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93年的那个夏天，我从未想过会遇见一位来自阿联酋的女医生法蒂玛。
她因为车祸被送进我们医院，伤势严重，身上的贵重物品却全部丢失，连护照都不见踪影。
我用仅有的工资帮她垫付了医药费，还照顾她整整一个月。
临别时她流着泪扯下贴身衬衣的一角塞进我手里，说这是她家族的信物。
22年后的2015年，我终于攒够钱去阿联酋旅行。
刚走出迪拜机场海关，6辆黑色装甲车突然将我团团围住。
十几个穿着传统长袍的壮汉冲下车，为首的中年男子用流利的中文对我说："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护照、行李被当场扣押，整个人被"请"上了装甲车。
车窗全是防弹玻璃，我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景象，心脏狂跳不止。
那年我23岁，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实习医生。
工资少得可怜，每个月只有三百来块钱，租住在医院附近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是常态，累得骨头都要散架。
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着总有一天能熬出头，成为一名真正的主治医师。
那天晚上我值急诊夜班，北京的七月热得像蒸笼，诊室里的电风扇呼呼地转，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急促的救护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担架推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人浑身是血，衣服都被撕裂了，露出白色的皮肤上全是淤青和伤口。
她的脸上沾满了血迹，但我能看出来她五官深邃，皮肤是那种偏棕色的肤色，一看就不是中国人。
救护车司机急匆匆地跟我交代情况，车祸，就在医院西边的那个路口，肇事车辆逃逸了。
她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钱包、手机、包全都不见了，现场只找到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
我立刻给她做初步检查，左腿骨折，肋骨断了两根，头部有严重的撞击伤，情况很危险。
护士小李跑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讲："赵医生，财务科那边打电话来问了，病人没交押金，手术室不让用。"
我看着担架上奄奄一息的女人，她的嘴唇已经发白，呼吸越来越弱。
再不手术，人命就保不住了。
我咬了咬牙，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钱包，里面有九百块钱，是我这三个月的工资。
"我先垫上，快去交！"我把钱塞到小李手里。
小李愣了一下，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赵医生，你疯了？她是外国人，万一跑了你找谁要钱去？"
"救人要紧！"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主刀的是骨科的老张主任，我在旁边打下手。
老张主任边缝合边嘀咕："小赵啊，你这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外国人的事儿复杂着呢。"
我没吭声，只是专注地递着器械。
手术很成功，但老张主任说她伤得太重，需要住院观察至少一个月，还得用进口药。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把她推到住院部的单人病房。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吓人，额头上包着厚厚的纱布，左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
我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心里突然有点后悔，九百块钱对我来说是笔巨款，够我三个月的生活费。
但转念一想，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人死吧。
第二天早上，她醒了。
我正在病房里给她换药，她突然睁开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满是迷茫和惊恐。
她张嘴想说话，发出的却是含糊不清的外语，听起来像阿拉伯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用蹩脚的英语试着跟她交流："Don't worry, you're in hospital. You're safe."
她听到英语，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话了。
"Thank you...thank you..." 她的声音虚弱得像蚊子叫。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有没有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
她虚弱地摇摇头，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滴在枕头上。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叫法蒂玛，来自阿联酋，是来北京参加一个医学交流会议的。
出租车在路上遭遇车祸，她被甩出车外，醒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护照、机票、钱包、连那个装着会议邀请函的公文包都丢了。
她说完这些就累得闭上了眼睛，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一个女人，孤身在异国他乡，遭遇车祸，身无分文，连身份都证明不了。
这得多绝望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去病房看法蒂玛。
起初只是履行医生的职责，检查她的伤口愈合情况，记录体温血压。
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会多待一会儿，陪她聊聊天，帮她调整床头的角度，或者给她倒杯水。
法蒂玛的英语虽然有口音，但表达很清楚，我们的交流越来越顺畅。
她话不多，但每次说话都很真诚，眼神里有种让人信任的东西。
第三天的时候，我下班带了一份炒饼和豆浆进病房。
"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你尝尝这个，北京特色。"我把饭盒打开放在她床边的小桌上。
法蒂玛看着那份冒着热气的炒饼，眼眶又红了："你已经帮了我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别说傻话，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伤。"我拉过椅子坐下，教她用勺子吃炒饼。
她尝了一口，眉头皱了皱，显然不太习惯这个味道，但还是努力地咽下去。
"在你们国家，人们都这么热心肠吗？"她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笑了："也不是，只是碰巧遇到了。"
"不，"她摇摇头，"你的眼睛很善良，我能看出来。"
那天晚上，法蒂玛跟我讲起了阿联酋的事情。
她描述沙漠里的夕阳，红得像火烧云，整个天空都被染成金红色。
她讲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白色的宫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还说起迪拜的市场，到处都是香料和黄金，空气里弥漫着没药和乳香的味道。
我听得入了迷，对我这种从小在北方长大的人来说，那个世界简直像童话一样遥远。
"你以后一定要去看看，"法蒂玛认真地盯着我，"沙漠很美，跟你们的城市完全不一样。"
"有机会吧，"我苦笑着摆摆手，"就我这点工资,估计这辈子都去不了。"
一周后的晚上，法蒂玛突然提出要教我几句阿拉伯语。
"来，跟我读，'As-salamu alaykum'，这是问候语，意思是愿平安降临于你。"她的发音浑厚而优美。
我笨拙地模仿着，舌头怎么都打不好那个卷，惹得法蒂玛忍不住笑出声。
"你的发音......"她捂着嘴，肩膀抖动着，"像是在吃东西。"
看着她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是她住院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整个病房的气氛都轻松了。
"那你也得学点中文，"我拿起筷子，"来,我教你用筷子。"
法蒂玛费了好大劲才能用筷子夹起一粒花生米，结果刚夹到半空又掉了。
她不服气，一遍一遍地练习，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慢慢来，这东西得练。"我在旁边鼓励她。
当她终于成功地把一块豆腐夹进嘴里的时候，她激动得像个孩子，眼睛里闪着光。
"我做到了！你看到了吗？我做到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和信任，是可以跨越一切障碍的。
半个月过去了，法蒂玛的伤势在慢慢好转，但她还是没有收到大使馆的消息。
她变得越来越焦虑，经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发呆。
有天夜里我值班路过她的病房，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她正靠在床头，眼睛红肿，显然刚哭过。
"怎么了？"我走到床边坐下。
"我不知道大使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她的声音发颤，"我很害怕...害怕我的家人以为我出事了，害怕我永远回不了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冷，在微微发抖。
"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
法蒂玛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又流下来："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因为......"我停顿了一下，"因为你需要帮助，就这么简单。"
那天晚上我在她的病房里待到了天亮。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彼此的家庭，关于各自的梦想。
她告诉我她也是学医的，在阿联酋的一家医院工作，这次来北京是想学习中医针灸的技术。
我讲了自己为什么选择当医生，讲了那些通宵达旦背诵解剖学的日子，讲了第一次救活病人时的激动。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来，法蒂玛终于睡着了，脸上带着平静的表情。
我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关掉了灯,悄悄离开了病房。
走在医院清晨空荡荡的走廊里，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异国女人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更纯粹的东西。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发生了。
住院的第十八天，法蒂玛突然发起了高烧。
我正在诊室里写病历，护士小李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赵医生！那个外国病人烧到39度5了，人都说胡话了！"
我扔下笔就往病房跑，推开门的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法蒂玛躺在床上，脸颊烧得通红，额头上的汗水把头发都浸湿了。
她嘴里念叨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双手无意识地在空中挥舞。
我立刻给她做检查，发现她腿部的伤口红肿发炎，已经开始化脓。
感染了，而且很严重。
"立刻通知药房，我要用头孢三代，还有消炎药！"我对小李喊道。
小李为难地站在原地："赵医生...药房的王主任说，进口药太贵，病人又没交够押金..."
"别管那些！先救人！"我的声音几乎是咆哮出来的。
可现实比我想象的更残酷。
药房主任王凯堵在门口，一脸不耐烦："小赵，你别添乱行不行？这些进口药一支就得三百多，治疗下来至少得五千块。谁给你批这个钱？"
"我来付！"我红着眼睛吼道。
王凯冷笑了一声："你付？你一个月三百块工资，拿什么付？做医生得讲规矩，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往外走。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找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借钱。
最后还差两千多块，我急得团团转。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科室主任张文斌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严肃得吓人，眼镜片后面的目光透着寒意。
"小赵，听说你又要给那个外国人垫钱？"他开门见山。
"主任，她的情况很危急..."我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张文斌的声音突然提高，"一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你连她是谁都不清楚，就这么往里砸钱？"
"她需要帮助。"我低着头，攥紧了拳头。
"帮助？"张文斌冷笑，"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非法入境的？万一她是逃犯呢？万一她根本就是在骗你呢？"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你还年轻，社会上的事儿你不懂，"张文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外国人的事情很复杂，有些人专门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骗钱,你见得还少吗？"
"可她不是那种人..."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张文斌盯着我，"就凭她跟你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小赵啊，你是个好医生，但你太天真了。"
我站在办公室里，感觉自己像个被训斥的学生。
张文斌的话在我脑子里回荡，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从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刺眼的白光让我眼睛发酸。
我想起法蒂玛那双真诚的眼睛，想起她教我阿拉伯语时的笑容，想起她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相信我"的样子。
不，她不是骗子。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份笃定，但我就是相信她。
最后我把自己的自行车卖了，那是我爸送我上大学时买的，陪了我七年。
在废品回收站，老板给了我两百五十块钱，我握着那叠皱巴巴的钞票，心里五味杂陈。
钱终于凑够了，我拿着药冲进病房，法蒂玛已经烧得不省人事。
我亲自给她打针输液，整整一夜没合眼，守在她的床边。
凌晨四点的时候，她的烧终于退了。
她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我的瞬间,眼泪就流了下来。
"赵...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么多？"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没说话，只是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很冷，但这次不再颤抖了。
"我知道...很多人在说我的坏话，"她艰难地说着，"我听到走廊里的护士在议论...说我是骗子,说你是傻子..."
"别管他们说什么。"我打断她。
"可是..."她哽咽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没有骗你..."
"你不用证明，"我看着她的眼睛,"我相信你，这就够了。"
那天夜里，法蒂玛握着我的手，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松开。
窗外的晨光照进来，映在她苍白的脸上。
她轻声说了一句话："谢谢你相信我。"
那一刻我知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前路如何艰难，我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因为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
一个月后，法蒂玛的身体终于康复了。
那天早上，病房外面来了三个穿着正式西装的人，胸前别着外交徽章。
领头的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客客气气的，自我介绍是阿联酋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带来了法蒂玛的新护照和回国机票,还有一张银行卡，说是用来结算医疗费用的。
我站在病房门口，突然意识到法蒂玛要走了。
这一个月的相处，让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去她的病房，习惯了听她讲阿联酋的故事，习惯了那种被需要和被信任的感觉。
法蒂玛办完出院手续后，坚持要亲自去财务科结账。
她拿着那张银行卡，仔细地把所有费用都付清了，包括我垫付的那些钱。
财务科的人把钱退给我的时候，我看着那厚厚一沓钞票，心里反而有些空落落的。
"赵，这是属于你的。"
法蒂玛站在我面前，虽然还需要拐杖支撑，但她的眼神已经恢复了光彩。
"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我接过钱，感觉沉甸甸的。
"不，"她摇头，眼眶泛红，"你做的远不止这些。你相信我，照顾我，在所有人都怀疑我的时候站在我这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大使馆的车停在医院门口，司机已经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
法蒂玛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到车旁，然后突然停住了。
她回过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她哽咽着，"在我的国家，有一种传统..."
说着，她伸手解开外套的扣子，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她就用力扯下了贴身衬衣的一角。
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白色布料，上面绣着精致的金色图案,花纹复杂而华美，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是我们家族的信物，"
法蒂玛郑重地把布料放进我手里，"代表着最高的敬意和永恒的感激。"
我捧着那块布料，不知所措。
布料的质地很柔软，绣线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金光。
"你要好好保存它，"法蒂玛握住我的手，"用丝绸包裹，放在干燥的地方，不要让它受潮。"
她的手在微微颤抖："有一天，你也许会用到它。那时候，只要拿出这块布料，我的族人就会知道你是我最尊敬的人。"
"法蒂玛，这太贵重了..."我想把布料还给她。
"不，"她坚决地摇头，"请你一定要收下。这是我能给你的唯一东西了。"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催促，说飞机的时间快到了。
法蒂玛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太多的话想说，却最终都化作了沉默。
"赵，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来阿联酋，"她哽咽着说，"我会等你。"
车门关上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离。
我站在医院门口，握着那块布料，看着车子消失在晨雾中。
整个医院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但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回到宿舍后，我按照法蒂玛说的方法，用妈妈给我的一块旧丝巾小心翼翼地包裹住那块布料，然后放进了抽屉最深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不断回放着这一个月的画面。
从最初在急诊室看到满身是血的她，到后来每天去病房陪她聊天，再到最后她流着泪把信物交给我。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循环播放。
科室里的流言很快就传开了。
有人说我被外国女人迷住了，有人说我肯定收了好处费，还有人说那个外国女人许给我要接我出国。
我懒得解释,只是把那些借给我钱的同事一一还清。
每次把钱递到他们手里，我都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老李接过钱的时候拍拍我的肩膀："小赵啊，你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张文斌主任倒是没再说什么，只是每次见到我，眼神里都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
有一次他在走廊里叫住我："小赵，那个外国人真的把钱还给你了？"
"还了。"我点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看来我倒是看走眼了。不过啊，以后还是小心点，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这样的好运气。"
我没有回应，径直走开了。
法蒂玛走后的日子，我重新陷入了单调的工作和生活。
每天早出晚归，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在病房和诊室之间来回穿梭。
因为帮法蒂玛垫付医药费，虽然钱都还回来了，但我的积蓄还是被掏空了。
自行车卖了，只能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直哆嗦。
地下室的房租涨了，房东是个刻薄的老太太，每个月都要来催租，晚一天就骂骂咧咧的。
我只能省吃俭用，早饭常常就是一个馒头配咸菜，午饭在医院食堂打最便宜的菜。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原本还有人同情我被外国人骗了，现在知道钱还回来了，反而开始嫉妒。
"运气真好啊，遇到个有钱的外国人，"有的护士在背后议论，"说不定还能攀上什么关系呢。"
我听到这些话只是苦笑，懒得解释。
但我心里清楚,法蒂玛不是那种人，我也从来没指望过能从这件事里得到什么好处。
那块绣着金色图案的布料被我小心地保存在抽屉里。
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特意检查好几遍，生怕弄丢了。
两年后我结了婚,老婆李梅是医院药房的护士，长得不漂亮但性格温柔。
她知道这块布料的来历，起初还有些吃醋："你是不是对那个外国女人有意思？"
"别胡说，她是我的病人。"我哭笑不得。
"那这块破布你留着干什么？"李梅撅着嘴。
"这不是破布，"我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承诺，一份信任。"
李梅看着我严肃的表情，最后还是妥协了："行吧，你既然这么看重，那就留着吧。"
又过了几年，我们有了儿子，取名赵明宇。
小家伙白白胖胖的，聪明又调皮，是我和李梅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为了养家糊口，我工作更拼命了。
从实习医生熬到住院医师，又从住院医师熬到主治医师，整整用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我见过太多生老病死，救活过无数病人,也眼睁睁看着一些人离开人世。
但无论多累多烦,每当我打开抽屉看到那块布料，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意。
那是1993年那个夏天留给我的念想，提醒着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做医生。
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就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实习医生。
头发开始花白，脸上也添了皱纹，每天面对的都是病人和病历。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法蒂玛。
我时常在想，我还能见到她吗？她现在过得好吗？她还记得那年夏天在北京医院的日子吗？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答案，直到2015年的那个夏天。
2015年的春节，明宇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看着儿子拿着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李梅激动得哭了："总算熬出头了，咱儿子有出息！"
我也很高兴，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些年为了供儿子上学，我们俩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他身上。
现在好了，孩子大了，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
那天晚上，李梅突然跟我说："老赵，你想不想出去旅游一趟？"
"旅游？"我愣了一下，"去哪儿？"
"随便，反正咱俩这辈子还没出过远门呢，"李梅靠在我肩膀上，"趁着还走得动，出去看看世界。"
她这么一说，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地方——阿联酋。
22年了，整整22年，我无数次在梦里回到那个夏天，回到医院的病房，回到法蒂玛临走时的场景。
她说过，让我有机会一定要去阿联酋看看。
"我想去阿联酋。"我突然开口。
李梅诧异地抬起头："阿联酋？那么远？"
"对，我想去看看，"我认真地说，"想去看看法蒂玛描述过的沙漠，想去看看那些白色的宫殿。"
李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行，那就去。反正咱也攒了点钱，就当是奖励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开始办签证、订机票、规划行程。
阿联酋签证比我想象的容易办，材料交上去一个星期就批下来了。
机票是明宇在网上帮我订的，往返一个人五千多,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但我咬咬牙还是买了。
出发前几天，我突然想起那块布料。
那天晚上，我打开床头柜的红木盒子，那块白色的布料静静地躺在里面。
22年过去了，布料依然保存得很好，金色的图案还是那么精致，仿佛时光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我小心翼翼地把布料包好，放进了贴身的护照包里。
李梅看着我的动作，不解地问："你带这个干什么？"
"说不定能见到法蒂玛，"我说，"可以当面感谢她当年的信任。"
"你知道怎么找她吗？"李梅有些担心，"阿联酋那么大，你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
"不知道，"我摇摇头，"但说不定能碰到呢？就算碰不到，带着它也是个念想。"
2015年8月15日，我和李梅登上了飞往迪拜的航班。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这么久的飞机，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22年前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真的会去阿联酋。
飞机飞行了将近八个小时，当机长广播说即将降落迪拜的时候，我从昏睡中醒来。
透过舷窗往下看，金色的沙漠一望无际，远处是闪烁着光芒的高楼大厦。
就像法蒂玛描述的那样，这个国家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
飞机落地了，我的心跳突然加快。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预感，这趟旅行不会那么简单。
走出机舱的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迪拜的八月比北京还要热，空气干燥得像要把人烤熟。
我和李梅跟着人流往海关入境处走，周围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说着各种语言。
整个机场富丽堂皇，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巨大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奢华得让人眼花缭乱。
"老赵，这地方真有钱啊，"李梅小声嘀咕，"光这个机场就比咱们医院气派多了。"
我点点头，心里也在感叹，难怪法蒂玛说这里到处都是黄金和香料。
排队入境的人很多，我们等了快四十分钟才排到。
海关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阿拉伯男子，穿着白色的传统长袍，戴着红白相间的头巾。
他接过我的护照，例行公事地翻看着，突然，他的动作停住了。
他盯着护照上的照片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仔细打量我的脸。
那眼神让我心里一紧，仿佛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有什么问题吗？"我用英语问道。
他没有回答，而是拿起对讲机，说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
语气听起来很急促，还时不时看我一眼。
"老赵，怎么回事啊？"李梅紧张地拉住我的胳膊。
"不知道，可能是签证有什么问题。"我强作镇定，但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那个工作人员挂断对讲机后，对我做了个手势："Sir, please wait here."
他让我在原地等待，但没有解释原因。
周围的游客陆续通过了海关，入境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少。
只有我和李梅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该不会是被查了吧？"李梅小声问，"咱们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大使馆？"
"再等等看。"我握紧了她的手，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大概五分钟后，入境大厅外面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
紧接着，机场的自动门被推开，十几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壮汉大步走了进来。
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表情严肃，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带着家伙。
为首的是个中年男子，留着浓密的络腮胡，眼神锐利得像鹰。
他径直朝我走来，身后跟着的那些人立刻散开，把我和李梅团团围住。
"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中年男子开口了，说的居然是流利的中文，只是带着淡淡的口音。
"什么？"我愣住了，"我们只是来旅游的..."
"您的护照和行李需要接受检查，"他打断我的话，"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机场外面停着六辆黑色的装甲车。
不是普通的越野车，而是那种全副武装的装甲车，车身厚重，车窗是深色防弹玻璃，根本看不清里面。
"老赵，这是怎么回事？"李梅吓得脸色发白，死死抓着我的胳膊。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也在发抖，"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我试图跟那个中年男子解释："先生，我是来旅游的，我的签证和护照都是合法的..."
"我们知道，"他的语气虽然客气，但不容反驳，"但您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这是命令。"
两个壮汉上前，一左一右架住我的胳膊。
他们的力气大得惊人，我根本挣脱不了。
"你们不能这样！"李梅尖叫起来，"他是中国公民！你们没有权利..."
"女士，请您冷静。"中年男子回过头，"我们会保证您丈夫的安全，但现在您不能跟来。"
"什么？"李梅急得眼泪都下来了，"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会有人安排您的住宿，"中年男子摆摆手，立刻又来了两个人，"请您配合。"
就在我被强行拖向门口的时候，中年男子突然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我张大了嘴，难以置信地回头看着他。
他的表情依然冷峻，但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不...这不可能..."我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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