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与乌拉圭爆发冲突未正式宣布战争，双方具体做了哪些举动？态度表现如何？
1863年冬末的乌拉圭河畔，塞罗拉戈省一位名叫大卫·卡纳巴罗的牧场主拍着栏杆抱怨：“再这么查税，我们的牛就要被逼到巴西那边去了。”此情此景，道出了边境地区的日常烦恼——牲畜溢出、逃奴往返、关税飘忽不定。看似鸡毛蒜皮的小摩擦，却悄悄拨动了拉普拉塔大棋局的指针。
南跨国界的牛群背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乌拉圭布兰科党坚持高关税维农、限制外侨土地投机；而巴西南里奥格兰德的庄园主则倚仗庞大市场，需确保牧场顺畅出海。翻开账簿，不和谐的数字在两国首都的书桌上越攒越厚，终于逼出一句带火药味的劝告：“若贵国不能保障我侨民之财产安全，只能另寻手段。”这是1864年春，巴西公使萨莱瓦递交的“备忘录”，字字噙着冷意。
乌拉圭新任代总统阿塔那西奥·阿吉雷并未退让。他反问萨莱瓦：“乌拉圭独立四十载，要不要把主权也写进贵国的海关章程里？”调停谈判旋即陷入僵局。七月间，英、阿两国代表在蒙得维的亚的咖啡馆里试图撮合，“别让大炮替你们说话。”英国人桑顿劝道，可惜谁也说不动两边。八月初，巴西最后通牒递交后仅六日，里约热内卢的灯光彻夜不灭，帝国海军蒸汽舰正悄然掉头南下。
塔曼达雷中将押着十二艘蒸汽舰一头扎进乌拉圭河。浓雾散开时，乌方唯一像样的武装船“萨尔托镇号”正欲溯流北逃。“停船，否则开火！”巴西军官皮涅拉在甲板上连喊三遍。乌拉圭水兵回以一串炮声，结果螺旋桨受损，只得搁浅自焚。三天后，蒙得维的亚宣布与巴西断交，拉美少见的“不宣而战”由此坐实。
海面被锁死，陆地却仍在较量。巴西南方军此刻只有一个旅在边境集结，人数不过两千。为了省却长途攻坚之苦，塔曼达雷把目光投向正被围得喘不过气的科罗拉多党首领弗洛雷斯。双方在捷豹河口的渔棚里草草握手——弗洛雷斯要巴西的炮艇与军饷，巴西要一份“保证书”：战后解决所有对巴欠款，开放河流航运。协议生效后不足一周，巴西骑兵穿过雨后的马塔草原，10月中旬轻而易举接管了边陲小城梅洛，旋即让给弗洛雷斯留守，自己又退回国境，保持“旁观者”姿态。
真正撬动战局的，是萨尔托。那是一座把守乌拉圭河渡口的小城，驻防不过四百余人。11月末，巴西炮艇自水面施压，弗洛雷斯的骑兵从干涸的河床兜抄后路。守军指挥官帕洛梅克只得到寥寥数门旧炮的支援，最终举白旗投降，交出了250名士兵和几门火炮。科罗拉多党随即在钟楼升起红旗，北部通往巴西的道路彻底失守。
胜负似乎已定，却还剩下一块硬骨头——佩桑杜。12月初，塔曼达雷把旗舰锚定于城外，白天炮击，夜里放探照灯压迫防线。城中指挥官戈麦斯最初信心满满，直到乌将军萨阿率部前来增援又在黑河一带迟疑，“若硬闯，只怕两败俱伤。”他转身撤回首都，佩桑杜遂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城墙外，巴西海军与弗洛雷斯的骑兵仍在磨合，协同不畅拖慢了攻势；城墙内，守军用河水泡干饼充饥，日夜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解围。
扼住北方门户，巴西人赢得了最迫切的战略缓冲；扶持科罗拉多人控制要道，弗洛雷斯则找回了丢失多年的政治资本。乌拉圭政府退居蒙得维的亚，布兰科党的旗帜在风雨中渐显暗淡。至此，拉普拉塔又一次证明，小河流的小漩涡，也足以吸引大国驶来巨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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