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军统特务被捕后，当场指出一名新四军女兵身份，称她竟然是自己的直接上级！
1941年初，江南细雨未停，皖南山区却迎来一支背着书包的队伍。两百多名从上海秘密出发的青年学生，簇拥着一面印着“真理团”字样的旗子，沿着崎岖山路走进新四军一师一旅驻地。他们是根据地急需的文化骨干，也是敌特机关眼中的“黄金鱼群”。在这支队伍中，田青重新回到了熟悉的队列；与她一道而来的，还有一个戴着圆边眼镜、一路寡言的青年——黄特。
招募学生的念头源自叶飞早年的布置。苏南乡村识字率低，宣传队、卫生队、文书处缺人，必须靠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填空。可战争掺杂着谍影，越缺什么，就越容易被人钻空子。锄奸科暗暗把目光盯在几名新面孔身上，其中就包括黄特。没人想到，这位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子，竟是军统潜伏多时的棋子。
不久，部队在外围破获一处日伪据点，搜出电讯器材，顺藤摸瓜擒下黄特。夜审室里，风吹着油灯摇晃。黄特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怕死，可我手里有名单。”语气平静，却让在场的侦讯员侧目。他抛出一个惊人数字——潜伏在旅里的线人多达两百人，而“上线”，竟是田青。
田青才被叫到审讯室，脸色依旧苍白。黄特直视她，“你是我上级，对吧？”田青愕然，“你在胡说！”短短两句对峙，把空气冻结。锄奸科不敢怠慢，连夜拘押田青，并迅速控制她曾同宿舍的史行、黄炜、董大任等十余人，营地顿时人心浮动。
田青的档案并不完备。她1938年在上海参加战地服务团，组织街头演出、募集药品，后因苏南大“扫荡”与部队失散，辗转沪上，坚持地下交通工作。重返部队前，她联络的“真理团”在闸北小学教室里动员青年奔赴前线，这些线索被黄特一口咬成“军统外围”。缺少文件证明，锄奸科一时也拿不出反驳证据。
连日审讯，锄奸科靠“坦白从宽”打法，企图让“口供串口供”。有人招架不住，含糊承认“参加过秘密读书会”，又被解读为“接头暗号”。抓捕范围像滚雪球，扩散到炊事班、卫生所。粟裕接报，皱着眉头问：“真有这么大网？物证在哪？”对方沉默。粟裕随即拍电报给军部，请汤光恢介入复核。
三日后，军部分队押着黄特重审。汤光恢把一张纸往桌上一拍：“名单呢？密电码呢？没有？那就从头说起。”黄特开始语无伦次，原本指向田青的供词漏洞百出。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传来密电，“真理团”确系我方外围抗日群众组织，并无军统背景。事实与口供完全对立，悬而未决的疑云顷刻瓦解。
黄特的动机随之曝光。他曾在沪上追求田青，屡遭婉拒，愤愤投靠军统，自认为凭这条“情仇”能保性命。审讯末尾，他按捺不住恐惧，趁看守不备，以腰带自缢于草棚横梁。有人叹息，也有人解恨，但更多是对冤枉同袍的愧疚。
田青与被牵连的学生很快获释。可在此前的突击搜捕中，两名年轻战士已于日军扫荡时牺牲，另有数人带伤未愈。粟裕在全旅会上直言：“敌人会栽树，我们不能自己捡柴添火。”锄奸科被责令写出检讨，审讯程序自此补充了“先物证、后口供”的硬杠杠，并增设外线核查环节。
有意思的是，这场风波后，学生军求证身份的办法也悄悄多了几道：学历要核，社会关系要核，陌生口令不能只听口供。麻烦虽多，却让后来的渗透企图屡次受阻。战地服务团重组，田青照旧敲起木板，教新兵唱《新四军军歌》。她说：“枪口能守住阵地，歌声也能守住人心。”台下的粟裕点头，转身吩咐随员：“把这条经验写进下一期《前哨》。”
误判的阴影没有一夜散尽，但部队并未因噬指之痛而停下脚步。此后数年，新四军在华中纵横，情报流转的规矩一步步清晰：凡言之必证，凡证之必查。田青在前沿演出时常被战士围住，“那场风浪值吗？”有人悄声问。她摇头，“值不值，得看咱们能不能再少死几个人。”前面的山路依旧狭窄泥泞，可这一次，人们学会了边走边看脚印，不再只听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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