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时代，通过网络平台与自媒体记录并分享日常生活，并将其发展为一种职业，日益成为一种潮流。康奈尔大学学者布鲁克·埃琳·达菲在三年内深度访谈了55位社交媒体博主，并对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经历和感受进行研究分析，写成了一部社会学专著：《热爱的代价：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在这本书中，达菲从“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职业理想在社交媒体产业中的投射现象出发，剖析了“愿景劳动”这一概念在资本结构和性别维度上的本质，进而揭示了网络资本如何借助社交媒体运行过程中“本真性”与“创意性”的叙事神话，实现对平台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
达菲提出，愿景劳动是一种（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报酬的独立工作形式，由“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并获得回报”这一备受推崇的理想驱动。这一劳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愿景消费——一种通过市场渠道表达自我、由地位驱动的消费行为。对劳工们而言，通过愿景劳动，换来一份能充实生活同时有利可图的事业或职业，是他们付出劳动的核心目标，也是他们最理想的回报。从时尚博主走上纽约时装周获得高价薪酬，到油管网红一夜成名后踏入创意行业，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回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不断被放大传播，人们对愿景劳动的乐观心态也水涨船高，纷纷跻身其中成为网络创作者。而我们也不禁好奇，通过社交媒体的愿景劳动，他们的愿景和理想真的成功得以实现了吗？而这，也是作者布鲁克·埃琳·达菲不断在追问的问题。
《热爱的代价：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
“可见性”和“本真性”的谎言
社交媒体的愿景劳动备受推崇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愿景”二字，这种愿景最直观体现在“可见性”和“自我表达”上，即通过社交媒体实践在网络平台积极展示自我，获得关注。除此之外，一种劳动的“被看见”也是其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重要基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劳动方式被看见的具体面向，以及伴随着其被看见而来的种种变化。
社交媒体内容的网络受众，即博客的读者或者视频平台中的观看者，是牵动网络创作者“可见率”的主轴。在一个讲究数据驱动的信息时代，点赞量、转发数和观看者反响度是衡量内容曝光度的一大指标。但是，与工作内容相对固定的职场生活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推广内容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不同喜好，具有极大的随机性。社会关系系统也会影响博客和作品的推广度。那些本身拥有相对优越的地位或者有更多社会资本和资源可用的博主，在自由竞争的媒体平台往往更具竞争力，并夺得更多关注。
达菲指出，“内容被看见”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论下很容易被框定为一种精英制度，媒体会宣传只要投资于自身技能的培训并努力创作优质作品就能获得成功，但实际上，这种成功和经济与文化资源相关，而非个人能力或努力。当然，优质的内容也不一定就会被看到，反而被流量“暗手”给拽入无人观看的深渊。在国内的一些网络平台，有些自媒体为了减少成本可能会去剽窃盗用别人的成品，搬运到其他平台占为己有，有些则是把别人的成品导进AI生成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种作品的质量往往不高，也侵害了他人的创作权益。也会有人搞一些猎奇恶俗的画面和引流夸张的标题吸引噱头，使得许多真正热爱自己的创作，为爱发电的高质量创意博主深受打击，整个网络社区也会因此变得乌烟瘴气。在这种层面上，网络平台的“自由”和“开放”反而让优质创作者变得极度“不自由”，他们作品内容的可见和推广也变得难以实现。
除了创作内容的被看见，愿景劳动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二元对立的性别化历史中的可见性也值得讨论。
愿景劳动产生于愿景消费，二者的联系又离不开女性社会定位的不断演变。在维多利亚时代，“养家先生与消费太太之间的二元关系”创造了并维系了女性气质与购物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到了20世纪初，“女性与消费主义”的文化假设进一步促成了女性作为消费者身份的建构。一方面，女性消费者被大众文化描绘成情绪化和无法自控的购物机器；另一方面，新兴广告业在活跃的消费市场中为刺激女性冲动消费又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广告会利用品牌代表的阶级意识，吸引有阶级上升愿景的女性通过购买品牌商品传达社会地位。她们的这类愿景消费被理解为对拥有更高文化资本者的模仿，但是模仿终究只是一种理想的投射——想象中的未来在物质商品中社会属性的投射。无论如何，消费主义和展示自我社会地位的绑定关系，让愿景消费变成一种对个体可能成为什么的投射，也是不少女性实现“自我表达”的一个方式。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后女性大规模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传统消费者生产者身份的二分切割也才得以被削弱。女性作为“愿景消费者”“购物者”的形象逐渐因为其家务劳动和其他非物质劳动的被看见而发生改变，但同时努力投身职场的女性也无法逃避家庭和职业两难选择的难题和类似薪资不平等的职业性别歧视。在此背景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中的愿景劳动，可以说为她们开辟了新的就业可能。愿景劳动继承了愿景消费“表达自我”的情感诉求，其概念却和传统的“女性工作”（如家务劳动、生育劳动、护理劳动）有相似之处——在资本主义的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却长期缺少关注。媒体会通过美化的方式积极宣扬这一劳动中“愿景”的美好，但是对于劳动无偿这一基本的劳动问题却选择视而不见。表面上，社交媒体上走红的博主被资本不断推到公众视野和闪光灯下，被无数人看见；而剩下的千千万万的劳工无偿地在社交媒体上用热爱更新着每一期精心准备的作品，却难以被看见，也很难得到回报。这也可以说明，这一劳动本身并没有得到价值层面的地位重视。它不是真的可见，所谓的可见性不过是资本编造的谎言。
与社交媒体愿景劳动“可见性”如影随形的，是关于“本真性”的叙事神话。在媒体平台上，资本常将那些登上杂志封面、收入丰厚的顶级博主描绘为“真实的女性”或“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相应地，这些博主在面对自我采访时，也往往有意淡化甚至否定传统的地位和专业知识标签，将自己塑造成普通人。正如达菲所言，“这种民粹主义话语见证了更广泛地激发社交媒体生产的技术乌托邦修辞”，本真性的诉求一直是商业信息的核心：在强调博客平台具有多样性或包容性的基础上，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真实地”表达自我。而这也某种程度上成为博主们打造个人品牌和网络形象的一大王牌。
事实上，“真实”的自我和迎合她为/借由受众打造的品牌形象之间充满矛盾。博主们需要借助大量工作和自我规训将“真实”的自我推销出去，但“本真性”本身的概念界定又充满不精确性。本真性会与经济上的可及性相关联，例如，时尚博主推荐平价的产品给普通受众，让他们在经济生活层面产生共鸣，从而感受到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本真性也会强调创造性的自我表达，如在时尚博主圈子中，穿搭搭配风格越独特越显得理想化；本真性甚至推崇个人生活的细节化披露：本来，数字空间尚未融入博主们的现实生活，他们大部分会选择匿名身份，但是因为展示自我和袒露自我显得更“真实”，可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所以还是逐渐走上了公开真正自我的道路。
由此可见，“本真性”的价值观念本来就具有多元和矛盾的内涵，社交媒体的博主们要完美践行这样一个难以界定的理想目标绝非易事。而且，网络上的自我暴露与现实身份的可见，使得博主一旦无法满足观众对“本真性”的期待，则可能陷入被公开批评和网络霸凌的风险之中。所以，为了调和真实的自我呈现与对自己有利的自我呈现之间的差异，他们有时会表达一个未来的“理想自我”，这时“本真性”也就成了一个表演性质的谎言。
“灵活性”与“创意性”的陷阱
社交媒体中愿景劳动被宣扬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工作模式的自由与灵活性。特别对于女性来说，相比缺乏带薪产假和休假时间的职场生活，线上办公似乎很灵活。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据达菲研究的女性受访对象所言，社交媒体运营对稳定在线和多任务处理有很大要求，作品需要定时定向发定量帖子，就算是线上办公，也伴随着二轮值班。对于那些需要兼顾家务、育儿和线上工作的女性而言，这种所谓的“灵活”与常规的职场生活相比，只是从“分时段做两份活”变成了“同时做两份活”，它依然建立在消耗大量精力的基础上，而她们所承担的巨大家务劳动，同样无法因此减少。
除此之外，从“创意性”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窥见“灵活性”的不少端倪。资本高调宣扬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是给自己热爱的事情做一个创意出口，不仅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投入心血，而且还能把它发展成为一条意外的职业道路。受达菲采访的博主在回忆创办博客与品牌社交媒体网站的动机时，也提到了备受推崇的创意自由和个人表达的理想。事实上，博主们在“努力做出有创意的内容”的目标驱动下，要承担诸如拍摄、编辑、修改、撰写等一系列工作带来的压力。因为创意创作耗时且不可控性，而且一整套创作流程伴随着灵感和想象力的不确定性，时间安排上的灵活几乎无法实现。打造“创意”标签，还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找到正确定位以并吸引忠实受众，这使得本就难以维持稳定产出的博主们受到了更多的牵制。
创新创意的自主生产和资本的模式化生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被大量经济效益和文化资本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靠个人的“创意”打出一条创业大道极其困难。很多网红为了能尽快“火起来”，也只能跟随网络大流，进行模式化的产出，最终落入资本的流量的圈套却无法“灵活”脱身。以抖音为例，这类平台依托“模板复制”，形成了内容推送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博主们只要遵照其模式进行创作，就很容易被平台的流量推送机制带动涨粉。这对那些渴望迅速被看见、被追捧的创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讽刺的是，与工作上的“不灵活”相对，作品的曝光度、受众的反馈和博主们得到的回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一些接了广告商单的全职博主来说，其账号的粉丝数以及每一个作品的曝光度、点赞数，都将成为量化数据，作为衡量其报酬的指标。他们需要时刻关注流量的变化，而流量的变化如此灵活，得到的收入也难以维持稳定。再者，博主对创作内容的创意想法与广告公司对精心策划的促销材料的要求也很容易发生冲突，由此陷入逐利创业和创意自由之间的抉择困境。就如书中所言，那些渴望通过自己的兴趣项目谋生的社交媒体创作者，必须在赚取收入与避免空洞的、利润驱动的表达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许多博主到最后不仅获利甚少，创意表达自我的热情也不断被破灭，成为“无情的广告推销员”。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普通人通过自己充满创意和热情的社交媒体愿景劳动，实现换来一份能充实生活同时有利可图的事业或职业的最终回报，更是遥不可及。回到关于愿景劳动“不可见”的问题上，我们就能发现愿景劳动能成就职业理想的愿景叙事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铺满“灵活性”和“创意性”玻璃渣，远望闪闪发光绮丽无比，踏入其中的人却每一步都带着痛楚和损耗。
愿景劳动不可靠的回报结构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女性职场中的“粉色贫民窟”（pink ghetto）如出一辙。所谓“粉色贫民窟”，通常指由女性主导、薪酬较低且难以发挥个人才华的职业领域。达菲的研究指出，创意产业中盛行的无薪实习文化也是典型的“粉色贫民窟”——大学生为丰富简历而参与这类无报酬实习来“积累经验”。研究表明，女性在此类岗位中占据主导，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劳动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化。
虽然工作通常临时且没有保障，但女性似乎更容易通过热爱这一神圣理想来正当化自己选择这种经济上不稳定的职业道路的决定。这和女性群体从“愿景消费者”到“愿景劳工”的身份转变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资本对这一工作的浪漫化包装。如果说“灵活性”和“创意性”是吸引人们踏入社交媒体行业的陷阱，那通过愿景劳动实现职业理想就是一个危险的成功学泡沫。理想化的新自由主义劳动者主体具有创业精神和自主性，推崇灵活且自由的工作，但这种对自主性和个人主义的压倒性追求取代了对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关注，遮掩了独立工作的严酷现实。少数“成功”的专业人士与大量未能成功的创意逐愿者的差距，或许不在于创意的多少和努力的程度，而在于愿景劳动本身回报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就如第一部分所说到的，博主们的成功实际上和他们持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源相关，而非个人能力或努力。“被发现”和“走红”只是资本在互联网传播的一种数字理想主义，愿景劳动本身也被灵活、自主、自由等词语过度美化，实际上，这类劳动和工作一点也不灵活和不稳定，也毫不浪漫。
总之，在资本吹捧受欢迎度和个人品牌建设的理想时，社交媒体愿景劳动参与者免费提供劳动的事实被营销人员有效地掩盖了，劳动过程也被乌托邦式的修辞包装得过于闪亮。愿景劳动在历史上根植于性别倾向，它“不可见”的隐形性质本质上是对传统“女性工作”的重演，也没能在作为劳动基础的经济报酬的稳定性上提供保障。
回到最开始关于愿景和理想是否真的成功得以实现的问题，达菲的研究结论是：“那些最有可能在社交媒体的喧嚣中脱颖而出的人，恰恰来自长期以来主导科技和创意经济的社会类别，特别是那些拥有足够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人。”可见，这一劳动塑造的愿景就如一件闪亮而脆弱的玻璃艺术品，投入其中的普通人根本无法避开其不可预测的碎裂。而如何在珍视劳动者美好愿景的同时，将劳动不光鲜的本质从被美化的叙事神话中挖掘出来，使其被真正看见，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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