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他大肆打击年迈彭老总，最终被法院判刑十八年，这段历史值得深思吗？

1963年盛夏，《历史研究》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戚本禹”的长文，题目平实，却敢于重新评议太平天国统帅李秀成。编辑们把稿子递上去，几天后就传来消息：中央领导在批示里写了“观点可备一读”。这一行字，像一张隐秘的通行证，把作者送进了中南海。

彼时的秘书机构有种“不成文的偏好”——谁能写、谁敢写、谁善于用史料服务现实，谁就更容易被看见。戚本禹正踩中了节拍。上海求学时，他常在弄堂口靠一把藤椅读《资治通鉴》，同伴笑他书呆，他却说：“早晚派得上用场。”入党后，他调北京做资料员，白天分类文件，深夜磨笔写稿。《评李秀成自述》让他从一名普通抄写员翻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桌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破旧立新”激烈争论。会场外，秘书处的流程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文件从各部门涌入，先被秘书组粗分，再递交给领导。当时的规矩是：凡给毛主席的文字，一律先过戚本禹这道关。几位部级干部在走廊里低声抱怨：“材料又卡住了。”戚抬头打量他们，慢吞吞吐出一句，“急什么，先让材料‘脱胎换骨’。”语气轻，却透露出新人对手中权力的敏感快感。

同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公布，戚本禹排名第四，仅次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个名次让人惊讶，因为此前外界对他几乎没有概念。宣传口出身的他，很快把注意力投向两位”焦点人物“：刘少奇和彭德怀。庐山会议后，彭的处境本就尴尬；而刘少奇长期负责国家日常事务，在群众运动中极易被树立为“对立面”。戚充分理解这种心理学的效用，他找到几名报社编辑，说：“翻翻《清宫秘史》，看看慈禧如何对付异己，文章要写得生动！”随后，他又把自己起草的八条“罪状”塞进批判提纲。

8月的一天，西山脚下的砖瓦院里挤满了造反派，大字报贴得满墙。有人冲进屋子，高声诘问彭德怀，“到底认不认错？”老人抬头，眉目已显疲惫，只回答：“我对党没有二心。”拳脚随后落下，戚本禹没有亲自动手，却站在人群后，冷眼旁观。事后他在会上轻描淡写：“群众自发行动，我们只是顺应形势。”这句话被记录在案，后来成了定罪的一个旁证。

对刘少奇的围攻更为隐蔽而尖锐。戚把影印的旧档案、剪贴的报纸、再创作的“内部材料”混编在一份“黑材料汇编”中，层层上送。几名年轻记者被他点名去写“短评”，一夜之间，刘少奇被冠以“睡在身边的反革命”之名。历史积怨、现实政治与个人才情，在戚手里搅成一锅浓汤，香味四散，却难辨真伪。

196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若干造反派骨干和部分激进干部停职检查，戚本禹赫然在列。那天夜里，他在小屋里一遍遍改自己的检讨材料，纸团丢了一地。据说，他曾抬头问警卫：“是不是还有回旋余地？”警卫没回话，只把门带上。检讨递上去后，他被隔离审查。

进入1980年代，国家对“文革”遗留问题进行系统甄别。1984年，戚本禹被判有期徒刑18年，罪名包括诬陷陷害、非法拘禁等。宣判书冷静列出数字和日期，没有一句情绪化词语，却把他过山车式的人生轨迹压缩成薄薄数页。昔日秘书通行无阻的走廊，如今成为他不得踏入的禁区。

回溯整个过程，几件事值得注意：第一，学术论文在特殊时代与政治需求紧密缠绕，它既可成阶梯，也可能成陷阱；第二，秘书处本是上传下达的中性机构，一旦过滤机制被个人意志渗透，影响力将几何级放大；第三，运动期间形成的个人神话，常在制度回归时迅速瓦解。戚本禹的经历，就是这三点交织后的典型样本。

对话、掌声、怒吼、审判，在20余年间轮番登场。到刑期宣判的那一刻，所有喧嚣归于沉默，留下的只是档案柜里一叠发黄的纸和历史研究者冷静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