽更为相似的河流上作业的挖泥船，以便在设计上作出针对性改进。天津特殊的水文条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挖泥船的设计方向。林德1914年自费出版的《大沽沙报告》更进一步，将在天津积累的工程知识整理为可供欧洲学术界阅读的文献，正式进入了欧洲的工程知识体系。
海河六次裁弯取直工程示意图
多面的技术人才
李来福笔下的丹麦人群体，不只是城市建设的操作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技术教育的参与者。璞尔生1881年至1885年担任天津电报学堂副督学兼教习，为中国学生编写汉语电报教材；学堂毕业生大多成为大清电报局的骨干，构成此后数十年中国电报网络的主要运营力量。丹麦皇家海军军官林德碑1896年至1901年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讲授化学、物理、海军战术、射击、爆破与语言，所培养的中国海军军官多成为北洋海军的中坚。技术引进与人才培养在十九世纪末的天津同步推进，这并非偶然，而是清政府聘用外籍专家时的明确任务之一。
随着中国海外留学人才陆续归国，本土工程师逐渐在城市建设舞台上崭露头角，在供水业领域尤为明显。济安自来水公司创设之初核心技术工作均由外国人承担，林德是第一届董事会的六名成员之一，也是负责工程建设的两名工程师之一。林德身后，自来水厂形成了由丹麦籍工程师主导的局面，这一状况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因第一位中国本土工程师的加入而改变。
这位本土工程师名叫刘茀祺。他出生于陕西富平，1925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毕业后曾在纽约顾问工程公司从事自来水工程设计施工工作。1934年入职济安自来水公司，次年主持建造了华北第一座新式快滤池，淘汰了之前的慢滤设备，有效缓解了城市快速发展中供水量不足的问题，此后又先后主持扩建供水网络、增加用水户。到三十年代末，济安自来水厂已成为天津供水网络中覆盖面积最大、供水能力与质量最为稳定的水厂。
刘茀祺的美国妻子格蕾丝在书信中（《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保留了对外籍专家群体的另一重视角。她在1934年的家信中写道，水厂中一些外国人仅凭外国身份便可获得巨额工资，“位居其才能十倍以上的中国人之上”，其中丹麦籍总工程师“只不过是个机械师，对技术一窍不通，找到这份工作全凭他和公司英国董事的关系”。格蕾丝还提及中国股东与技术人员推动的水厂中国化改革，积极争取让中国人掌握企业方向，只留下真正懂技术的外国工程师。这些记录表明，近代天津的外国技术人员绝非均质群体，其中既有开创行业的精英，也有凭借身份套取红利的平庸之辈。
李来福客观的记录中，同样保留了这种复杂性。在那些兢兢业业的行业开创者之外，也有打着工程师名号行骗甚至惹上官司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曾担任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工程设计职务的司徒麟。他自称哥本哈根机械工程师，却从未通过工程师考试，且有酗酒习惯，根本不能胜任土木工程师职务。在林德碑等人向领事馆举报之后，相关调查还发现他早在哥本哈根时期便犯下过相似错误，重压之下只得辞职离开天津，辗转逃往美国。另一位名为克里格尔·安德森的工程师则有着更离奇的经历。他本是丹麦军中尉，因不当行为被解除军职，随后凭据说购自香港的“工程师文凭”进入天津，经林德推荐入职自来水公司，但数周后便因侵吞公款被起诉，1902年7月“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出索赔”，最终于1910年在曼谷因造假被捕送回欧洲。
这些假冒专家的故事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却让全书图景变得立体。一座技术大量短缺、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近代港口城市，既为真正的技术人才提供了展现才能的平台，也为冒险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当技术专家稀缺时，“专家”身份本身便成了一种可以被伪装、借用乃至滥用的通行证，或许是技术迁移历史中最难以回避的人性问题。
综观全书，《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以一群丹麦人的迁徙轨迹为经，以近代天津的城市建设为纬，在两者的交织中揭示出若干值得关注的历史话题。近代城市的技术输入并非宏观结构的简单投射，而有赖于具体的人才流动机制，包括国际商业公司搭建的制度渠道与工程师之间的私人人脉网络，两者共同构成了技术迁移的“毛细血管”。技术移植也从来不是单向过程。天津本土的水文条件、地理环境与建设实践，反过来塑造了工程师的技术判断，并将在地知识输送回欧洲的工程学体系，知识的流向远比“西学东渐”的单线叙事复杂。随着中国留学人才的成长与回归，近代城市建设的技术主体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转型，外国技术人员的群体内部也随之发生分化，真正具有专业能力的人与凭借身份套利的人之间的张力，成为理解这一时期技术史与社会史的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由此而言，“水与电”便不再只是两种技术名词或宏大的建设指标，而与具体的生命实践紧密相连。在这百余名丹麦人之外，更多为维持生存与追求幸福而努力的人，同样默默参与了近代天津的城市塑造。或许正是无数微末生命力量的交叠，才汇聚成那股推动城市发展的深层潜流。本书展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潜流中的一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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