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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落幕了,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卖力推销日本的护卫舰,为此,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搞了一场三方防长会谈,重点议题就是:争取让新西兰也采购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小泉当场表示,如果新西兰下单,将促进三国之间的军事协作和武器系统相互兼容。他还跑去见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放话要尽早实现日本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

日本防长在“香会”这样的场合如此高调推销军火,并不令人意外,日本从4月刚刚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有条件地打开了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大门,开始大张旗鼓地兜售,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那么日本有没有资格这样做?二战受害国到底能不能对日本死灰复燃的野心进行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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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对出口护卫舰这么上心?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看,日本推动出口杀伤性武器至少存在三大目标。

从军工产业链上看,长期以来,日本军工体系受战后和平体制的制约,内部市场狭小,产能闲置严重,成本居高不下。换句话说,日本的军工技术储备并不差,但长期处于“只投入、不产出”的状态。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日本可以规模化摊薄研发和建造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盈利。刚刚与澳大利亚签下的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合同,总价值约70亿美元——这不仅是日本二战后最大的军工出口订单,更意味着一条长期冻结的高端军工产业链,终于开始“转起来”了。

从军事同盟的绑定上看,如果说卖军火是为了赚钱,那只是看到了表面,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向盟友出口同款的主战装备,是为打造一套标准化的军事协作体系铺路。日本海上自卫队自用的“最上”级护卫舰,和出口给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升级版,在数据链、作战系统等方面高度兼容,这意味着将来这些国家更容易在联合作战演习中实现无缝对接。小泉进次郎称:“如果新西兰选择‘最上’级,将会促进三国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武器系统相互兼容。”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你买我的军舰,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最后,是军事小圈子的机制化,日本媒体曾透露,这场三方会谈可能为将来几年在军事演习、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道路,甚至标志着一种新的所谓“地区安全形式”的出现。日本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这届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修宪又被强行摆上政治议程前列。日本也在推动与美国在印太防务体系中的深度绑定。从装备输出来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长期军事化存在,日本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从战后和平体制的框架中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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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来了,一个连历史都没清算的国家,凭什么扮演“地区安全提供者”?

在日澳新三方峰会开完后的不到24小时,中方就问小泉进次郎,大意是,高市向二战中因日本军国主义死亡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但亚洲的受害国并没有从日本获得同样的道歉或忏悔,而真正的和解应当建立在对所有受害国一视同仁的历史反思基础上,那么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向亚洲受害国致歉呢?

这条提问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日本外交中的一个悖论:既然日本可以对着澳大利亚的战争亡魂表示哀悼,但为什么对于同样是二战受害者的亚洲邻国,却始终不肯给出对等的正式道歉?对澳大利亚的哀悼,证明了日本完全清楚什么是历史责任、什么是战争歉意;但拒绝向亚洲邻国做出同样表示,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主动的政治选择。

对小泉进次郎来说,中方的这个问题,他注定无法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他的回应策略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试图通过表演来转移视线:先是为日本的防务政策辩护,声称日本不以任何特定国家为假想敌;然后话锋一转,指责中国的军事扩张引起了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最后以“日本愿与中国坦诚对话”的姿态收尾。这套操作,是一种政治上的“乾坤大挪移”,属于是典型的回避,那么他为什么要回避?

日本的战略焦虑和其历史态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本之所以始终无法“像德国一样正视历史”,原因既在心灵深处,也在战略现实里。

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国会表示,战后四十年来,日本人对战争的记忆已经稀薄,“二战的事情留给历史学家去处理”。这套说辞成为此后日本保守派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模式:时间久了,就不必再提了。2015年,安倍晋三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承认“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却将自己定位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试图用代际更迭来稀释历史责任。

当历史问题被“代际”化,政治责任就被稀释化。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处理历史罪责的经典策略:承认伤害,但不承认需要“当代日本人”来负责。这种态度在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泛滥的社会土壤中不断滋长。近期日本网民的言论就是证据,有人在公开平台上否认南京大屠杀,污蔑国际法庭档案是“伪造的”。一个国家的网络舆论场上,否认侵略历史成为被广泛附和的论调,说明右翼思潮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

过去几十年,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始终受制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约束,如今,在高市早苗政府的推动下,修宪被再次提上日程。修宪的目的不言自明,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消除宪法障碍。而要推动再军事化,就必须在国内社会塑造一种“日本已经被别国威胁”的认知氛围,指责中国的军事扩张,就是这套叙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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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要想真正成为地区安全的积极力量,它必须先让亚洲邻国不再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而这一步的起点,就是道歉,没有这一步,日本就永远面临一个问题——缺乏政治信用。

总的来说,一个连历史问题都处理不清的日本,如何让亚洲邻国相信它的军事扩张是为了所谓的“地区和平”?中方在香会上已经把正确答案公布出来了,就是日方需要拿出应有的道歉和反省,重建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政治信任。至于日本会不会走出这一步,只能交给时间来验证。至少在这一届的香会上,小泉进次郎的答案,仍然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