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少校指出：美军信息战有麻烦，四星以下没人对整体总负责|信息战|副司令|特遣部队|电子战|美军|美国少校

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决定性胜利，或许也埋下了未来军事失利的种子。一些军事分析人士看到美军迅速瓦解伊拉克军队后，得出的结论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坦克对坦克、飞机对飞机的竞争中胜过美国。

他们吸取的教训是，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整合先进信息技术，把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通信和电子战连接进快速、精准的杀伤链，以及高度协同的指挥控制体系。

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仍体现出美国对自身军事优势的信心，但在这期间，对手一直在按照美军作战体系的脆弱点来设计其军队。解放军关于“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的论述认为，军队不只是士兵和平台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网络，拥有眼睛、大脑、神经和拳头。

其战略不是正面硬碰美军强项，而是瞄准把这一网络维系在一起的接缝，在争议海岸地带、轨道空间、信息环境、舆论和法律等领域展开行动。

尽管美国率先把先进信息技术用于战争，但其作战理念并未随之演进。美军至今仍按“作战职能”来组织体系，试图把相关任务和能力分门别类。这个框架曾有助于打造和管理一支工业时代的军队，明确参谋分工，也简化了规划流程。

但它也把解放军意图攻击的“连接组织”切割开来。当美军的指挥控制、情监侦网络、后勤网络或信息态势遭遇协同压力时，除战区司令外，并没有人被正式赋予对整个系统健康状况负责的职责。美军部署的是全球最致命的一组作战职能，而解放军部署的则是一个专门用来拆解这些职能之间联系的一体化体系。

在实践中，当一支海上准军事力量包围一处争议浅滩时，宣传人员、网络力量、法律团队和外交人员会作为同一行动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步行动。解放军从“沙漠风暴”中吸取的核心教训，是采取“信息优先”战略：削弱、扰乱并摧毁美国的信息系统，同时对美国指挥官、政治人物和社会发动心理战，并保护自身体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解放军已转向“体系中的体系”模式，并通过改革强化这一方向，把信息力量提升为网络空间部队和信息支援部队。这为如何大规模攻击和防御信息架构提供了蓝图。

美国陆军的作战职能则形成了一个个彼此隔离、各自优秀的“烟囱式”体系。这种结构有利于快速生成作战能力，但面对一个专门设计战役来攻击这些能力之间连接环节的对手时，就显得脆弱。尽管美军作战概念已认识到把网络战和电子战与动能打击相结合的重要性，但影响行动和认知效果仍被区别对待。

为促进这种整合而设立的一些专门机构，例如“战区信息优势分队”，是值得肯定的尝试，但其效果受限于资源不足、授权范围狭窄，以及职责边界有限。它们既无法重塑其他组织的运作方式，也无法消除传统编组方式带来的迟滞。

美国陆军应重塑组织方式，以应对像解放军这样的对手。过去30年里，解放军一直在把自身部队接线成一个整合作战体系，并且迄今在冲突门槛以下的“灰色地带”基本未受挑战。最紧迫的起点就是信息领域。

信息作战体系不再把信息视为一组松散的支援能力，而是把它们整合成一个专门构建的体系，其使命是为指挥官提供决策优势，并让对手陷入决策瘫痪。

如今，信息能力分散在各个参谋部门。情报部门掌握部分侦收和分析能力，火力部门负责目标打击，通信和网络部门运行基础设施，心理战、网络战、电子战和太空支援分布在各个专业角落，公共事务和法律顾问则在各自权限和敏感边界内运作。每一项都不可或缺，但没有任何一方对部队能否在压力下看得清、想得明、动得快、说得清承担整体责任。

一个假设中的印太危机可以暴露这一问题。海上民兵“渔船”挤满关键海峡和咽喉通道，其信号特征被伪装成无害商业航运；经过设计的近距离擦碰和“事故”不断产生视频，塑造出“美军舰艇鲁莽行事”的形象。

关于美军打击平民的深度伪造视频，会很快出现在地区媒体和封闭聊天群中，并配以选择性的法律论证，把例行的“航行自由”行动描述为非法侵略。针对港口、机场和运输系统的网络攻击开始破坏运力调度，并向空中和海上雷达注入虚假航迹。

在联合特遣部队内部，作战节奏被各种工作组和协调委员会填满。纸面上，这些机制是为了同步行动，但大部分工作仍在各自独立的部门中进行，各有各的优先事项：心理战团队试图塑造行为，公共事务部门维护公信力和媒体接触，网络与电子战力量专注于网络空间攻防，法律人员则把关权限和风险，同时彼此争夺情报支援或目标循环中的输入。

从指挥官视角看，这些彼此隔离的努力最终都表现为触发行动时的摩擦。心理战部门推动劝降信息，公共事务部门却阻止发布可作为佐证的图像；网络和电子战部门封锁了本可用于对敌高价值目标实施影响或欺骗的通道；法律人员陷于逐案审查，导致稍纵即逝的目标失去机会。

美军目前的应对方式，是在现有编制之上再外挂更多带有“信息”标签的单位，而不是改变现有部队的作战方式。多域特遣部队、战区信息优势分队以及各种“融合”单元确实增加了能力，也让更多信息专业人员进入视野，但它们仍叠加在同样的“18项任务、12个责任主体”的分散架构之上，而在四星将领以下，依旧没有人对这一整体负责。

信息作战体系首先要改变的是：谁坐在一起，谁拥有这场战斗。与其让12个不同部门或机构分散在不同办公室里，通过委员会和工作组“协调”，不如把它们整合进一个常设的信息局，由一名负责人统一领导，直接向指挥官负责，并对信息结果承担端到端责任，覆盖从战区司令部到联合特遣部队再到军级单位的链条。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临时信息战特遣队的常设化版本，嵌入每一个主要司令部的固定部门之中。分析人员、规划人员、行动人员、法律人员、传播人员和合作伙伴在同一楼层办公，共用同一作战节奏和同一评估流程，使那18项信息任务作为一个纵向整合的体系运转，而不是一块块临时拼接的团队。

这听起来像是对指挥机构组织方式的重大调整，但先例已经存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就从传统的J参谋架构重组为5个“中心”，其中包括一个“情报与信息作战中心”，把与信息相关的职能整合为一个单一参谋部门，负责理解并将信息武器化。这表明，在战区司令部层级，把信息作为参谋层级体系来整合是可行的。

一个较新的例子是2018年至2020年间在巴格拉姆设立的“阿富汗信息战特遣队”。与只负责协调信息能力、并需与其他参谋部门争夺作战部门注意力的标准J39不同，这一机构把心理战、网络、太空、情报、数据分析和数字广告整合在一名指挥官之下，并赋予统一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