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被村霸打到住院，母亲默默喊来舅舅，村霸看到舅舅后直接下跪|我舅|支书|赵虎|陈国良

舅舅

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扎钢筋。七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安全帽底下的头发湿透了，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的工装黏在皮肤上，又痒又难受。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我才听见，摘了手套接起来，我妈在那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在发抖。

“你爹让人打了，在县医院。”

我问谁打的。她没说。

我问严不严重。她停了两秒钟，说：“肋骨折了两根，脸上缝了七针，头上的CT要等明天才能做。”

我手里的手套掉在了地上。

请了假，从省城的工地往老家赶。大巴车在高速上跑了四个多小时，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路上的风景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农田村庄，天从蓝色变成灰蓝色又变成黑色。我靠着车窗，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谁打的我爹？我爹今年六十三了，在村里当了一辈子老实人，跟谁说话都赔着笑脸，连跟邻居借个锄头都要递根烟，谁能下得去手打他？

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医院走廊的日光灯白得刺眼，消毒水的味道浓得让人反胃。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见我爹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脸上缠着纱布，左眼肿得只剩一条缝，嘴角结了黑紫色的血痂。我妈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攥着一条湿毛巾，看见我进来，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但她没出声，用手背擦了擦，站起来把凳子让给我。

我没坐。我站在床边，看着我爹。他听见动静，努力把那只没肿的眼睛睁开了一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的嘴唇干裂起皮，像旱了很久的田地。

“谁打的？”我问。

我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我爹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轻轻摆了摆，意思是别问了。

“谁打的？”我又问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

隔壁床陪护的一个大姐看了我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了。走廊里有护士推着小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妈终于开口了。她说了一个名字。赵虎。

赵虎。我在脑子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像嚼一颗沙子，咯得牙疼。赵虎是赵家老二，村里人都叫他赵二。赵家在村里是大姓，兄弟三个，赵虎排行老二。他爹赵德厚活着的时候当过村支书，在村里盘踞了二十多年，把持着村里的各种资源，谁家盖房子要批地基、谁家想承包鱼塘、谁家孩子想入党，都得先去赵家坐坐。赵德厚前两年死了，但赵家三兄弟接了他的班，在村里依然是没人敢惹的存在。

赵虎这个人，我从小就认识。比我大两岁，小学同过一年学，他留级了三次，后来就不上了。小时候他就爱欺负人，抢同学的铅笔、踩人凳子、往女生书包里塞蛤蟆，老师管不了，因为他爹是支书。长大了变本加厉，喝酒闹事、打架斗殴、强买强卖，在镇上臭名昭著。前年因为故意伤害进去蹲了八个月，出来之后更嚣张了，逢人就说“老子连局子都进过了，还怕啥”。

我问我妈，赵虎为什么打我爹。

我妈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事情说起来不值一提。村里的灌溉渠年久失修，赵虎想承包修缮工程，找村长谈了，村长说要公开招标。赵虎不乐意，觉得自己在村里有这个面子，不用走那些过场。我爹是村民代表，村里开会讨论修渠的事情，我爹说了句“该招标就招标，透明一点对大家都好”。就这一句话。当天晚上赵虎喝了酒，带着两个人找到我爹，二话不说就动手了。我爹六十多岁的人了，哪里经得起三个壮年男人打。他们打完了还撂下一句话：“让你多嘴，下次就不是断两根肋骨的事了。”

我听完之后，在床边站了很久。病房里的空调开得很足，但我后背全是汗。

我妈说已经报警了。镇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做了笔录，拍了照片，说回去调查。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听得出来，她对这个“调查”不抱什么希望。赵家在镇上关系硬，派出所的人跟赵虎称兄道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案子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赔点医药费就算完事。

我妈说完这些，低头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一下，又说了一句：“我……给你舅打了个电话。”

我舅。

我舅叫陈国良，是我妈的亲弟弟。他在我们那个地方，名字比赵虎好使一百倍。不是因为他比赵虎有钱，也不是因为他比赵虎有权，而是因为——我这么说吧，赵虎见到我舅，是绕道走的。

我舅年轻的时候也混过，但他跟赵虎那种欺软怕硬的不一样。我舅是那种你不惹他他就是一只猫、你惹了他他就变成一头狮子的人。他在镇上开了十几年的废品回收站，看着不起眼，但他手里有一支车队，二十多辆大货车，跑长途运输的。他的那些人，个个跟他出生入死过。我不是说我舅是黑社会，他不是。他就是一个生意人，但他是那种谁都惹不起的生意人。赵虎那点道行，在我舅面前不够看。

我妈给我舅打电话的时候，我舅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

就这四个字。

我在医院陪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我爹的精神好了一些，能喝几口稀饭了。脸上的肿还没消，但眼睛能睁开一点了。他靠在床上，说话的时候牵动伤口，疼得直皱眉，但还是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又说了一遍。他反复叮嘱我，不要去找赵虎，不要惹事，等派出所处理就行。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怕我冲动，怕我吃亏，怕我给人家打了没人管我。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

快到中午的时候，走廊里忽然安静了。

那种安静不正常。一个乡镇医院的走廊，平时永远有人在走动、在说话、在咳嗽、在打电话，忽然一下子全没了声音，像电视被人按了静音。然后我听见了一种声音，是脚步声，很稳很沉，不是一个人在走，是七八个人一起在走，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像军鼓的鼓点。

病房的门本来半开着，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我舅站在门口。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两条结实的手臂。右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机械表，表盘大得有些夸张。他没戴任何首饰，没有金链子，没有戒指，干干净净的，但那种干净反而更让人发怵。他的脸晒得很黑，颧骨高，眉毛浓，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像两把刀。他就站在那里，什么都没说，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去，落在我爹身上，停了两秒钟。

然后他走进来了。他身后跟着六七个人，没全进来，站在走廊里，把门堵了个严实。

我舅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我爹。他看了很久，目光从脸上的纱布看到肋骨的位置，又看到手上的留置针。我爹想说什么，我舅伸手按了按他的肩膀，没让他说话。

然后我舅直起身，转过身看着我。

“吃东西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

“先带你妈去吃饭，”他说，“这儿有我。”

我妈说她不饿，我舅看了她一眼，我妈就站起来了。我知道我妈为什么听我舅的话，因为她知道我舅现在要做什么事，不想让我和我妈在场。

我带着我妈从侧门出了医院，在街对面的包子铺坐下来。我妈点了两个包子，没吃，一直用手掰着玩儿。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张不开嘴。

吃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妈的手机响了。是她一个姐妹打来的，电话那头声音很大，我坐在对面都听得见。

“你哥到赵虎家了！”

我妈的手一抖，手机差点掉了。她挂了这个电话，又来了一个，又一个，跟播连续剧似的，一个接一个的消息传过来。

我舅从医院出来，没有直接去找赵虎。他先回了一趟镇上，然后带着人，开着那辆黑色的老款奥迪，停在了赵虎家院子门口。赵虎家是村里的独栋小楼，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皮卡，院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看见生人来了就狂吠。我舅没下车，他让车停在门口，按了三声喇叭，长——短——长。

赵虎从屋里出来了。他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大裤衩，脚上趿拉着拖鞋，嘴里叼着烟，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走到院子门口，往外面看了一眼，看见那辆黑色的奥迪，看见车头上那道细细的擦痕——那是我舅这辆车的标志，全乡镇没有第二辆车有这个擦痕。

赵虎的动作凝固了。

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消息到这里断了一下。打电话的人在那边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过去看看”，然后就挂了。我妈攥着手机，手指头发白，包子被掰成了碎渣，散了一桌子。

大概过了五分钟，电话又来了。

“赵虎跪下了！”

我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哭，是那种绷了很久终于松下来的感觉，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忽然断了，整个人都软了。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发出声音，双手捂着嘴，眼睛闭得紧紧的，眼泪从指缝里往下淌。包子铺的老板娘看了我们一眼，犹豫了一下，端了两碗热豆浆过来，放在桌上，没说话就走了。

后来的事情，我是断断续续从好几个人嘴里拼凑出来的。

我舅没动手。他从头到尾没碰赵虎一根手指头。他下了车，站在赵虎家院子里，赵虎站在他对面，腿已经软了。我舅只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打了我姐夫。断了两根肋骨，脸上缝了七针。”

赵虎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今天去医院，在我姐夫病床前磕三个头，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多少是多少，然后你滚出这个镇子，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第二，你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我让你从这个镇上消失，不是吓唬你，你知道我说到做到。”

赵虎跪下了。不是被人按的，是自己跪的。他跪在我舅面前，浑身发抖，像一片被风刮落的树叶。他身后站着他的两个哥哥赵龙和赵豹，平时在村里横着走的人物，那天站在院子边上，一声没敢吭。

赵虎当天下午就来了医院。

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也梳过了，但脸上的煞白遮不住。他走到我爹床前，扑通一声跪下了。磕了三个头，脑门磕在地板上，咚咚咚，实打实的，不像演戏。磕完了，他跪在那里没起来，抬起头看着我爹，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叔，对不起，我不是人。”

我爹躺在病床上，那只肿着的眼睛还是睁不太开，但另一只眼睛看着他，看了很久。我爹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原谅人，谁对不起他，他都能原谅。隔壁的牛啃了他家的麦苗，他说“没事牛不懂事”。村里会计少给他算了工分，他说“没事下次注意就行”。有人偷了他养的鸡，他说“没事可能就是吃了，人吃饱了就行”。

但这次，我爹没有说“没事”。

他就那样看着赵虎，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慢慢地转过头去，面朝窗户，闭上了眼睛。什么话都没说。

我妈后来跟我说，那是她嫁给我爹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见他“不原谅”。

赵虎磕完头站起来，他媳妇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五万块钱现金。她把钱放在床头柜上，眼泪啪嗒啪嗒掉，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妈没看她，也没看那笔钱，就坐在床边，给我爹掖了掖被角。

我舅靠在病房门框上，全程一言不发。他看着我爹，又看了看我妈，然后转身走了。他走之前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没说话，但那个巴掌很重，拍得我肩膀生疼。

后来赵虎一家搬走了。搬得很彻底，房子卖了，地转了，连院子门口那棵种了十几年的桂花树都挖走了。有人说他们去了市里，也有人说去了外省，没人说得清楚具体去了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赵虎这辈子没再回过这个镇子。镇上的人提起这件事，说法不一，有人说赵虎是被吓跑的，有人说他本来就打算搬走，但所有人都同意一句话：赵虎这次踢到铁板了。

但我舅事后跟我喝过一次酒，他跟我说了另一番话。

那天晚上在他废品站的办公室里，灯光昏黄，桌上的花生米和猪头肉已经吃了一半，酒喝到了第三杯。我舅端起酒杯，看着杯子里的白酒，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赵虎为什么跪吗？”

我说不知道。

他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下，用手指慢慢转着杯沿。

“他不是怕我。他是怕我背后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是这些年攒下的，是人情，是面子，是人家欠我的，是我欠人家的，是扯不清的。他赵虎在村里横，是因为他爹当过支书。但他爹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活着才是最大的资本。”

他又喝了一口。

“你爹这个人，一辈子没求过人，什么事都自己扛。他被打了，连个电话都不肯给我打。你妈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吃饭，一碗面条，刚端起来。我放下筷子就来了。”

“哥，”我舅忽然叫我，他平时不这么叫我，都是直呼我名字，“你别学你爹。该找人帮忙的时候要找，这世上没有人能一个人活。”

我端着酒杯，没喝，也没放下。

“还有，”他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干了，站起来，穿上那件搭在椅背上的深灰色短袖，“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别等你妈转达，她说不清楚。”

说完他走了。我听见他那辆老奥迪发动的声音，在废品站的院子里轰隆轰隆响了几声，然后渐渐远去，融进了夜色里。

我爹住了十一天院。出院那天，我去办手续，护士把病历递给我的时候，我翻开看了一眼。诊断意见那一栏写着：左侧第6、7肋骨骨折，面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头部外伤。我合上病历，揣进包里。

回到病房的时候，我妈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脸盆、毛巾、暖水瓶、吃了一半的苹果、没喝完的牛奶，装了两个大塑料袋。我爹穿着一件干净的格子衬衫，坐在床沿上等我。脸上的纱布拆了，露出一道从眉梢到颧骨的疤痕，缝了七针，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暗红色的，很狰狞。他的左眼还微微有些青黄，那是淤血正在消退的颜色，但已经能睁开了。

我妈说让我爹坐轮椅下楼，他不肯。他拄着我从护士站借来的拐杖，一步一步地走，走得很慢，每走一步眉头就皱一下。但他不要人扶，我妈伸手去扶他，他把她的手轻轻拨开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老到需要人扶的程度，也因为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这件事过去了。

出了住院部大楼，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爹眯着眼，抬起头看了看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很长，像是要把这么多天没出过门欠下的空气一次补齐。

我把东西放进后备箱，扶他上了车。他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车子经过赵虎家门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那扇院门紧闭着，门口的空地上有一个圆形的印子，是桂花树被挖走后留下的。院子里那辆白色的皮卡不见了。

我爹把那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没有说话。

车子继续往前开。路两边的稻田绿油油的，风一吹，像一片绿色的海。远处的灌溉渠正在施工，挖掘机的长臂在空中画着弧线，有工人戴着黄色安全帽在渠边走来走去。

我妈坐在副驾驶，忽然说了一句：“渠修得挺快的。”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我爹。

他闭着眼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疼。

我没有问。

我把车开得很慢，窗外的风很大，吹得路边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我妈把车窗摇下来一半，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去拢，就那么散着，眯着眼睛看着窗外。

车子拐进村口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几个老太太坐在树荫下择菜，看见我们的车，都抬起头来看。其中一个站起来，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然后又坐下了。

我爹在后座上发出了均匀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