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走的那天，外面下着小雨。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公公坐在床边，攥着她的手，眼眶红得像是熬了好几夜。老公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一直在抖。
婆婆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她朝我招手，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上面全是输液扎过的青紫印子。
我走过去，俯下身。她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说："床头柜……第二个抽屉……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看向公公。公公点点头，说："她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有东西要给你。"
我打开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面放着一个旧绒布袋子，深红色的，边角都磨白了。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条银项链，坠子是一个椭圆形的银质吊坠，不大，比一元硬币稍大一点，表面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做工很细，但看得出有年头了。
我把吊坠拿出来给婆婆看，她点了点头，又费力地说了几个字："戴着……别摘。"
那是婆婆对我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当天夜里，她走了。
我跟婆婆的关系说不上多亲近，不是有矛盾，就是不熟。她在老家的小县城，我们在省城，一年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每次回去，她总是忙前忙后地做饭，话不多，但桌上一定有我爱吃的糖醋排骨。我叫她妈，她应一声，然后就去厨房忙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大多是通过老公传递的——"我妈说让你多穿点""我妈给你寄了腊肉"。
真正跟婆婆走近，是在我怀孕之后。
那年我孕反严重，吐得昏天黑地，老公工作又忙，经常出差。婆婆听说后，第二天就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来了省城。她拎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装着老家的土鸡蛋、红薯粉、干笋，还有她自己晒的柿饼。
她不会用我家的电磁炉，第一天把锅烧糊了。她不好意思地笑，说："这东西我搞不来，明天我就会了。"第二天果然就会了。
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我吐了她就收拾，从来不说一句嫌弃的话。有一次我吐完趴在马桶边哭，说我不想生了，太难受了。她蹲下来，用毛巾给我擦脸，轻声说："我当年也这样，后来就好了。你比我强，你能行。"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她不只是老公的妈妈，也是我的家人。
孩子出生后，婆婆又来了，这次一待就是半年。她帮我带孩子，半夜孩子哭了她先起来，怕吵着我休息。她从来不指手画脚说我带孩子哪里不对，顶多委婉地说一句："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弄的，不过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办法，都行。"
后来孩子大了些，婆婆回了老家。再后来，公公身体不好，她要在家照顾公公，我们见面又少了。
婆婆生病的消息来得很突然。老公接到电话的时候脸色一下就白了，挂了电话跟我说："我妈查出来了，胰腺上的，晚期。"
从确诊到离开，只有三个月。
婆婆走后，我把那个吊坠戴上了，一直没摘下来过。
说实话，刚开始戴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吊坠有什么特别。它就是一个老银饰，样式老旧，也不值什么钱。我戴着它，更多是因为婆婆的那句"别摘"。她临终前专门交代的事，我不想辜负。
老公问过我一次："我妈为什么把这个给你，没给我？"
我说不知道。他看了看那个吊坠，说："我小时候好像见我妈戴过，后来就没见了，我以为早丢了。"
日子照常过。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我和老公工作都忙，生活被各种琐事填满。吊坠就安安静静地挂在我脖子上，时间久了，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它长在了我身上一样。
有时候洗澡的时候碰到它，会想起婆婆。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给孩子织的毛衣，想起她每次我们要走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车开远的样子。
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吊坠断的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
我在家收拾衣柜，弯腰搬一个箱子的时候，项链挂在了箱子的金属扣上。我没注意，直起身的时候"啪"一声，链子断了，吊坠掉在地上。
我捡起来一看，吊坠摔成了两半。
我心里一紧，赶紧蹲下来找。链子断了可以修，但吊坠裂开了，我怕修不好。我把两半拼在一起看，这才发现——这个吊坠原来是可以打开的。
它不是摔裂了，是摔开了。
吊坠的侧面有一条极细的缝，平时根本看不出来，被岁月的氧化层盖住了。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小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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