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那年第一次拿起麦克风，我站在教堂的紫色地毯上，旁边是还没搭完的马槽布景。母亲和唱诗班指挥站在我面前，像调音响一样调试我的声音。

那场表演再也没停过。每次演出结束，赞美都流向她：你女儿音准真好、不怯场、叫唱就唱。那些夸奖从来不是给我的，是给她训练的这只乖巧的鹦鹉。我站在一旁，像个被展示完就晾在一边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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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信奉“孩子越好，父母越有面子”的小圈子里，我就是一件被打磨光亮的商品。没人正眼看过我。那种被去人化的感觉，从我记事起就黏在皮肤上。每一次登台，每一次微笑，都是驯练有素的回应，不是我的意愿。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那时候，我想对那个小孩说：发脾气，踢腿尖叫咬人，吵到整条街都知道这孩子失控了。让那个总把你推到台前的女人，在你们的关系起步时就尝到一点尴尬。那样，她可能就不敢再让你靠近麦克风，也会在心里亮起一盏黄灯：让这孩子上台，搞不好是一场失控的灾难，她可丢不起这个人。

可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我还是那个站在台上，一边唱歌一边等待掌声结束的乖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