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毫发无伤地度过童年
近日，法国正面临一项大规模虐童丑闻。84所幼儿园、约10家日托中心和约20所小学的学校保育员正因暴力行为、性侵犯和强奸受到调查。检察官证实，巴黎警方正在调查超过一百起关于学校保育员在午休、午睡和课后活动中虐待、殴打甚至强奸儿童的指控，受害儿童的最小年龄仅为3岁。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6日，法国巴黎，被控性侵学龄前儿童的课后托管工作人员戴维·G在巴黎法院受审首日抵达时，用手遮挡面部躲避电视镜头。36岁的戴维·G因性侵五名儿童以及性骚扰两名同事，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视觉中国 图
《卫报》5月25日发布的一则报道指出，在法国，儿童3岁起必须入读幼儿园，学校保育员是3到11岁儿童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学校保育员负责照看孩子午餐、课间休息、午睡和课后活动，他们陪伴儿童的时间有时比老师更长。他们并非由学校或教育部直接雇佣，而是由市政厅或地方当局招聘——通常缺乏培训或专业资格证书，而且越来越多地以临时工形式聘用，许多人按小时计酬。
法国各地家长针对学校保育员提出的指控包括：对孩子大声呵斥、推搡、拽头发、剥夺食物、强迫进食直至呕吐，以及性侵犯或强奸。今年1月至4月，巴黎市政府暂停了78名学校监督员的职务，其中包括31名涉嫌性侵的人员。巴黎新任社会党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戈尔（Emmanuel Grégoire）上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将这些事件视为孤立存在将是一项集体性的错误，事实指向的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甚至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沉默法则。格雷戈尔透露自己童年时期也曾遭到一名学校保育员的性侵，他启动了一项2000万欧元的计划，旨在解决巴黎学校保育员制度中的“严重失灵”。他还召集了一个市民大会，讨论学校保育员的角色，该大会将于6月提交报告。
这起发生在法国公立教育系统中的大规模虐童丑闻引发了震惊和恐慌，法国社会意识到学校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避风港，儿童被日复一日地置于危险而脆弱的境地。《万古杂志》（Aeon）杂志近日刊登了“在小时候（Being Small）”一文，作者为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心理学院院长、精神分析师汤姆·伍德里奇（Tom Wooldridge），他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指出，儿童的脆弱处境具有普遍性，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度过童年，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总会留下痕迹，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
文章指出，孩童的世界中必然存在不对等关系，照顾者一方是大人、了解世界、总是付出，而孩子则弱小、还在摸索并一直有种种需要。我们一般把这种关系视为善意的，至少是必要且无害的，但英国精神分析师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认为，爱与依赖和挫败感与嫉妒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权力失衡，可以被视为一种施虐受虐倾向。伍德里奇在为成年人提供长期心理治疗和养育孩子的经历中验证了这一观察：童年永不终结，它作为一种内在的语法，持续影响着我们成年后对权力、爱以及自身经历的理解。
伍德里奇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受到了父母的伤害，他想要指出的是，每个人小时候与强力的他者相处的经历必然会留下痕迹。孩子很早就会意识到，亲密关系中可能夹杂着胁迫，而自身的活力也可能令自己或他人感到难以承受。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保护与控制、引导与支配之间的界线始终游移不定。即使在充满爱的家庭中，孩子们也会明白，他人的情绪会像暴风雨一样席卷他们的世界。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交织着温柔和威慑的不对称性的遗留影响最终会成为我们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我们都会携带着小时候的情感逻辑，包括对不带压制的照顾的渴望、对没有羞辱的理解的希冀以及对于依赖会让我们受到他人操弄的担忧。孩子感受到的世界不是一系列概念，而是一系列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大小、力量、知识、行动能力乃至情绪。这种不对称性本身并非坏事，它是保护、学习和依恋的基础，然而由于儿童没有其他理解经验的方式，他们把包括饥饿、抚慰和缺席在内的一切都理解为对自身的评判。成人的回应被视为儿童自身价值的度量，成人的情感疏离对儿童来说是自身失败的证据，成人的不耐烦被孩子视为自己做得不好的反映。
也就是说，不对称性意味着孩子总是把成人的内心状态解读为自身状态的反映。在这一语境下，孩子会幻想成为“大”的那个，踢人、咬人、发号施令或抗议的幼童正是在学习权力。然而这种体验充满了矛盾：依赖难免带来沮丧，沮丧导致攻击性，攻击性引起内疚。在这个螺旋当中，孩子开始意识到爱和支配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候被照顾令他们感到被控制，而施加控制则是他们寻求关怀的方式。
伍德里奇接着写到，除了不得不面对体型和权威的不平衡之外，儿童还受到美国精神分析师伊丽莎白·杨-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所说的“儿童主义（childism）”的影响，即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儿童的几乎隐形的偏见——包括将孩子视为邪恶的、诱惑的、反叛的和污染性的——无形中形塑了成年人对儿童的看法。在杨-布鲁尔看来，成年人通常视为管教和引导的行为往往掩盖了深层次的焦虑，例如他们自身未能解决的依赖问题、他们对于落败的恐惧以及他们对于能力感的渴望。因此，无论是攻击性、脆弱性、性欲、不服从还是渴望，成年人常常将无法忍受的自身特质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孩子成了成年人否认之物的容器。
《一一》（2000）剧照
杨-布鲁尔在《儿童主义》（Childism）一书中写到，成年人利用孩子来应对自己的童年。他们并不是以孩童真实的情感去认识他们，而是透过自身未解决的失望、羞辱以及未解决的渴望和恐惧的滤镜来看待他们。孩子不知情地参与到了成年人调节自己在早年生活中从未得到理解的感受的挣扎当中，这有时会以残酷或虐待的形式出现，但也常常在日常的时刻出现，例如不必要的急躁、伪装成道德确定性的焦虑、被伪装成教导的严苛或者隐藏着依赖恐惧的过度保护。成年人在潜意识中期望孩子承担起自己未能完成的情感工作，而这些经历最终成为孩子必须遵循的情感脚本。
伍德里奇将菲利普斯和杨-布鲁尔的观点结合起来，指出孩子成为了一个情感代理，一个成年人童年自我的替身。通常，孩子在能够表达自身需求的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感知成年人的需求并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天性顺从，而是在不对称关系之下，他们觉得适应成人是生存必需。成年人对孩子的这种利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但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孩子会被卷入成年人未解决的过去，承载着并非源于自身的情感。成人表面上的“育儿”行为，在更深层往往是为了抚慰旧伤、克服旧恐惧或弥补旧耻辱——而这一切都以孩子为媒介。
由于孩子完全依赖成年人生存，他们往往无法允许自己看到身边重要的成年人存在扭曲或防御，他们只会认定成年人是对的，这是一种原始的情感防御机制，其背后的情感逻辑是：如果照护者是错的，自己就处在不安全的境地；而如果错的是我，那么我可以被纠正、被原谅甚至被爱。这样一来，对于孩子来说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将成年人的投射转向自身内部。这种转向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它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会积极构建一个主要基于重要成年人反应的内在自我形象，并围绕这个形象来组织自己的行为、期望和情感生活。如果照护者把需索视为烦扰，孩子就会倾向于压抑自己的需求；如果成年人把好奇心视为威胁，孩子通常会减少探索的欲望；如果成年人觉得依赖令人窒息，孩子就会想办法隐藏自己的渴望。这些妥协让孩子感到安全，对他们来说，安全感就像是爱的感觉。杨-布鲁尔观察到，孩子们本能地保护他们的照顾者，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伤害，而是承担责任，以维持一个关于爱与安全的故事，无论这个故事多么虚幻。
于是，孩子逐渐觉得自己的冲动充满了危险，自己的情感对他人来说过于强烈，自己的欲望似乎带有某种污染性，因此自身的存在必须被管控或削弱。他们遵循成人的幻想赋予他们的角色，否则他们赖以生存的关系会受到威胁，虽然他们有时可能会反抗，但成人很少能够理解。孩子开始像成人一样，预先审视、评判和约束自己。孩子为了维系与无法忍受他们身上的某些活力的成年人之间的纽带，内心开始觉得自己天生是“坏”的，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坏，而是觉得自己的存在对重要之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负担。
这种“真正的自己”和“被要求成为的人”之间的张力可能是终生困惑的开端。伍德里奇在对成人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发现，成年人通常会通过强迫性的自我提升或自我批评来维持这种内在结构。有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坚持认为亲密关系是有条件的，或者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必须隐藏、控制或淡化真实的自我。这种内在的“坏”不仅仅是过去的遗留，它是一种超越童年时期、持续至今的情感氛围。步入成年之后，童年时期内化的不对称感成为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最初为了应对成人的投射而做出的创造性的适应成为了人际交往的方式，驱使我们不断重复某些关于爱、权威、亲密和自我调控的模式。过去善于规避批评的孩子如今追求完美，曾经觉得自己“太过分”的孩子长大后尽量减少自己的需求，曾经觉得自己对他人的感受富有责任的孩子如今对周围的每一种情绪都异常敏感。一些人通过追求权威和成就来抵御脆弱感，有些人则走向另一极，变得顺从并为自己在自主权被夺走之前就选择了放弃感到一种怪异的解脱感，还有一些人则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
关于成年人依恋模式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早期关系模式会重复出现，即使这些模式会带来痛苦。因为熟悉的事物，即便痛苦，也往往比未知的事物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成年人也会致力于寻求缓解。有的人通过看似允诺无条件接纳的关系来寻求慰藉，其他人则诉诸精神修行、审美体验、事业成功或各种形成的自我提升。伍德里奇指出，疗愈并非意味着纠正过去，也不意味塑造一个不受过往经历影响的自我版本，而是改变我们与这些早期结构的关系。当“我有问题”的旧解读不再束缚我们时，幼年时的情感逻辑也会随之变化。那些关于我们的需求、依赖和脆弱本质的偏见可以被反思，而不是一再重复。这并不主要是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而是缓慢的“反学习（unlearning）”。成年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小时候学会恐惧的那些经历，诸如渴望和需要，依赖和抗拒，令人失望或感到失望，都不是弱点，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如果在早年生活中，这些经验曾经导致大人的疏远、惩罚或压制，它们就会令人不安。而通过心理治疗或者长期的反思，我们可以逐渐明白，那个未能满足我们童年需求的成年人，同样在与他自己的童年阴影作斗争，这不是为伤害开脱，而是将叙事从“是我太过分了”转化为“他们无法忍受当时自己的感受”。
最终，我们必须学会一种不同的“做大人”的方式。童年经历告诉我们，“大”是不稳定的，大人可以保护也可以恐吓，可以安抚也可以沉默。成年时期可以提供一种重新定义“大”的可能性，相比起塑造他人世界，“大”更关乎安住于自身世界的能力。成熟非关支配，而在于接纳自己的需求、痛苦和脆弱，而不将其转移到更弱小的、依赖他人的人身上，允许他人在依赖你的同时不感到受威胁，关爱他们的同时不要求感激和顺从作为回报。成为成年人的潜能和责任是做这样的“大人”，不贬低他人，能够不带羞耻地包容脆弱，不含威胁地拥有力量。
AI供应链的底层
2026年4月16日，Meta宣布终止与其肯尼亚承包商Sama的全部合作，内罗毕逾1100名工人随之失业。这条消息在科技媒体上只引起短暂的波澜，随即被更大的新闻淹没。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放回它真正所属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它所揭示的，是一套已经运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剥削机制——一套不依赖任何隐秘阴谋、而仅凭资本的日常逻辑便能自我维系的系统。
Sama公司标志
Sama自称致力于提供“道德AI”服务、声称帮助超过五万人脱贫，这家旧金山公司早在2023年初便已因另一桩丑闻登上国际头条。2023年1月，《时代》杂志记者Billy Perrigo的独家调查披露，为了让ChatGPT的早期版本减少毒性内容，OpenAI将数万条文字片段外包给了肯尼亚的Sama工人进行标注，时薪最低仅为1.32美元。这些片段来自互联网最黑暗的角落，涉及儿童性虐待、兽交、谋杀、自杀和酷刑。一名受访工人告诉《时代》杂志，他在阅读一段涉及儿童的性虐待描述后出现了反复的闪回症状。他说：那是一种折磨。你整整一周都在读这样的内容，到了周五，那些画面会一直在脑子里。
Sama最终在2022年2月提前八个月终止了与OpenAI的合同。据《时代》的调查，直接导火索是OpenAI在图像标注项目中发送了包含儿童性虐待等违法内容的图片，Sama内部团队向高管反映后立即叫停。Sama在声明中将这一决定表述为对工人的保护，但工人们得到的通知却是：公司不想再让员工接触此类内容——而对许多人来说，失去这份工作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
然而Sama继续为Meta承接着内容审核和数据标注工作。404 Media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进一步描述了这种工作的日常面貌：Michael Geoffrey Asia每天连续八小时坐在电脑前，为Meta相关的AI项目逐帧标注色情内容；下班后，他还要充当AI性爱机器人背后的人工劳动力，与来自美国的孤独用户发送短信。一个算法在实时告诉他应当扮演哪种性别、哪种身份。干了几个月之后，他和许多同事一样，出现了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种工作的心理代价在肯尼亚法庭上已有详细记录。肯雅塔国家医院精神健康服务主任Ian Kanyanya医生对144名自愿接受评估的审核员进行了诊断，其中81%被认定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有人同时被诊断出广泛性焦虑症和重度抑郁症。这份报告已于2024年12月4日作为证据递交内罗毕劳动关系法庭。Sama在其提供给工人的“心理健康支持”上，选择的是数量稀少、效果存疑的咨询课程——四名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工人全部表示，这些课程既少见又毫无帮助，因为高生产力要求让他们根本无暇参加。
2019年，前内容审核员Daniel Motaung在组织逾百名同事罢工、争取更好薪资和工作条件后，被Sama以“使公司与Facebook关系面临重大风险”为由解雇。三年后的2022年5月，他在内罗毕提起诉讼，指控Meta和Sama强迫劳动、人口贩卖和打压工会。随后更多工人陆续加入法律行动，指控不断累积——低薪、心理创伤无人处理、解雇通知程序违法，以及欺骗性的招聘广告：职位发布使用“客服专员”等模糊措辞，完全未告知应聘者实际工作内容。
2023年1月，当Sama关闭其内容审核部门、宣布裁员260人时，一个更为露骨的操作随之浮出水面。根据Foxglove法律组织和WIRED杂志记者获得的文字记录，Meta在将内容审核合同转给卢森堡外包公司Majorel之后，明确指示Majorel不得雇用任何前Sama员工。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工人，尽管拥有成熟的专业技能，却收不到任何面试通知，申请石沉大海。部分工人因此面临签证到期后被迫离境的处境，失去的不只是工作，还有留在肯尼亚的合法资格。
对此，肯尼亚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回应。2023年3月，内罗毕劳动关系法院发出临时禁令，禁止Meta通过Majorel或任何其他方式雇用新的内容审核员，同时禁止Sama执行任何形式的裁员，直至案件审理完毕。4月，法官进一步裁定，法院对涉及Meta的案件拥有司法管辖权，推翻了Meta以自身不在肯尼亚注册为由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这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裁定：它意味着美国科技公司不能仅仅凭借地理上的遥远来规避法律责任。2023年5月1日，劳动节当天，逾150名内容审核员齐聚内罗毕的莫凡彼酒店，投票成立了非洲内容审核员工会——这是非洲大陆第一个专门代表这类劳动者的工会组织，成员来自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南非，涵盖了为Meta、TikTok和OpenAI工作的工人。工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Daniel Motaung的推动——他在2019年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Sama解雇，此后花了四年时间走法律程序、公开发声，最终在这一天见证了他当年付出代价的事情以更大的规模实现。
Daniel Motaung
工会成立之后的境遇，并不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顺利。成员们担心公开身份会让他们失去仅剩的工作机会，组织者Richard Mathenge后来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有些人不敢让雇主知道自己加入了工会。Michael Geoffrey Asia走出Sama并在多家数据标注公司辗转之后，成为数据标注员协会（DLA）的秘书长，同时写下了自己的亲历见证——《AI亲密关系背后的情感劳动》，试图让这套机制在更公开的意义上变得可见。在数据标注员协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一位名叫Angela的发言人将工人面对的处境与殖民历史直接相连。她说：当你想到殖民主义，我们曾在英国帝国东非公司的统治下生活——字面意义上，我们就是在为一家公司工作，我们只是产品，是他们运营的一部分。苹果，Meta，Gemini，这些跨国公司来这里统治和主宰，我们在与今日的英国帝国主义公司对抗。
研究者Nandita Shivakumar和Shikha Silliman Bhattacharjee近日在Jacobin的分析中，把肯尼亚发生的事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内加以理解。她们指出，少数几家企业——亚马逊、Meta、OpenAI、Anthropic——如今控制着AI基础设施、数据来源和劳动力市场，同时通过层层转包将风险和法律责任向供应链下游输送，而利润的积累则高度集中于核心企业本身。她们将这种格局描述为买方垄断权力的体现：当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买家时，卖家——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议价空间。从肯尼亚的内容审核员，到菲律宾的业务流程外包工人，到印度的基层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批企业，同一套逻辑。
这套权力结构还带来了一个次生效应，同样值得注意：它对国家本身施加了结构性约束。各国政府为了吸引AI基础设施和投资，往往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监管让步和有利的法律环境展开竞争，从而将自己置于对私营控制的AI基础设施日益依赖的处境。这就产生了一种双重困境：企业可以随时跨境重组生产，而试图通过立法来约束它们的国家，却可能因此面临资本外逃的威胁。Shivakumar和Bhattacharjee对这一动态的描述直截了当：当全球南方的工人开始挑战现有生产组织方式时，资本并不是在既有框架内进行简单抵制——它选择迁移或撤退。
Meta在肯尼亚的所作所为，是这一逻辑最清晰的案例注解。它在肯尼亚法院开始认定Meta本身须对供应链劳工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选择的不是接受这一新的法律现实，而是彻底撤出，裁员1100人，并据报道开始游说推动立法，以限制类似责任机制在未来的适用范围。公司的律师在庭审期间所使用的策略也与这一逻辑一脉相承：首先争辩法院没有管辖权，被驳回后再提上诉，被驳回后再拖延，用法律程序的每一个环节来消耗工人的时间和资源。
AI供应链的空间分布——价值和利润向上积累于美国的少数几家企业，风险与伤害向下转移至全球南方的基层劳动者——与早期殖民经济的提取逻辑具有同构性。不同之处在于，掠夺的介质从土地和矿产变成了数据和认知劳动，而劳动力仍然集中在同样的地理位置，承受着同样的工资水平和同样的法律无力状态。Sama总部位于旧金山，累计融资逾8500万美元，其硅谷客户包括谷歌、Meta和微软；它在内罗毕雇用的工人，时薪最高不超过2美元。这个数字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
但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在客观上制造出新的政治脆弱性。Shivakumar和Bhattacharjee的分析中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观察：与早期全球化阶段不同，彼时劳工斗争、消费者运动和环境运动往往分散指向不同的企业和行业，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越来越将这些对抗力量汇聚于同一批企业。消费者在和Meta争隐私，创作者在和OpenAI争版权，工人在和这两家争劳工权利，各地社区在和这些公司争数据中心的水资源和电力消耗。这些冲突不再指向不同的靶子，它们越来越多地指向同一批人。
这种汇聚创造了新的协调可能。她们援引了正在成形的跨国团结组织——“全球平台工人团结项目”（GPWSP），该项目汇集了来自逾三十个国家的科技和平台工人组织。她们同时指出，如果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区域集团能够将进入其大型消费市场的资格与企业遵守劳工和数字主权标准相挂钩，资本单纯通过迁移来逃避责任的能力将受到切实的结构性约束。欧盟已经提供了一个先例：2024年，欧洲议会通过了针对平台工作的指令，将平台工人默认归类为雇员，明确禁止纯粹依赖算法作出解雇决定。这证明区域层面的集体规制并非纸上谈兵。
Shivakumar和Bhattacharjee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更长远的设想：区域集团不只是谈判筹码，也可能是构建替代性技术基础设施的主体。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单独行动时缺乏开发大规模AI系统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但通过集合投资、共享研究基础设施、建立区域云系统，它们或许能够构建出依赖程度更低的技术生态。这种路径的可行性目前仍高度不确定，但它指向了一个核心判断：当前这套AI发展方式所服务的目标——监控、超商业化、劳动力提取、平台垄断——并非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特定力量选择的结果。AI的未来不是技术预先确定的，它将在政治斗争中被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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