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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贵阳街头，日头毒辣，石板路被晒得发白。
一支车队行进途中，被前方一辆抛锚的军车死死堵住，动弹不得。
车队就这样停在路当中，前后无处可走。
没等多久，一个身形矮壮的人从车里走了出来，大步走到正在修车的军官面前。
那名军官刚要开口解释，对方已经抬手拔枪，对着他连开数枪。
枪声炸开，街上的人全愣在原地。
那名军官倒在了贵阳的石板路上，死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扳手。
打枪的人把枪插回腰间，转身走回车里，车队重新启动，扬长而去。
贵阳街头的百姓和士兵，看着地上那具尸体，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这个人叫刘伯龙，时任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贵州龙里人。
那一年，他的名字让贵州的人听了都两腿发软。
就在这一枪打响的数月之后，1949年11月14日，贵阳城郊二桥转弯塘，又一声枪响，把整座贵阳城震得人心惶惶。
而4天后，1949年11月18日，贵州晴隆县政府院内，一连串密集的枪声再度炸响。
这一次，倒下的人是刘伯龙自己。
【1】从黄埔走出来的人
刘伯龙，贵州龙里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后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别动总队参谋长等职，后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习，194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1949年任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
刘身材矮小精悍，自命不凡，狂妄自大，常有杀人立威之妄行。
黄埔毕业之后，刘伯龙在别动总队中担任参谋长、代理总队长，是国民党特工组织的核心人物，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
特工出身的人，做事往往不讲规矩，只讲手段，只看结果，把暴力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第一选项，这一点在刘伯龙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
1942年，一场战事让刘伯龙的底色彻底暴露。
1942年他担任师长期间奉命赴缅甸与日军作战，在指挥战斗中看到战局不利就擅自脱离岗位，带着几个亲信偷偷逃回了国内，为此受到国内一片谴责，还因此被撤了职。
被撤职之后，他很快又找到了自己惯用的那套手段。
他对蒋介石张口一个校长、闭口一个领袖，极尽阿谀奉承之词，才获得保全升迁。
在贵州，他留下的恶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厚。
刘伯龙在任国民党新二十八师师长期间，曾奉命在黔东一带围剿苗族领袖潘致和的队伍，双方在对峙中新二十八师的参谋长陈瑞被流弹炸死，刘伯龙听后大怒，命令部队攻下对方的所有村寨后，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斩尽杀绝，当时一个叫魏锡龄的副师长就奉命带部队执行这个任务，连这个见惯了血腥战场的军官都认为迁怒于百姓太不人道了，但命令下来就要执行，他害怕日后担责，还特意把命令拍成照片当做证据保存了起来。
到了1948年，蒋介石直接委任刘伯龙为军长，让他成为贵州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代表蒋介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1949年4月，第十三编练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九兵团时，第八十九军军长王伯勋任兵团副司令官，刘伯龙继任军长，同时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原辖三个师改编为第三二八师和第三四三师，其中第三二八师张涛任师长，第三四三师项荣任师长。
蒋介石把谷正伦和刘伯龙进行认真对比，始终认为无论反共决心还是残酷手段，谷正伦都远远比不上刘伯龙，滇黔危局需刘伯龙支撑是较为理想的安排。
就这样，1948年底，刘伯龙率部驻防贵州，与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发生尖锐矛盾。
1949年3月，刘伯龙带领各机要人员来到贵阳，开始组建军部。脚跟还没站稳，他就已经开始向贵州的各路势力一次次表明——这个地方，他才是说了算的那个人。
刘任八十九军军长后，趾高气扬，目中无人，除对谷较为客气外，连其直属长官何绍周也不理睬。
黔东三个省议员下落不明，谷嘱张法乾查询，张法乾询刘，刘竟说："他们图谋不轨，我已派人干掉。"
后来前贵州省主席杨森来函，以其任内的保安副命令马守援全家被乱兵抄斩，马不在家，其夫人脱险到重庆，请速查办，张法乾又询刘，刘竟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的特务营系龙里家乡子弟，因马守援在家乡欺压良民，故而他们去报复，现已将肇事者法办，请转告杨主席不必担心。"
就是这样，一桩桩人命，在刘伯龙嘴里说出来都轻描淡写，好像死的不过是几根蝼蚁。
刘伯龙利用自己的老乡关系，四处招兵买马，很快把属下的两个师扩大到三个师，手下的两个师长和副军长等人经常找谷正伦告状，而刘伯龙也经常不听谷正伦的命令，与贵州地方实力派谷正纲、韩文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那段时间，刘伯龙和谷正伦之间的裂隙，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加深一分。
一次，刘伯龙手下一位副官相中他妹妹，按照惯例，这位副官首先征求家族长辈意见，刘家长辈均表示认可，于是这位副官又向刘伯龙妹妹求婚，表达爱慕之情。
谁料，本是你情我愿的喜事，刘伯龙听后却勃然大怒，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问家里人和自己妹妹的意见，提枪就把这位副官枪毙了，理由是副官配不上自己妹子。
刘伯龙的手下也畏惧他，秘书和副官接连消失，没人敢去追问，因为他掌控着通讯渠道和军法权力，可以随意抓捕人、处决人，如果有人试图举报，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整个系统里无人敢于发声，大家都装作看不见、不知道。
还有一次，刘伯龙乘车路过一个路口，被一辆抛锚的军用卡车堵住，刘伯龙勃然大怒，竟然直接让卫兵将修车的军官枪杀在路边，谷正伦听说后，对刘伯龙残忍程度大感震惊，正欲传唤之时，刘伯龙却主动来到镇宁县，他知道谷正伦此刻正在县府中休息，但两人并未正面交锋。
刘伯龙找到当地县长，对他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可疑之人都要杀掉，我之前杀掉的副官，我早就怀疑他是卧底了！"
县长知道刘伯龙是为自己开脱，为使谈话让在里屋的谷正伦听到，故意提高了一个音调说道："刘军长处决自己副官，执行军法，我们政府管不到，但您说的可疑之人到底是哪些？"
刘伯龙也提高音调说道："比如一些打西装领带的不伦不类之辈，江湖卖艺的三教九流之辈……"
刘伯龙不再往下讲，他听到谷正伦机要秘书操着一口湖南口音，又坏笑地补充道："还有那些外地口音，也经不起查，杀！"
谷正伦在里屋听得一清二楚，刘伯龙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钉在门板上的钉子，一颗一颗敲进去的。
这些事还没完。
谷正伦主张与桂系军阀搞好关系，当时贵州军费紧张，为给刘伯龙筹措军费，谷正伦想到贩卖烟土的办法，凭借与桂系军阀的关系，他将大量烟土从贵州经广西运往边境，将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刘伯龙。
刘伯龙得了钱后，非但不买账，还到蒋介石面前参了谷正伦一本，说他勾结桂系军阀、贩卖烟土。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视桂系军阀李宗仁为眼中钉，看到谷正伦这样做，不分青红皂白地发电报骂了他一顿。
谷正伦收到电报非常生气，自己明明做了一件筹措军费的好事，在蒋介石那里却变成坏事。
后来谷正伦才知道，此事竟是刘伯龙所为。
谷正伦为提防解放军进攻，与保安团副司令韩文焕制定防御计划，请示上级后，两人将自己招来的保安团扩编成一个军。
刘伯龙得知后，认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强行将自己弟弟安插进保安团，并枪毙两个保安团师长。
当时谷正伦本打算让自己的亲信韩文焕担任该军军长，他是贵州安顺人，和谷正伦是老乡，还是黄埔三期毕业生，谷正伦刚刚组建宪兵队伍时，就将韩文焕要了过来，此后在宪兵队伍中服役多年，是谷正伦的嫡系。
谷正伦想要扶持韩文焕上位，就跟蒋介石举荐了韩文焕，但蒋介石害怕谷正伦拥兵自重，拒绝了谷正伦推荐的人选，而派刘伯龙去接任八十九军军长一职，这让谷正伦与韩文焕非常不满，也为刘伯龙埋下了杀身之祸。
刘伯龙为人骄横，野心更甚，兵控晴、普、盘公路沿线，一为集中兵力阻击解放军西进，二为阻挡谷正伦西退，为其逼谷让位做准备，刘伯龙一直存有取代谷正伦主持贵州军政之意，独掌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第八十九军军长之权。
刘伯龙痛骂谷正伦是昏庸无能的老朽，并数次向他逼官，要谷正伦立即交出贵州绥靖公署和省府大印。
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这一切，还远远没有走到最深处。
【2】谷正伦——另一条来路
谷正伦，1890年生，贵州安顺人，字纪常，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历任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国民党政府首任宪兵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兼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副监，1940年起历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粮食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
1908年，谷正伦东渡日本，先入东京振武军校，后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科就读，这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谷正伦请假回国，追随黄兴参加革命，任汉阳总指挥部副官。
1926年9月，谷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谷正伦任副师长，旋兼该师第一旅旅长，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晚南京城内秩序大乱，蒋介石将独立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谷正伦升任师长，随部入城维持治安。
1928年2月，谷被任命为南京戒严司令。
谷在南京任职期间，奉蒋介石之命筹建国民革命军宪兵，以控制军队内部秩序，谷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将宪兵扩编为5个团。
1931年，全国宪兵司令正式成立，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兼代理南京市市长。
1935年4月5日，谷被授予陆军中将。
宪兵司令这个位置，谷正伦一坐将近十年，因此被称为"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他提出"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作为宪兵官兵的座右铭。
1937年抗战爆发后，谷正伦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率宪兵司令部至湖南长沙。
1940年，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职期间重视建设、民生，发展农林牧，整顿行政，改善粮政，除弊便民。
1948年5月，谷正伦被委任贵州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后为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
谷正伦在早年就是混黔军的，而当时在黔军当过司令、贵州省长的卢焘对谷正伦有着相当大的知遇之恩，可以说，谷正伦之所以能当上贵州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与卢焘的鼎力相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谷正伦为了报恩，曾多次邀请卢焘重新登上政坛就职，然而当时的贵州已经落入了国民党的手中，卢焘认为国民党已经无药可救，因此从未答应谷正伦的邀请。
可惜，卢焘虽有心远离，奈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随着解放军的到来，驻扎在贵州的国民党军队也行动了起来，而谷正伦不愿看着贵阳陷入战火，不得已之下只得再次联系卢焘，请求他出面维持秩序。
谷正伦回到贵州的这段时间里，刘伯龙的一次次出格，不断冲击着他心里那道维护规矩的底线。
他不是没有机会提前出手，可每一次他都在权衡——这个节骨眼上，贵州局势已经够乱，轻易动一个手握兵权的人，稍有差错，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
更何况，刘伯龙背后站着的人，让谷正伦不得不反复掂量。
于是他一忍再忍。但有些事，是忍不了的。
【3】卢焘——贵州人心里的那面旗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1882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
卢焘在青年时期开始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1905年，卢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1909年，卢焘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李云鹄、范石生等同学，共同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纲领，秘密传阅进步书籍，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勇气。
1911年卢焘于讲武堂毕业，正值武昌起义，云南响应独立，他在蔡锷所部任独立大队队官，出兵援川，转战于泸州、重庆间，为促进四川独立贡献了一份力量。
1914年，卢焘出任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团副。
1916年，卢焘参加护国运动，并任滇黔两省护国军东路支队第二团团长。
1917年，卢焘拥护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并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0年10月，卢焘任黔军代理总司令。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电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不久即奉孙中山之命率兵出师广西，协助治乱。
1923年2月，卢焘在广东助范石生部向叛军陈炯明部进攻，陈炯明在滇桂军的合击下退出广州，这时卢焘已显露出他过人的军事才干，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
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这两个头衔，说明了卢焘在贵州历史上的真实分量。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士绅，他是在贵州军政史上留下了真实印记的人，是无数贵州百姓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其影响的历史人物。
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对于共产党的事业，卢焘一直抱同情态度。
1928年，朱德带部分起义部队由广东转战湘南，派王佐带信请卢焘与范石生联系，要范不要与红军为敌，卢焘接信后即写信给范石生说："大家同学，不必为敌也。"并希望范石生设法接济朱德军火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焘反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政策，表示坚决不与豺狼为伍。
1949年秋，局势已经清晰。
国民党贵州当局成立了所谓"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特聘卢焘为委员，卢焘坚决推辞不干，并和身边的人说："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失掉民心，必亡。共产党得民心，必胜。"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贵州进军，中共地下党曾派人和卢焘接触，向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有关政策，卢焘听罢高兴地说："西南解放之后，我有机会和老同学朱玉阶见面了！"
1949年11月初，在贵阳的国民党当局要员逃遁，整个贵阳动荡不安，在此关键时刻，贵阳开明绅士卢焘、张彭年等人在党的政策感召和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接受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贵阳城。
大家公推卢焘为主任，他当仁不让，欣然接受，说："既然公众推选我，那就不好推辞了。我的责任是送旧的去，迎新的来。"
"送旧的去，迎新的来"——卢焘说这句话的时候，贵阳城里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正在慌乱地收拾行李准备撤离。
他挺身出来，用自己的声望，撑住了这片动荡局面里仅剩的一点秩序。
他整天四处奔忙，防止和抵制种种破坏活动。
1949年11月13日，刘伯龙逃跑途中折回贵阳，到治安委员会寻衅纠缠，指责卢焘等人不该搞治安委员会，并要卢焘马上筹集20万银元作为所谓的军饷。
卢焘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愤怒地说："共产党还没打到贵阳，政府搬走了，部队跑光了，贵阳不保，还要老百姓筹军饷，我们到哪里去筹呢？"刘伯龙一无所获，恨之入骨。
在讨要军费碰壁后，刘伯龙气得和自己的参谋长说："我一定非杀卢焘不可！"参谋长赶紧拦住刘伯龙，卢焘是贵州的老省长，目标太大，而且他又不参与政治，杀他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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