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一道耀眼的白光划破天际,紧接着是天崩地裂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596”爆炸成功,实测当量2.2万吨TNT,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为新生的共和国筑起了第一道核盾牌。当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有了回响,而邓稼先心中清楚,这只是起点——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氢弹的攻关,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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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使命再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紧急冲锋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邓稼先没有庆功,没有休整,而是立刻与于敏等核心骨干围坐在一起,探讨氢弹研制的可行性。研制氢弹,远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原子弹利用的是核裂变反应,而氢弹则是基于核聚变反应,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实现高温高压,让轻核发生聚变,其理论难度、技术要求都远超原子弹。原子弹依靠铀-235的链式裂变释放能量,而氢弹需要以原子弹为“扳机”,通过内爆压缩产生的高温高压,点燃氘化锂-6等热核材料,实现自持聚变燃烧。1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专委随即下达指令,力争1968年完成氢弹试验,提前更好。这份嘱托,成为邓稼先团队攻坚克难的精神旗帜。

二、黄金搭档:暗语传捷报,上海百日攻坚

一场分工明确、全力以赴的攻坚战役就此打响。邓稼先与于敏形成了黄金搭档:邓稼先坐镇九院理论部,统筹总体设计、爆轰试验、力学计算,负责与罗布泊试验场对接,把控整个项目的推进节奏;于敏则带领小分队,专注于氢弹原理与构型的突破。1965年9月,于敏带领团队进驻华东计算所(上海嘉定),利用该所的J501型电子管计算机(每秒运算五万次),展开密集的理论计算。终于在9月底,他们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实现了氢弹原理的决定性突破。激动不已的于敏,给北京的邓稼先打去了一通只有两人能懂的暗语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新奇地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邓稼先立刻心领神会,次日便奔赴上海,与于敏团队汇合,开启了著名的“百日会战”。事实上,邓稼先此次赴沪后,还专门给参与计算的蒙卡小分队下达紧急任务,甚至应队员要求,拿出“中华牌”香烟、请大家吃馄饨,鼓舞团队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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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

那一百天里,邓稼先住进了机房,与科研人员们同吃同住,日夜不休。当时的J501型电子管计算机运算速度有限,还经常出现故障,邓稼先就带着大家分段计算、交叉核对,哪怕一个微小的数据偏差,都要重新推演整组公式——曾有一次计算因程序指令错误导致结果异常,团队排查后修正,仅用三小时就得出了理想数据。饿了就啃干粮、就咸菜,困了就趴在办公桌前小憩,地上铺一张草席便是床铺,寒冬里没有暖气,大家就裹着棉大衣继续工作。他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口头禅“一个太阳不够用”,道出了他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与坚定。他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研制战略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在他的坐镇指挥下,团队反复验算、优化方案,先后编制“509”“519”等关键计算程序,终于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氢弹物理设计方案,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于敏构型”——这一构型不同于美国的Teller-Ulam构型,设计更巧妙、体积更小,更贴合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无需复杂的核材料加工工艺,为后续氢弹试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邓稼先曾评价这次突破:“这是中国核武器史上最关键的一次理论跨越。”

三、实战攻坚:原理验证,筑牢氢弹试验底气

理论突破之后,便是实战化的试验攻坚。1966年5月14日,邓稼先参与设计的空投原子弹空爆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实战投掷的核航弹,为氢弹的空投试验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年,他往返于青海金银滩221研制基地与罗布泊马兰试验场之间,既要统筹氢弹装置的总装调试,又要对接试验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常常在颠簸的戈壁公路上奔波数日,身上的工装沾满尘土,却始终保持着严谨细致的态度。

同年12月28日,罗布泊再次迎来关键时刻,氢弹原理试验如期进行。邓稼先全程坐镇现场指挥,密切关注每一个数据变化,试验前亲自检查铁塔上的试验装置,反复确认起爆时序,生怕出现一丝纰漏。当铁塔上的试验装置成功爆炸,当量达到预期的10万吨级,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这意味着“于敏构型”完全可行,氢弹研制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也让“力争1968年试验成功”的目标,有了提前实现的底气。

四、再震寰宇: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历史再次定格在罗布泊上空。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轰炸机携带着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约2900米高度成功空投引爆。瞬间,闪光万丈,烈焰翻腾的大火球席卷天际,强光刺眼到在场人员需背过身、用手臂遮挡,随后一朵比原子弹蘑菇云更为壮观的烟云缓缓上升,实测当量高达330万吨TNT,约为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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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颗氢弹的研制,凝聚着上万名建设者的心血——从金银滩基地的干打垒厂房,到马兰基地的特种工程,从科研人员的日夜演算,到官兵们的后勤保障,每一步都充满艰辛。这一刻,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载,远超美国的7年4个月、苏联的4年、英国的4年7个月和法国的8年6个月,创造了人类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中华儿女终于彻底摆脱了核讹诈的阴影,扬眉吐气。值得一提的是,氢弹试验当天,于敏并未在罗布泊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得知试验成功后,他安心入睡,尽显科研工作者的从容与底气。

五、隐姓埋名:用坚守诠释科研担当

这两年零八载,是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生涯中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岁月。他长期扎根青海金银滩、新疆罗布泊,在海拔3000米的金银滩,忍受着高寒缺氧、风雪交加的环境,在罗布泊的“死亡之海”,承受着风沙侵蚀、缺水少粮的考验。

他远离家人,极少回家,他甚至无法给家人寄一封普通的家书,连回信的信箱都不能透露。他极简朴素,与科研人员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心中却始终装着整个国家的安危,用一生践行着“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的誓言。

他与周光召共同完成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更成为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的开创性基础巨著。与邓稼先一样,于敏也因投身核武器研制,隐姓埋名28年,直到1988年才正式解密,二人用一生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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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的原子弹巨响,到1967年的氢弹爆炸,这短短两年零八载,承载着中华民族摆脱任人宰割的渴望,凝聚着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邓稼先作为核心领导者,用智慧与汗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用生命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