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很少听到楼上那个老太太的声音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响起拐杖杵地的声音，“咚、咚、咚”，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我一度怀疑她是故意杵那么重的，像是在跟整栋楼宣告：我还活着，你们都得听着。

现在安静了。

其实确诊也就上个月的事。她儿子在楼道里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老式居民楼的隔音跟纸糊的似的，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肝癌晚期”“69岁”“医生说没有手术意义了”“能活多久？半年？”

我当时正提着一袋橘子往上爬，停在她家楼下那一层，进退两难。犹豫了几秒还是决定往上走，结果一抬头，看见老太太就站在家门口，穿着深红色的棉袄，手里拎着一个鸟笼子，里面两只虎皮鹦鹉。

她冲我笑了笑，说：“买菜去了？”

我说：“买点水果。”

她的眼睛落在我手里的橘子上，没说什么，侧身让我先过。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闻到了医院的味道——消毒水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苦味。但老太太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至少不像一个只能活半年的人。

我后来才知道，她那两只虎皮鹦鹉养了八年了。老伴去世那年买的，大概是觉得家里太安静了。老伴走的时候她才61，刚退休没两年，现在69，八年了。

跟肝癌晚期比起来，八年算什么？

确诊以后的第三天，我开始听到楼上放音乐。不是广场舞那种吵死人的曲子，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歌，我听不清歌词，只能听出旋律很慢，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有时候是下午放，有时候是半夜放。我睡眠浅，有一回被吵醒了，看了下手机，凌晨一点四十三分。

我没有去敲过门。

不是怕吵，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是要说“能不能小声点”，还是说“阿姨我理解你”？

我什么都说不出口。

第一次正面跟她聊，是在电梯里。她提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半只烤鸭。我愣了一下，因为她儿子前几天还在楼道里跟人打电话，说老太太现在只能吃流食了。

她看见我的表情，自己先笑了：“偷偷吃的，别告状。”

我也笑了，问她身体怎么样。

“挺好，”她说，“就是不太想睡。”

电梯到了一楼，她没有急着出去，而是转过身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你们年轻人加班也多，早点睡。”

后来我琢磨那句话，觉得她不是在关心我的作息。

她是在跟我说，睡不着这件事，她比我懂。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她的动静。不是刻意，就像你习惯了楼上的脚步声突然没了，你会不自觉地竖起耳朵听。结果发现，她的生活其实很有规律。早上七点左右，拐杖杵地，去阳台；上午九点，水龙头打开，大概是在浇花；中午十一点半，微波炉叮的一声；下午三点，鸟叫的声音会突然大起来，应该是她把鸟笼挂到窗外了。

晚上最安静。八点以后就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那种很老很老的歌。

有一天我去阳台上收衣服，顺带着往下看了一眼，发现楼下花坛边上坐着一个人，正是那个老太太。她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外套，腿上盖着一条薄毯，在晒太阳。旁边立着拐杖，拐杖上挂着鸟笼，两只鹦鹉在里面跳来跳去。

她在笑。

不是因为有人在跟她说话，也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好笑的事，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晒着太阳，脸上带着一种很浅很浅的微笑。

我站在阳台上看了她很久。她突然抬头，发现了我，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那一刻我想，一个还会对着太阳微笑的人，真的只剩下半年了吗？

但肝癌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你笑得好看就放过你。

老太太的状态明显在往下走。以前她还会拄着拐杖下楼，后来变成了每周一两次，再后来就不下来了。菜变成了她儿子送，倒垃圾也变成了儿子来。楼上安静得不像话，连鸟叫都少了很多。

有一天深夜，我加班回来，走到楼下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唱戏。

不是放音乐，是真的有人在唱。声音不大，带着沙哑，但还是能听出调子来。我站在楼梯上听了一会儿，认出来了——是《红灯记》里李奶奶的那段“十七年”。

“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深夜里唱这个。也许是想起了一些很远的记忆，也许是觉得有些话不说出来，就真的没有机会了。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常常会往回走，走到很久很久以前，走到那些他们以为早就忘了的人和事面前，再活一次。

我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没有上去。

第二天一早，出事了。

不是老太太，是我的楼上。我刚出门，发现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花盆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是给我的。

“小伙子：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你家经常半夜还亮着灯，我想你应该是熬夜工作。冰箱里有两盒饺子，是我前几天包的，茴香猪肉的。我吃不下了，你别嫌弃。鸟我让我儿子带走了，别担心。”

“活了69年，够本了。老头子等了我八年，我得去找他了。”

“不要难过。人这一辈子，不怕死，怕的是来不及。”

我拿着信，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盆绿萝上。

我没有哭。

我回到自己家，打开冰箱。冷冻层最下面一格，两盒饺子，用保鲜膜包得严严实实，每盒大概十五个，摆得整整齐齐。盒盖上用马克笔写着日期：2024年3月14日。

那是她确诊的第二天。

她在知道自己还能活半年的第二天，包了两盒饺子，放在冰箱里，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那个邻居来拿。

我煮了十个。

咬开第一口的时候，眼泪掉进了碗里。

茴香很香，猪肉有点咸，是那种老人做饭特有的咸。我一口一口地吃完，把汤也喝了。

吃完以后我走到阳台上，往上看。

她家的阳台空荡荡的。以前挂在那里的鸟笼不见了，以前摆在那里的花也不见了。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忽然很后悔。

后悔那天晚上她唱戏的时候，我没有上去敲门。后悔那天她在电梯里跟我说“早点睡”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她，其实我也睡不着，其实我也怕来不及。

我拿出手机，想给她发条短信。

但我连她的号码都没有。

我只知道她69岁，肝癌晚期，包饺子很咸，喜欢在深夜里唱《红灯记》。

这些就是她留给世界的全部。

那盆绿萝我搬回了自己家，放在书桌上。我每天浇水，看它长得很好，翠绿翠绿的。

我想这是老太太想告诉我的——活着的东西，就该好好活着。

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又听到了楼上传来拐杖杵地的声音。

愣了一下，旋即反应过来，那是新搬进来的住户。

那声音急促而有力，像是在跟这栋楼说：嗨，我来了。

我在楼下扔垃圾的时候，特意上楼看了一眼，发现她们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横批是四个字：出入平安。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有人包了两盒饺子放在冰箱里，有人在凌晨一点四十三分唱歌给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