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潮汕一富豪晚上被托梦，身上连续发生怪事，至今无法解释

1998年潮汕一富豪晚上被托梦，身上连续发生怪事，至今无法解释

我叫陈德茂，今年已经七十多了。说起1998年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得让人后背发凉。那些怪事，到现在我也想不通是为什么，也许这世上真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凡人能懂的。

我是潮汕人，家在汕头澄海，祖辈都是种地的。我从小穷怕了，十六岁就跟着老乡去深圳闯荡，从工地小工做起，后来包工程，再后来搞房地产，赶上了好时候，九十年初就有了千万身家。在我们那地方，提起陈德茂，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赶上了运道，风口上猪都能飞，我不过是那只运气好点的猪。

可钱挣多了，人就变了。这话我以前不信，觉得我陈德茂再怎么变，也是农民的儿子，不会忘本。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明白，钱不是脏的，是人的心容易被钱蒙住。蒙住了，就看不见来路，也看不见去路，像在浓雾里开车，你以为你在往前开，其实你在往沟里开。

1998年那年，我四十七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公司在深圳、广州都有项目，光手下员工就有三百多人。我在老家澄海给父母盖了一栋三层小楼，给村里修了路，捐了学校，每年过年回去，乡亲们都客客气气地叫我“茂哥”。那几年，我走路都带风，觉得这世上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可就是从那年春天开始，怪事接连发生了。

一、第一个梦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深圳的别墅里睡下。那天刚签了一个大合同，心情好，喝了点酒，睡得比平时沉。迷迷糊糊间，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老家的祠堂。潮汕人重视祠堂，我们陈家的祠堂在村东头，青砖灰瓦，门口两只石狮子，小时候我常在那里玩。梦里的祠堂跟现实中一模一样，只是光线很暗，像黄昏又像黎明，说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

祠堂里坐着一个人。一个老人，穿着一件旧式对襟衫，头发全白了，背对着我，坐在太师椅上。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他的背影很熟悉，像是在哪里见过，又想不起来。我走近了几步，想绕到他前面去，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他面前。那几步路，像是永远也走不完。

“德茂。”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沉，像钟声，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

“你是谁？”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慢慢抬起手，指了指祠堂正中的那块牌匾。那牌匾上写着“厚德载物”四个字，是清末的时候一个什么举人给我们陈家题的，挂了几代人了。

“德茂，你忘了自己的本了。”老人说完这句话，缓缓站起身，朝祠堂后面走去。我想追上去，腿却像灌了铅，迈不动。我张嘴喊他，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我拼命挣扎，终于惊醒过来。

一身冷汗。

我打开床头灯，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四十七分。老婆阿珍被我的动静吵醒了，嘟囔了一句“几点了还不睡”，翻个身又睡着了。我靠在床头，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心里那阵慌还是压不下去。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得不像梦。老人的声音，祠堂的布置，那牌匾上的字，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我不是没做过梦，可从来没有一个梦让我醒了以后还心慌意乱。

“忘了自己的本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陈德茂什么时候忘本了？我给村里修路，捐学校，逢年过节回去给长辈们发红包，谁不夸我一句“茂哥不忘本”？我不服气，把烟掐灭，躺下继续睡。可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个老人的背影。

第一天，我没当回事。谁还没做过噩梦呢？

可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他了。

还是那个祠堂，还是那把太师椅，还是那个背影。这次他没有指牌匾，而是慢慢转过身来。我想看清他的脸，可他的脸上像蒙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怎么也看不清。只能看见一双眼睛，很亮，很深邃，像两口古井，你看进去，看不见底。

“德茂，你欠下的债，该还了。”他说。

我欠债？我陈德茂虽然做生意，可从没欠过谁的钱，银行贷款按时还，工程款从不拖欠，我欠什么债？

“我没欠谁的债！”我在梦里大声说。

老人没有接话，只是摇了摇头。他的叹息声很轻，可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他伸出手，朝我指了一下。我感觉胸口一阵剧痛，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击了一下，整个人往后倒去。

我又惊醒了。

这回我没有抽烟，直接坐起来，掀开被子，用手摸了摸胸口。不疼。可那种被撞击的感觉太真实了，我甚至低头看了看，皮肤上什么痕迹都没有。阿珍又被我吵醒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做噩梦了。她说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说也许是吧。

可我心里清楚，不是压力的问题。我做了大半辈子生意，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合同纠纷、资金链断裂、竞争对手使绊子，哪样没经历过？我从来不会因为压力做噩梦。这次不一样，不一样在哪，我说不上来。

第三天，怪事真的发生了。

二、身上的怪事

那天早上我起床洗漱，站在洗手台的镜子前刷牙。牙刷伸进嘴里，刚刷了两下，一股腥味涌上来。我把牙刷拿出来一看，泡沫是红色的，混着血。我对着镜子张开嘴，牙龈在出血，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平时刷牙从不出血，牙医说过我牙龈健康，不抽烟不嚼槟榔，牙齿好得很。怎么偏偏这几天出血了？

我没多想，换了温水，轻轻刷了几下，漱了口，血止住了。

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夹起一块排骨，刚放进嘴里嚼了一下，觉得硌牙。吐出来一看，是血。不是牙龈出的血，是牙缝里渗出来的，鲜红鲜红的，染红了半块排骨。助理小刘看见，吓了一跳，说陈总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可能上火了。他赶紧倒了杯温水给我，我漱了口，血又止了。

那天下午去工地视察，我坐在车上，忽然感觉右手虎口一阵刺痛。低头一看，皮肤上什么都没有，不红不肿，可那刺痛一阵一阵的，像有针在扎。我揉了揉，不管用。过了大概十分钟，刺痛消失了。

晚上回到家，阿珍给我盛了碗汤。我伸手去接，手刚碰到碗沿，碗裂了。不是摔碎的，是裂了，从碗沿到碗底，一道细细的裂纹，汤从裂缝里渗出来，滴在我的裤子上。那碗是景德镇的瓷器，用了好几年了，结实得很，从没磕碰过。阿珍说是不是碗太烫了，我说不烫。她说不烫怎么会裂？我没接话。我放下碗，把手翻过来看了看，虎口不疼了，碗却裂了。我说不上来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可它们连着三天发生，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劲。

夜里，我又梦见了那个老人。这一次他没有在祠堂里，而是在一片空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和我。他的脸还是看不清，可那双眼睛更亮了，像两盏灯，照着我。

“德茂，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他的手指向我的胸口。我低头一看，自己的心脏位置，隐隐发着红光，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烧。

“那颗心，不是以前那颗心了。”他说。

我猛地醒来，胸口闷得厉害，大口大口地喘气。阿珍被我吓醒了，开了灯，看见我满头大汗，脸色惨白，问要不要去医院。我说不用，缓了缓，呼吸慢慢顺畅了。

可从那以后，我开始怕睡觉。不是怕做噩梦，是怕梦里的那个老人，怕他说的那些我听不懂、又让我心慌的话。欠债？不是以前那颗心？我到底欠了谁的债？我的心怎么就不是以前那颗心了？

我开始留意自己身上的怪事，发现它们没有停。牙龈出血、皮肤刺痛、碗莫名裂开，后来又出现了更多：杯子里的水无缘无故变浑，手机屏幕自己亮起来又暗下去，车钥匙明明在口袋里却怎么也摸不到。这些事单独拿出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可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像一串被点燃的鞭炮，噼里啪啦的，你不知道下一个炸的是哪一颗。

我把这些事跟阿珍说了，她劝我去找个先生看看。潮汕人信这个，谁家出了怪事，都会去找先生问卜、看风水、请神。我以前不信这些，觉得那是迷信，是没文化的人才信的。可这回，我心里打鼓了。不是因为我信了，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三、先生的话

阿珍托人找了个先生，姓马，人称马叔，六十多岁，住在潮州那边一个村里，据说很有名，谁家祖坟出了问题、家里闹不干净的东西，都找他。阿珍跟马叔在电话里说了一下我的情况，马叔没多问，只说了一句：“让他自己来。”

我开车去了潮州。马叔的家在一条小巷子里，门很窄，只够一个人通过。我敲了门，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开了门，领我进去。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榕树，树冠遮天蔽日的，把整个院子罩在阴影里。树下摆着一张八仙桌，马叔坐在桌旁，穿着一件灰色短袖，手里摇着一把蒲扇，看见我，点了点头，没站起来。

“坐吧。”他说。

我坐下来，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可我就是觉得他那一眼把我整个人都看穿了，像X光机一样，从皮肉看到骨头，从骨头看到心里。

“你身上有东西。”他说。

我后背一阵发凉，“什么东西？”

“不是脏东西，是你自己招来的。”他顿了顿，蒲扇摇了几下，扇出来的风把桌上的香灰吹起了一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亏心事？我陈德茂做生意这些年，不是没做过亏心事。偷工减料、克扣工资、行贿官员，这些事我不是没干过。可那都是生意场上的事，谁不干？比我干得狠的多了去了，人家怎么没事？我没说话，低下头。

马叔又看了我一眼，忽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你们村里，有个老井？”

我愣了一下。我们村确实有一口老井，在祠堂后面，据说是明朝的时候挖的，井水清甜，全村人都喝那口井的水。后来村里通了自来水，那口井就废弃了，用一块石板盖住了。我小时候还在井边玩过，掉下去过一回，差点淹死，是我爸把我捞上来的。

“那井里，有你欠的债。”马叔说。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井里？我欠的债在井里？那不是一口枯井吗？能有什么债？

马叔没有再多说，只道：“你回去好好想想，你欠了谁的，欠了什么，想清楚了，债才能还。”

那天我开车回深圳，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井里，井里，那口废弃的井里能有什么？我欠谁的债，怎么会跟一口井扯上关系？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

回到家里，阿珍问我马叔怎么说，我说没事，让我回去想想。她没再问。那天晚上我没有做梦，睡得还算安稳。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床头柜上那杯隔夜水变成了红色。不是血，是铁锈的那种红，浑浊的，像从生锈的铁管里流出来的水。我看了看杯子，白瓷的，没有裂纹。水龙头里的水是清的，倒了新的一杯，也是清的。可昨晚那杯水，在密闭的卧室里，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

我把那杯水倒了，没有告诉阿珍。

接下来的几天，我推掉了所有应酬，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想。想我这些年做过的事，对不起过的人，欠下的债。做生意欠的最多的是人情，谁帮过我，我还欠着谁的。我列了一个名单，一个个打电话，能还的还了，能补偿的补偿了。可那些怪事没有停，反而越来越频繁了。

四、老家的电话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老家堂弟陈德明的电话。他说村里的老井出了怪事，井水忽然满上来了，溢了一地。那口井盖了石板，几十年没动过，水是怎么上来的？石板又是怎么被冲开的？没人说得清。

我挂了电话，坐在书房里，脑子里的那些碎片忽然拼在了一起。马叔说“那井里，有你欠的债”。现在井水满了，溢出来了，像是什么东西憋不住了，要出来了。我终于决定回老家一趟，不是为了看那口井，是为了弄明白，我到底欠了谁的。

回到村里，乡亲们看见我，还是客客气气地叫我茂哥。我顾不上寒暄，径直去了祠堂后面的老井。井口盖着的那块石板被撬开了，斜靠在井沿上，井水离井口不到一尺，清澈见底。我趴在井沿上往下看，看见自己的倒影在水面上晃，水很凉，那股凉意从井底升上来，扑在我脸上，像一个人的呼吸。

我盯着那井水，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不是梦，是记忆。一个我以为早就忘了的记忆，像一条蛇，从黑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情，我刚到深圳不久，在工地上搬砖。那时候我穷得叮当响，租不起房，晚上睡在工地的工棚里。那年我二十八岁，单身，没老婆没孩子，穷得只剩下一条命。有一天，一个老乡来找我，说他老家有个姑娘，家里穷，养不起了，想找个人家嫁了，不要彩礼，只要管饭。那姑娘叫阿秀，潮汕人，家在揭西的深山里，没读过书，不识字，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只会说潮汕话。老乡问我愿不愿意，我那时候正愁找不到媳妇，一口答应了。

阿秀被老乡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她长得不算好看，可也不丑，黑黑瘦瘦的，头发黄黄的，像营养不良。她低着头，不敢看我，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老乡说阿秀，这是陈哥，以后你就跟他过日子。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怯，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兔子。

我们没领证，没摆酒，就那么住在一起了。工棚里，一张木板床，一床旧被子，一个铁锅，两个碗。日子很苦，可阿秀从不抱怨。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煮粥，把最好的米留给我，自己喝米汤。她在工地上帮工友们洗衣服，一件五毛钱，攒下的钱给我买烟。她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不会写，可她会在纸上画一个圈，说这是你。我问为什么是一个圈，她说因为你是她的天，天是圆的。那时候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老天待我不薄，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可后来，我的运气来了。我从小工做到小包工头，从小包工头做到大包工头，手里有了钱，认识了更多的人，眼界也宽了。我开始嫌弃阿秀了，嫌她土，嫌她没文化，嫌她不会说话，嫌她在饭桌上给我丢人。我不带她出去应酬，把她一个人扔在出租屋里。她不做声，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洗衣，等我回来，给我倒水，给我递拖鞋。我不回来，她就等，等到半夜，等到天亮。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她不敢问。她怕问了，那个答案她承受不起。

1985年，我认识了阿珍。阿珍是汕头市区的人，高中毕业，在商场当售货员，会打扮，会说话，会来事。我带她出去，朋友们都说你老婆真漂亮，真有气质。我没有纠正他们，阿秀不是我老婆，我们没有领证。阿珍也不知道阿秀的存在，我瞒得很好。

1986年春天，我跟阿秀摊牌了。我给了她三万块钱，说阿秀，你走吧，回老家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她看着我，没有哭，没有闹，没有问我为什么。她只是把那三万块钱推回来，说不要钱。我说你拿着，以后用得着。她还是不要。我把钱塞进她的包里，她拿出来放在桌上。来回了几次，她没有接。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编织袋，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盆。她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就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失望，又像怜悯。她说，德茂哥，你会后悔的。然后她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听说她回了揭西老家，嫁了人，生了孩子，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我没有去找过她，也没有打听过她的消息。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看见她过得不好，心里过意不去。我怕看见她过得好，又觉得自己当初做对了。无论哪种，我都不是人。所以我选择了忘记，把她从我的记忆里抹去，像擦掉一块污渍。我以为我擦干净了，可现在，那口井告诉我，没有擦干净，它一直在，在井底下，在黑暗中，等着我。

五、井底的秘密

我趴在井沿上，看着那清澈的井水，水面上映着我的脸，老了，胖了，不是当年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穷小子了。可我的眼睛没变，还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个看着阿秀离开时没有挽留的眼睛。

我让堂弟找来绳子，我要下井。堂弟说你疯了吧，那井多深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小时候掉下去过。他说那你还下去？我说不下去，有些事弄不清楚。

他们不让我下，我就自己系了绳子，让人把我放下去。井壁湿滑，长满了青苔，手一摸，滑溜溜的，像鱼皮。越往下越暗，头顶的光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碗口大的亮点。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井底。水不深，只到膝盖，凉得刺骨。井底有淤泥，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人的肉上。

我用手电筒照了一圈，在井壁的一个凹陷处，发现了一个东西。一个搪瓷盆。锈迹斑斑的，盆底的花纹已经看不清了。我伸手把它拿出来，盆底粘着淤泥，我用手抠了抠，露出几个字。不是字，是一个圆，一个用黑漆画的圆，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人用手指蘸着漆画的。这个圆，我见过。阿秀画过，她说这是你，你是我的天。天是圆的。

我的手开始抖。搪瓷盆在井底泡了十几年，怎么还没有烂？是谁把它扔下去的？是阿秀吗？她把盆扔下井里，画了一个圆，是想告诉我什么？你是我的天，天是圆的，我把天扔了，扔到井底了，再也看不见了。我抱着那个搪瓷盆，蹲在冰冷的井水里，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为阿秀哭。她走的那天我没哭，她推回钱的时候我没哭，后来想起她的时候我也没哭。我以为我不会哭了，可这一刻，在这个黑暗的井底，抱着这个锈迹斑斑的搪瓷盆，我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水，止不住了。我哭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些怪事，那些梦，那些身上发生的异象，不是鬼神在作祟，是我的良心在作祟。它被我埋了那么多年，终于憋不住了，它要出来，它要我看见它。

我在井底待了很久，久到上面的堂弟喊了我好几声，我才回过神来。我把搪瓷盆放进蛇皮袋，系在绳子上，让他们先拉上去。然后我顺着绳子爬了上去。出井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眯着眼睛，看见堂弟手里拿着那个搪瓷盆，翻来覆去地看着，说茂哥，这是什么？我说是盆。他说我知道是盆，谁扔下去的？我说不知道。

我没有告诉他阿秀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些债，只能自己还。别人帮不了你，也替不了你。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深圳，住在老家的房子里。那栋三层小楼，我盖给父母的，父母前两年相继走了，房子空着，平时只有堂弟帮忙照看。我躺在二楼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个搪瓷盆就放在床头柜上，我没有洗它，上面的淤泥已经干了，裂开了，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那个圆还在，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孩子画的太阳。不，是阿秀画的太阳，是她的天。

我拿起手机，翻了好久，找到了一个号码。是揭西那边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号码，我以前联系过他，想打听阿秀的下落，后来觉得没脸问，就不了了之了。我拨了过去，响了几声，接了。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阿秀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以前住在大山里的。他说不认识，帮我问问。我说麻烦你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枕头上，闭上眼睛。没有做梦，什么梦都没有。

六、找阿秀

第二天，那个朋友回电话了。他说找到了，阿秀住在揭西县城的一个小区里，她男人前年走了，她一个人过。我问他要了地址，说要去看看她。他说你认识她？我说认识，老家的远房亲戚。我没说实话，这种事不好说。

我没有开车，坐大巴去的揭西。不是怕开车累，是想在路上好好想想。想我见了阿秀，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说对不起？太轻了。说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太假了。说你当初的画我收到了？太矫情。想了三个多小时，什么都没想出来，车已经到了。

阿秀住的小区很旧，六层楼，没有电梯。她住在五楼，我爬上去，气喘吁吁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按了门铃。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服，围裙上沾着油渍，手里还拿着一把锅铲。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

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很深，眼袋耷拉着，嘴角往下撇。我认不出她来了，可她的眼睛没变，还是那双眼睛，怯怯的，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兔子。只是现在，那眼神里没有怯了，只有老，只有疲惫，只有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木然。

“你找谁？”她问。她的声音变了，沙哑了，不像以前那样细细软软的。她没认出我来。

“阿秀，是我。”我说。

她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在地上。她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看了几遍，终于认出了我。她的嘴唇在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没有叫我，没有说你怎么来了，没有问我来干什么。她只是侧身让开，说进来吧。

我进了屋。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家具很旧，沙发上的皮都裂了，垫着一条旧毛毯。茶几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她和男人的合影，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笑得很温和。墙上挂着她儿子的结婚照，小伙子长得像她，眉眼憨憨的。茶几上还有一张报纸，翻到中缝，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几个字。我凑近一看，是一个电话号码和日期。日期是今天的，电话号码是深圳的。她查过我的电话。

“你查过我的电话？”我问她。

她没有否认，低下头，把锅铲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前几天做梦，梦见你了。醒了就想，你过得好不好。就打听了你的电话，没打。”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怎么来了？”她问，声音很轻，像怕吓着我似的。

“我……来看看你。”我说。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连灰尘都激不起。可我别的说不出来，对不起说不出口，我错了说不出口，我想你了更说不出口。我凭什么想她？是我不要她的。

她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不烫不凉。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没什么味道。她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指节粗粗的，指甲剪得很短。那是一双干过很多活的手，比我记忆中的更粗糙了。

“阿秀，你过得怎么样？”我问。

“还好。”她说，“我男人对我挺好的，走了两年了，儿子也成家了，在珠海上班，过年回来。我一个人住，清静。”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落在那个跟她过了十几年日子的男人脸上。她没有说苦，没有说难，没有说一个人住不习惯。她只是说，还好。还好，这两个字里装了太多东西，她不说，我也不问。问了，就是再揭一次伤疤。

我在她家坐了大概一个小时，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她儿子在哪上班，做什么工作，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她问我公司怎么样，孩子多大了，成绩好不好。我们像两个不太熟的老朋友，在一杯茶的时间里，把这十几年的事走马观花地过了一遍。谁都没有提从前，没有提那个工棚，没有提那三万块钱，没有提那个搪瓷盆。

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是早上在银行取的，五万块钱。我把信封递给她，说拿着，买点好吃的。她没有接，像当年一样，没有接。她把信封推回来，说不要钱。我说你拿着，我用不着。她还是不要。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已经不再年轻的眼睛，那双曾经怯怯地看着我的眼睛。我说阿秀，你收下吧，不然我心里过不去。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接过了信封。她没有打开看，拿在手里，攥了攥，放在门边的鞋柜上。她没有说谢谢，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你路上慢点。

我下了楼，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阳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我，就那么站着，看着。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理。我转过身，走了。

七、那以后

从揭西回来以后，那些怪事渐渐消失了。牙龈不出血了，皮肤不刺痛了，碗不再裂了，杯子里的水清澈了。我不再做那个梦了，那个老人再也没有来过。一切恢复了正常，好像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我知道它们发生过。那个搪瓷盆还在我老家的床头柜上，上面的淤泥已经掉光了，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和那个歪歪扭扭的圆。那个圆还在，像一个人不会闭上的眼睛，看着我说，你欠的债，还了没有？

我没有还。五万块钱不是债，债是还不清的。我欠阿秀的不是钱，是那七年。一个女人最好的七年，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她给了我。她给我煮粥，给我洗衣服，给我攒钱买烟，给我画了一个圆，说你是我的天。我把天扔了，扔到井底了。现在天回来了吗？回来了，可它不是原来那个天了。她老了，我也老了。我们回不去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抛弃阿秀，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也许我不会娶阿珍，不会有现在的房子、车子、公司。也许我会一直在工地搬砖，在出租屋里喝阿秀煮的粥，画一个圆，说你是我的天。也许那样，我会更快乐。不是也许，是一定。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热的，不是冷的。后来我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别人羡慕的一切，可我的心是冷的。冷到我以为自己没有心。可那口井告诉我，我有。它还在，它一直在，只是被冻住了。井底的水解冻了，它化了，流出来了。流出来的不是水，是那些我欠着、还不清的债。

那几年，我经常回老家，去看那口井。井里的水渐渐退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石板重新盖上了，没有再被冲开。可我知道，水还在，在底下，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它不会干，也不会溢出来。它就在那里，安静地等着。

有一回，我带儿子陈浩回老家，路过祠堂，跟他说了这口井的故事。我没有讲阿秀，只讲了井的历史。他听了，不感兴趣，说一口破井有什么好看的。我笑了笑，没有再说。有些事，不是讲给人听的，是自己心里记着的。记着，不是为了还，是提醒自己，你欠过谁的。欠了，就要记得。记得，才会知道怎么做人。不记得，你就不是人了。

马叔后来来找过我一次。他坐在我老家院子里的石凳上，摇着蒲扇，看了看我，说我变了。我说哪里变了？他说你的眼睛变了，以前你的眼睛里有东西，现在没了。我问什么东西，他说贪。我不说话了。

他又问，那口井里的债，你还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记着。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去年，阿秀的儿子结婚了。我托人随了一份礼，没有去。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怕看见阿秀，怕看见她过得不好，怕看见她过得好，怕看见她在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笑着笑着，忽然想起那个在工棚里给她画了一个圆的人。那个人不该出现在她的喜宴上，那个人只配待在井底。

今年，阿秀的孙子出生了。她发了条朋友圈，一张婴儿的小手照片，配文是“我做奶奶了”。我在底下点了个赞，没有评论。她也没有回复我。那个赞，像一个句号，把我们之间那些没说完的话，都画上了。

可我知道，故事没有结束。那个搪瓷盆还在我的床头柜上，那个圆还在。它在，我就不会忘。我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一眼，看一眼那个歪歪扭扭的圆，想起阿秀说的那句话：“你是我的天，天是圆的。”

我不是她的天，我是她的债。她不要我还，她只要我记得。我记得了，记了二十多年，记到头发白了，记到眼睛花了，记到走不动了。我不会忘，也不敢忘。忘了，我就真的不是人了。

1998年那些怪事，有人说是我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有人说是我身体出了问题需要看医生，有人说是我生意场上得罪了人被下了降头。我不解释，不反驳，不澄清。因为我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是我的良心，是我欠下的债，是阿秀在那个搪瓷盆上画的那个圆。它们来找我了，提醒我了，然后走了。走了，不是消失了，是回去了。回到那口井里，回到那个很深很深的地方，等着。

等什么？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它会跟我一起走，走到另一个世界去。到了那边，我再跟阿秀说对不起。到了那边，我再把那七年还给她。到了那边，我再给她画一个圆，说你是我的天，天是圆的。

也许她会原谅我，也许不会。没关系，我欠她的，本来就不是一句对不起能还清的。我欠她一辈子，还不清，就只能记着。记着，就是还。

夜深了，我坐在书房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远处有灯火，一盏一盏的，像天上的星星。那些灯火后面，有多少人在说对不起，又有多少人在等一句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辈子，有些话说晚了，有些人等不到了。

我拿起手机，翻到阿秀的微信，看着她的头像。那是一朵花，不知道什么花，黄黄的，小小的，在阳光下开着。她的朋友圈很少更新，偶尔发一些孙子的照片，配文都是“宝贝今天会爬了”“宝贝长牙了”。字里行间都是高兴，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她过得挺好，这就够了。我不需要她原谅我，我只需要她过得好。她过得好，我这辈子欠她的，就算还了。

也许吧。

凌晨了，我把手机放下，关灯，躺下。闭上眼睛，没有做梦，什么都没有。窗外有虫鸣，一声一声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也许是说睡吧，也许是说忘了吧，也许是说什么都没有，只是虫在叫。

虫会叫，水会流，人会老，债会忘。可有些债，是忘不了的。它们像井底的水，不管你怎么盖，怎么填，它们都在。在黑暗中，在深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它们等着。

等着有一天，你终于想起，你欠过谁的。

那时，你就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命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