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东干人》《白彦虎》《东干语》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东干族形成发展史述评》；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刘迎胜《寻访东干人》（《寻根》1994年第1期）；维基百科《东干族》词条；澎湃新闻《藏在中亚的这个村子，当地人陕西话说得比俄语还溜》；光明网《万里寻访"东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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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的隆冬，天山之上大雪封山。
多伦山口海拔超过4000米，当地吉尔吉斯人把这里叫"葱岭"，风大的时候，站在山脊上的人要把身体死死压低，才不至于被卷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1877年12月的某一天，来了一支队伍。
队伍很长，长到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走在前面的是男人，走在中间的是女人和孩子，走在最后的是老人。有人背着装粮食的布袋，有人抱着还没断奶的婴儿，有人牵着驮行李的骡马。
所有人的脸上都裹着厚布，只露出两只眼睛，眼睛里没有方向，只有求生的本能。
他们翻过了这座山。翻过去的代价，是留下了数千具尸体。
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峡谷里腐烂的气味随着暖风飘散。当地的吉尔吉斯牧民从那条峡谷边经过，需要捂住鼻子，不敢往里看。
后来，他们给那条峡谷取了一个名字——"骨头峡"。这个名字，在当地一直被沿用，从未更改。
翻过山的人，进入了沙俄统治下的七河省地界，扎下了营盘，开始了与故土之间长达百年以上的隔绝。
一百多年后，1990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学者王国杰辗转来到中亚，踏进了一个叫"营盘"的村子。村里的东干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他："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这句话，在那个村子里，等了一百多年。
【一】1862年，火从陕西渭南烧起来
清朝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陕西省渭南一带，一场大规模的民间武装冲突爆发了。
那一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尾声、捻军在各地活动频繁的时候，整个清王朝的内部已经在多处告急。
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积累了多年的矛盾，在外部局势的冲击下，迅速激化，终于在渭南一带彻底点燃。
起义首先在陕西渭南一带爆发，很快蔓延至陕西全省，陕西各地回民联合起来，组建十八大营，与地方团练及清军展开了持续的武装对抗。
与此同时，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民相继响应，马化龙在宁夏金积堡率部起事，马占鳌在甘肃河州积极呼应。
整个西北地区，参与这场起义的回民人数超过了100万，在当时，这是这片土地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武装运动。
战争一打，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里，陕西泾阳人白彦虎逐渐成为这场起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白彦虎，生于1830年，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是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变回军的首领之一。
起事之初，他被推为陕西回军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率部在陕西、甘肃一带与清军周旋多年。
他善于设伏，在山地战中多次与清军周旋，但随着清廷调集重兵加强围剿，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白彦虎率部反攻西安，被左宗棠的军队击退，退入甘肃。
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起义军撤至新疆，一度与盘踞在新疆的阿古柏势力合流，但很快又陷入更大的危机。
1877年，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对残余起义军展开全面清剿。起义军的处境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前无出路，后有重兵。
到了1877年的夏天，白彦虎率领的5000余名陕西回民和另一支由首领马元带领的1000余名宁夏籍回民，已退到南疆喀什噶尔，弹尽粮绝，背水一战的局面已不可避免。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白彦虎做了一个改变了数千人命运的决定——往西走，翻越天山，进入沙俄控制的中亚地界。
这个决定，让这支队伍从大清的版图上彻底消失，也让他们和中原故土之间的联系，就此断开。
【二】1877年隆冬，翻越多伦山的那条血路
翻山，发生在1877年10月底到12月间。
从喀什噶尔出发，向正北方向行进，需要翻越天山恰克马克山隘口，越过多伦山。
这段路，在正常天气下已经是极为艰难的高山行程，而1877年的这支队伍选择翻山的时候，偏偏赶上了大雪封山。
迁徙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吐鲁番方向聚集的人马，由一位被称为"马大人"的首领带领，共约1000人，从天山北麓进入俄国境内，最终抵达奥什。
第二批是甘肃籍的队伍，由阿訇出身的马元带领，马元在东干人中有"大师傅"、"狄道阿爷"或"尤素福哈吉"等称呼，这批人共1130人，在1878年春天迁居到普尔热瓦尔斯克附近的伊尔迪克村。
第三批人数最多，由白彦虎亲自率领，共3314人，全部是陕西籍，最终落脚在离托克马克约8公里的卡拉库努孜。
三批人，总计不过五千出头，而他们出发时的人数，远不止于此。
路上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史料记载。能留下来的，是那条峡谷里堆积的骨头，和当地土著吉尔吉斯牧民后来给那个地方取的名字——"骨头峡"。
东干老人后来讲述，翻山之后的第二年，一些东干人专门回到那条山峡，把骨头和尸体重新整理掩埋，请阿訇念了经文，做了悼念。
有几十年之后去那里做生意的东干人回忆，在晚上经过那条山峡时，还能看见地面上泛起的磷光。
1877年12月初，白彦虎率部撤到喀什以北的中俄边境一线，前有天山，后有清军。
据史料记载，白彦虎在这一刻甚至动过向清廷自首的念头，是他的正室夫人——陕西同州人，被众人称为"白大妈"——率先站出来，号召众人断后，以保主力翻过山口。
在她的激励下，队伍下定了翻山的决心。
白彦虎用重金向俄国方面买路，以一户留一人在国内作为条件，争取到了入境的机会。那些被留下来的人，此后再无音讯。出走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翻过天山的那些人，在山的另一边，踏进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脚下是中亚的草场，耳边是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身后那片让他们出生、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打了十六年仗的土地，从这一刻起，变成了遥远的、只能靠记忆维持的存在。
白彦虎本人，在进入中亚之后只活了五年。1882年7月26日，白彦虎病逝于俄罗斯帝国境内，终年五十三岁。他没能再踏上陕西的土地，也没有看到他带出来的这些人在异乡站稳脚跟的样子。
但他带出来的人，留下来了。
【三】在七河省扎根，用一口陕西话建起"营盘"
活着进入沙俄境内的这批人，被安置在七河省地界内，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交界一带的楚河流域地区。
沙俄当局对这批不速之客的态度，称不上热情，但也没有驱逐。
当时的中亚地广人稀，荒地多得是，划几片荒地给这批难民，换来他们的安分定居，在沙俄的盘算里，并不是一笔亏本的生意。东干人接受了荒地，开始在上面耕作。
开荒种地，这是陕甘农民的老本行，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换了一片土地，照样能用。他们种小麦，种棉花，种从家乡带出来的种子，还把水稻种植的技术带到了中亚。
在这之前，中亚的农业传统以粗放的旱作为主，东干人带来的水稻种植方式，在当地是一项新技术，后来逐渐被当地人接受和推广，这也是东干人对中亚农业历史留下的一个具体痕迹。
落脚的地方，他们用陕西话给它命名。军营里扎下的驻地，陕西人管它叫"营盘"，这个词就这样被带到了中亚，变成了一个个村落的名字。
哈萨克斯坦境内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陕西籍东干村，至今名字就叫"营盘"；另一个村子叫"新渠"，也是地道的陕西地名风格。
第二次迁徙，发生在1881年前后。
1881年2月12日，清俄两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居住在伊犁地区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可以自行选择留在伊犁，或者迁入俄国境内定居。
这一条款一出，又有大批伊犁地区的回民选择西迁，迁居到了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索库卢克区一带，进一步壮大了东干人的聚居规模。
两次迁徙加在一起，落脚中亚的陕甘回民近万余人。这是东干人最初的人口基础。
这批人在中亚站稳脚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聚居，第二件事是通婚，第三件事是维持语言和习俗。三件事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在异乡留住自己的根。
聚居，让他们的生活圈子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早期的东干人与当地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俄罗斯族等民族虽有往来，但在通婚和日常生活上，更倾向于本族内部的交流。
陕西籍东干人比甘肃籍东干人在这方面更为保守，更倾向于与同样来自陕西的家庭结亲。
这种封闭的聚居方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文化保温层，让他们带过来的语言、习俗和集体记忆，在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压力下，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存。
以语言为例，语言学家后来研究发现，东干的陕西话有四类声调，与中原官话里关中片的语音特点完全一致。
而东干的甘肃话有三类声调，平声不分阴阳，与中国西北方言陇中片的语音特点相吻合。
换句话说，东干人在中亚讲了一百多年的话，仍然是他们祖先离开陕甘时说的那口方言，没有跑偏，没有混淆，音调结构保持着惊人的完整性。
不只是口音，词汇更是一座活着的清代辞典。
东干人在日常生活里，把政府叫"衙门"，把官员叫"大人"，把警察叫"衙役"，把学校叫"学堂"，把商店叫"铺子"，把银行叫"钱庄子"，把钱叫"贴子"，把朋友叫"联手"，把理发师叫"待诏"，把签名叫"画押"，把已婚妇女叫"婆娘"，把总统叫"皇上"或"皇帝"。
这些词，在今天的中国内地，已经很少出现在日常口语里。
但在距离西安三千公里外的中亚村落里，东干人每天就是这么说话的，说了一百多年，没有人去刻意维持，也没有人去刻意改变，语言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
时间走到1990年代，苏联刚刚解体，中亚各国陆续独立，外来访客开始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入这片土地。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自陕西和中原的学者，陆续找到了东干人的聚居地。
那是一次次令人无言的相遇。
学者们走进村子，看见土坯房、木门楼，看见院子里晾晒着辣椒和玉米，看见锅里煮的是面条，案板上摆的是馒头。主人端出来的是盖碗茶，泡法和陕西、甘肃老茶馆里一模一样。
坐下来说话，对方开口是关中腔，用的词是"铺子"、"衙门"、"钱庄子"——这些词，北京人未必听得懂，山东人未必听得懂，但只要是陕西关中人，一个字都不会陌生。
可就在这种几乎无缝衔接的文化共鸣里，一个问题刺穿了所有的感动。
在访问过程中，不止一位东干老人向来访的中国学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大清国，还在不在？
这个问题不是随口一说，不是误解，也不是玩笑。
那是真实的、认真的、等待了一辈子的疑问。他们的父辈讲过出走的故事，他们的祖辈讲过大清国的事，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个出发的地方，后来变成了什么模样。
一百多年的隔绝，让这个问题在一代代东干人心里悬而未决，悬了整整一百多年，直到这些中国学者走进村子，才终于有了可以问的对象。
然而，当陕西师范大学学者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村中，听完东干老人的那句问话，对视片刻，开口告诉老人答案的那一瞬间——老人脸上浮现出来的神情，让在场所有人都怔住了，久久无法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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