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武义县志》《浙江近现代史料汇编》《汤恩伯传》（刘凤翰著）《民国人物传记》《上海解放前后史料选编》台湾《传记文学》相关期刊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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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黄浦江码头。
江风裹着湿气，从水面直扑上来，潮腥味混着硝烟气，沿着码头的石缝往上漫。
天色灰蒙蒙的，远处的江面上雾气未散，看不清对岸的轮廓，只有江水在船底不停地拍，发出低沉而沉闷的声响，一下接着一下，没有停歇。
码头上挤满了人。
行李堆着行李，板车压着板车，脚步声、喊叫声、孩子的哭声搅在一起，整座码头乱成了一片。
解放军的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上海城里的人心都散了，能走的都在想着走，不能走的也在想着法子走，所有人都在动，所有人都在慌，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躁乱里。
就在这片嘈杂里，一个女人出现在码头上。
她穿着深色布衣，头发已经花白，走路的步子有些迟，却一步一步穿过人群，穿过堆积如山的行李箱笼，穿过哭喊着找家人的孩子，找到了那条即将离岸的船。
她跪下来了。
膝盖磕在码头湿漉漉的石板上，泥水浸进布衣，两手向前伸着，开口说出了那句话......
【一】一份嫁妆，送走了一个男人的前途
要说清楚马阿谦这一生，得从1918年说起。
那一年她二十岁，父亲替她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武义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汤克勤。
汤家是普通农户出身，没有什么根基，家底薄，论家境，和马家是差着的。
马振南能答应这门亲事，是看中了汤克勤身上的读书劲儿，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未必没有出息。
婚后不久，汤克勤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去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是那个年代有志青年的一条出路。
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这条路走出来的人，有不少后来在军界站稳了脚跟。
可这条路要花钱，路费、学费、在日本的生活费，加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汤家根本拿不出来。
马阿谦把嫁妆拿出来了。
金饰、银器、首饰、绸缎，能变卖的一件件变卖，凑出来的钱还不够，她回了娘家，开口向父母借。
马家人把钱凑上了，这笔钱一部分是她嫁妆折现所得，一部分是娘家拿出来的积蓄，两笔合在一处，才勉强凑齐了汤克勤留学所需的费用。
汤克勤就这样踏上了去日本的船。
汤克勤在日本先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修军事。
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军事预备学校，从那里结业之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是当时中国留日军事生的固定路径。
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此后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根基。
归国之后，他改名汤恩伯，进入国民革命军，在军队里一步步站稳了脚跟，此后职位越来越高，在军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汤克勤走后，马阿谦一个人留在了武义老家。
公婆年纪大了，身边没有儿子照应，全靠儿媳妇一个人支撑。
马阿谦从早到晚，烧饭、洗衣、种地、侍奉公婆，公公生了病，她守夜煎药，婆婆腿脚不好，她日日搀扶，一年四季，这些事从来没有断过。
马阿谦还生了儿子，叫汤建元，孩子的教养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帮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灯给孩子读书识字，就这么把孩子一天天带大。
汤恩伯偶尔回家，住几天就走，每次走时带走的是各种需要打点的事务，留下的是一个日渐沉默的女人和一个越来越懂事的孩子。
这种日子，马阿谦一过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里，她把一个武义农村出来的穷学生用嫁妆和娘家积蓄送进了日本的军校，又用整整二十年的守候和操持撑起了汤家的门户，把公婆服侍到老，把儿子拉扯成人。
这二十年里，她没有出过武义，没有享过什么福，把所有能给的都给了出去，没有剩下什么留给自己。
浙江武义地处山间盆地，四面山岭环绕，交通不便，那个年代从武义出去一趟要花不少工夫。
马阿谦就守在这片山间盆地里，守着汤家老宅，守着公婆，守着孩子，守着一段越来越没有实质的婚姻，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这里。
这是马阿谦前半段人生的底色，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从这个底色上生长出来的。
【二】那张桌上的三百块银元
1926年，汤恩伯回了武义老家，这一次不是探亲。
彼时汤恩伯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经站稳了脚跟，与国民党元老陈仪的妻侄女王竟白有了往来，要正式迎娶王竟白，就必须先了结与马阿谦的婚姻关系。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早年留学日本，与汤恩伯同出振武学校，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相识，回国后关系延续，陈仪对汤恩伯此后的仕途有过不小的提携。
攀上陈家这门亲事，对汤恩伯来说是一步重要的棋，而走这步棋的前提，就是和马阿谦彻底了结。
汤恩伯回家后，往桌上放了三百块银元，告知马阿谦两人就此两清，要她在离婚书上签字。
三百块银元。
在1920年代中期，三百块银元大约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左右的生活开销，用来折算一个女人二十年的守候、她全部的嫁妆、娘家的积蓄，以及她侍奉公婆将近二十年所付出的一切，这笔账怎么算，都是算不拢的。
马阿谦在离婚书上按了手印，签了字。
签完字，她没有回娘家，没有离开武义，她选择留在汤家老宅，继续照顾公婆，继续带着儿子汤建元。
一个被休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哪里，这个问题没有好的答案。
娘家是娘家，回去了是寄人篱下。她已经把全部家当都搭进了汤家，二十年在武义老宅，她的根早就扎在了这里，拔不出去了。
就这样，马阿谦被休之后，又在汤家老宅守了将近二十年，从三十岁守到五十岁出头，把后半段最好的岁月也耗在了这里，耗在了公婆的锅灶边，耗在了儿子的书本旁。
汤恩伯那边，娶了王竟白，后来又有了三夫人钱婉华，仕途越走越顺，先后历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手里的兵越来越多，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
武义老宅里那个女人，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挪地方。
儿子汤建元在马阿谦手里慢慢长大，后来跟着汤恩伯，在军队里也谋了一份差事。
马阿谦把儿子带大，却没有因此在汤家的格局里得到任何名分或位置，她还是那个签过离婚书的前妻，留在老宅里，靠着自己的双手维持着最基本的生计。
这是马阿谦中年段最真实的处境，守着，熬着，没有名分，没有依靠，靠着一股子韧劲把日子过下去。
【三】战场上的汤恩伯
汤恩伯，1900年9月出生于浙江武义，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改名汤恩伯，进入国民革命军，逐步晋升，成为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上的重要将领之一。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爆发。
日军调集重兵进攻南口，意图切断平绥铁路，打通向华北腹地深入的通道。
汤恩伯率第十三军在南口一带展开防御，与日军激战半个多月，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持续时间较长的防御作战之一。
这场战役打下来，伤亡不小，南口最终还是失守了，但这场阻击拖住了日军的进攻节奏，在华北战局上有一定影响。
南口战役之后，汤恩伯的名字开始被外界更广泛地知晓。
1938年3月至4月，台儿庄战役打响，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战果的战役之一。
汤恩伯部在战役中承担了机动增援任务，从侧翼配合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对日军形成夹击，对战役走向产生了影响。
这场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留有大量文献记录，汤恩伯作为参战将领之一，其部队在战役中的行动在多种史料中均有提及。
台儿庄一役之后，汤恩伯的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手里的兵力也越来越多。
不过，汤恩伯长期统兵华中期间，其部队在河南一带的军纪问题也留下了明确的历史记录。
河南地方史志和多种回忆文献中记载，当时河南民间流传着"水旱蝗汤"的说法，把汤恩伯部队与水灾、旱灾、蝗灾并列，这一记载见于《河南文史资料》等多种地方史料，并非孤证，反映的是当地百姓在那段时期所承受的生活压力。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豫中战役阶段，日军向河南大举进攻，汤恩伯所部未能有效阻击，中原大片土地相继失守，郑州、洛阳接连沦陷，国民党在中原的防线几近崩溃。
这场失败在军事史上有详细记录，影响深远，当时引发了各方广泛关注。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历任多职，参与了国共内战期间的多场军事行动，官至陆军总司令。
1948年，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华东地区的防务，手握这一带的重兵，是国民党在华东最后一道防线上的核心人物。
1949年初，局势已经无可挽回。
国共内战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着手安排退守台湾的事宜，整个国民党体制内的人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到这一年，汤恩伯手里的那道防线，已经岌岌可危，撤退不过是时间问题。
【四】1949年：那场仓皇的撤退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南京随即解放，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防线迅速崩溃。
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撤退已成定局，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慌乱里，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走。
汤恩伯在着手安排撤退事宜。
他安排随行离开的有：二房王竟白、三夫人钱婉华，以及所有子女，其中包括马阿谦含辛茹苦亲手拉扯大的长子汤建元；
还有大批黄金财物和古董字画，这些东西在解放前夕通过各种渠道被陆续转运出去。
马阿谦不在这份安排里。
这个消息传到马阿谦耳朵里，她动身去了上海，来到了黄浦江码头。
引子里的那一幕就发生在这里。
她跪在码头的石板地上，开口求他带她走，说不求名分，不求地位，只求一块落脚的地方。
被拒绝了。
那个男人转过身去，没有说一个字，再没有回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汤恩伯随国民党撤往台湾，带走了他认为有用的一切，把马阿谦一个人留在了这座刚刚经历过炮火的城市里。
马阿谦重新站起身，走回了那条街，一个人，在上海，面对着一个她完全不知道走向的局面。
这一年，她五十一岁，手里没有积蓄，没有人脉，没有任何依靠，只剩下出租屋里那一点勉强能维持几个月的家当，还有一身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过的日子。
上海解放后，城里的秩序在快速重建，各处都在清查人员身份和背景，整座城市在一种紧绷的气氛里运转着。
马阿谦的身份摆在那里，瞒不住，遮不了，她是汤恩伯的原配，虽然早在1926年就已经被迫离婚，虽然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可这层关系让她不敢轻举妄动，不知道新政府会怎么看待她这样的人。
那几个月，她几乎不出门，靠变卖出租屋里仅剩的一点家当度日，日子一天比一天紧。
夜里睡不着，她躺在黑暗里，把这一生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又一遍，想那份嫁妆，想武义老宅的二十年，想桌上的三百块银元，想码头上的那一跪，想来想去，想不出一条出路。
到1949年下半年，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口粮一天比一天紧张，这条路快到头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
去找新政府，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
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出来的。
走进政府那扇门，意味着把自己和汤恩伯的关系彻底摊开，意味着把这三十年里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一股脑摆到一个陌生人面前，意味着把命运交到一双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手里。
她不知道新政府会怎么看她，不知道这个身份在那个局势刚刚翻转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走进那扇门之后，迎接她的会是什么。
可她已经走投无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是最后的一步，走出去是什么结果，她无从判断，但不走，连这最后一步都没有了。
1949年下半年，马阿谦回到武义，走进了武义县政府的大门。
武义县政府那天接待她的工作人员，大概没有想到，这个步履蹒跚走进来的白发女人，身上背着这样一段来历。
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她把自己的来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完，停顿了片刻，提出了那个要求。
就一个要求，卑微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工作人员认真听完，把她的情况记录下来，告诉她，会上报核查。
马阿谦走出县政府，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这一次开口，到底会把她的命运引向何处。
而就在核查结论出来前后，一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悄悄改变了她命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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