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首先体现为文字的连续性，那么古文字研究就绝不只是“认几个古字”的专门学问。202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研究从甲骨文到汉初的文字，正是要穿透文字、文本与思想三千多年之下的变迁，重新理解中国人最早的语言世界、思想内核和文明基因。
古文字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冷门绝学”。近年来，这门学科展现出极大的魅力，以及面向未来的潜力。由于出土文献持续涌现，古文字材料得到极大丰富，考证也越发精密，更需要及时整理各类文献材料，总结文字变化的原理，进而作系统归纳。如刘钊提出“变形音化”与“变形义化”等现象，正是理论创新的一例。另外，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逐步应用于缀合材料等方面，也为古文字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只有借助新材料，重新梳理字词、文本和思想观念，才能纠正长期积累的误读，再现早期中国文明的真实面貌，中国古典学的重建由此方可逐步推进。
古文字研究也吸引了诸多西方学者，他们敬仰早期中华文化，回到本国教书时将收获传递给学生。这让国际交流更为顺畅和生动。作为当下古文字研究最新颖和深入的成果，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如今正在酝酿推出英韩日等译本。
探源早期文明，也是面向未来。刘钊认为，精密化、系统化、智能化、普及化与国际化，是古文字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年轻的研究者可以省却前人查找资料的时间精力，但要深度理解材料仍需自身大量学习体会。这就需要专业志向坚定，继承老一辈学人扎实刻苦的学风，并充分拓宽眼界，掌握相关的学科技能。
需要从古文字中理解中国早期文明
澎湃新闻：古文字学涉及文本复原、源流追溯等工作。为何需要进行古文字研究，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件事有怎样的意义？
刘钊：古文字是个相对概念。循名责实，从字面上看，只要不是现代文字，所有古代文字就都可以叫古文字。但在学术界，说起“古文字”则是专指的。最早指先秦小篆之前的文字，后来随着材料逐渐丰富，时段往下延了一点。因为直到汉初很多文字还保留着早期的构形特点，所以我们现在把汉代早期之前的，比如汉武帝时期的一些材料，也都放到古文字范畴里。因此古文字的研究范围，一般是指从甲骨文一直到汉代早期。
当然，在古文字研究中，也有人作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文字的研究，二者也有联系。但早期文字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现在把早期文字划到文字画的范畴，所谓文字画是用一幅画表达一个意思，不严格与语言中的词对应，比如东巴文，类似没有文字的连环画。如果将人所说的话通过文字严格记录下来，词的顺序和语法是规范的，这才意味着严格意义上文字的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就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另外，还牵涉到出土文献的概念。因为出土文献就是用古文字来记录的，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指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存在不同的侧重点。说古文字时，强调的是字的形体，而说出土文献时，强调的是用古文字记录的文本。因此，我们中心叫作“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即将这两个概念并列。
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汉字早期的历史，要从甲骨文开始。目前初步统计，甲骨文大约有4000多个单字，而我们现在只认识1000多个。
这是因为，甲骨文中很多文字已变成死文字，因为语言中对应的词不再使用，而字是记录语言的，语言中的词死掉了，后人也就不知记录这个词的字是什么意思。对甲骨文来说，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如《尚书》等很少的一些文献，又经过增删修改，要去考字就变得很难，因为需要大量的传世典籍的对比材料。汉代文献基本都用隶书书写，疑难字很少。另外，汉代的传世文献也多了起来，我们可以大量阅读流传下来的文献，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用字用词习惯和语法等。那么，发现汉代的文字材料，再用传世的文献去对比，就很容易搞清楚是什么字。甲骨文则是今人不认识这个字，原本的词又不再使用，就难以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甲骨文的考字就要从这个字入手，在后世文字中找到它的化身和子孙。这中间可能很复杂，有很多缺环，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缺环补上，在早期文字和后世文字之间建立联系。比如，对某个字，可从字形知道它的读音，再从读音知道它记录的词义。所有单个字词解决后，才能明白整个文本是什么意思，进而才能研究它记录的内容。
中国的甲骨文研究，从1899年至今已将近130年，大约有六七代学者投入其中。但还有大量问题无法解决，有许多字都不认识。这就导致对商代历史的认识达不到相当的高度，很多事情迷茫一片，就好像被蒙上了一层纱幔。实际上，甲骨文的材料很丰富，所有甲骨文的字数加起来甚至比儒家《十三经》还多出很多。但一是重复内容很多，二是很多字不认识，不知记录的是哪个词，因此对文本也无法透彻了解。这个工作很艰难，但同时也是作古文字研究的价值所在。
人类的思想是通过文字来记录的，反过来，文字也驱动语言的形成和思想的发展；当然，所谓言不尽意，语言也会制约思想。人会采用自己的语言去思考，并受其制约。汉字音形义一体，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时代去看。甲骨文是特定场合的特种文体，即商王要以此占卜问神、刻写卜辞等，其中的字词大都是相应的术语。商代人写字，最主要是用毛笔在竹木简上写，但这类涉及当时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材料已经腐烂，今人已经看不到。总而言之，甲骨文本身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系统，如果通过它去了解商代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其实还远远不够，再加上很多字又不认识，在此基础上，今人能够形成的认识就更为浅表了。
西周最常见的古文字材料是金文。铸造铭文主要在用于祭祀和宴飨的礼器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上。字是由铜水浇铸而来，其制作方式使得工匠必须认真，字也相对更漂亮规整。而甲骨文是用玉刀等工具在龟甲上刻写。龟甲很硬，上面有胶质，不容易把字刻得漂亮，也不能表现毛笔的圆转，很多直线比较生硬。裘锡圭先生就认为，甲骨文是当时比较特殊的一种俗体字，当时的正体应该是用毛笔写在竹木简上的，与殷商的金文一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政策。每逢战争状态，国与国之间就比较封闭。长此以往，语言文字就产生了很多隔阂。由于每个国度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战国时期的文字是最难认的。同一个文字，两国所写的完全不同，有的形体变化匪夷所思，这就形成了诸多异形字。又根据地域不同，分出很多系别。由此，考证战国文字也是比较难的。当然，过往研究古文字主要集中在甲骨金文，对战国文字的科学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开始。这些年，因为大量战国简牍出土，战国文字研究进步也很快。尤其是湖南出土了从战国到东晋的各个时期的简牍，它们在地下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秦以后统一六国，开始书同文。秦的文字跟早期的西周金文比较接近。秦之外的六国，字的各种变化就非常多。从秦以后，字基本都是认识的，虽然有一些不认识的，但所占的比重就很小了。有一些字保留了早期的写法，也能够弄懂是什么字。
随着时代推移，人类的思想会产生很多变化。我们所有的思想观念，都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有三千多年，思想观念通过古书一代代传递，古书则是用文字写的。如果没有或看不懂这些古书，我们就很难对古代世界有所了解。中国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我们的古书最多。比如，甲骨文本身也是文献，记录了商王朝的祭祀、田猎、战争等，从中可见当时对天地宇宙的认识是怎样的，举行的仪式是怎样的。如果不研究古文字，用这些古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就无法了解。如果从汉初的篆书向上追溯，这段历史有相当大的跨度，其中的材料也非常复杂。而奠定中国人早期思想观念、思维习惯的，正是这些东西。即便抛开内容，仅仅研究汉字的来龙去脉，相应的写法和词义从哪里来，字和词的关系如何演变，读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都要追溯到根源上，如此才能去了解演变的过程。
澎湃新闻：古文字研究可能会面对材料残缺、分期复杂和形义关系微妙等问题。主要存在哪些难题？
刘钊：前面提到，甲骨文方面，商代距离当代的时间太久远，语言文字状况发生了太多变化，可供比照的传世文献也太少。我们对商代语言文字总体面貌的了解还很不够，加上有些“死文字”，造成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如后世文字。当然，这几年也有很多收获，其中有很多反倒是借助后来材料往前推而得来的。
金文的状况比甲骨文要好一些，难字没有那么多。如果说存在理解上的不顺，那么主要是对当时典章制度、各种历史记录的情况没有那么了解，造成相应的阻碍。比如，对于各种祭祀祖先的方法，我们只能用传世典籍的片段记载来做推论和猜想，这些远远不够。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挖掘，一方面就要寄望于不断有新材料出现。
战国文字可以说是最难的。前面提到过文字异形，当时大量用通假字，就要研究一个字通为哪个字。比如，从声音讲，一个字通为其他字的可能性很多，研究者选择一个音理上能解释通的方案，还要找到出土文献或传世典籍里具体的用例。最后，放在原来的语言环境中，要让这句话解释得非常通顺。但研究经常不能做到这么圆满。当然，这也跟内容有关。清华简里有很多内容，哪怕字词没问题，但因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比较隔膜，意思还是不太懂。只有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最深切体会到文字记录的内容。这方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对具体文本的串讲和翻译，但这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用传世典籍和各种证据，用各种考证办法去不停地揣摩试探，以求逐渐得到正解。
古文字研究正在推进更多理论总结
澎湃新闻：构形研究是否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以及对思想史的研究？
刘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形体上看，甲骨文不全是象形，有很多字是用抽象概括的形象，去记录汉语中的词，也不能把它当作画去看。有些字形提示我们，这个字记录的早期词义，并不像后人所想的那样。比如“暴”字，有个成语叫作“暴虎冯河”，对“暴虎”的解释是徒手和老虎搏斗。但我们看到，甲骨文的“暴”字，是手拿着古代兵器“戈”对着一只老虎。这说明，早期说“暴虎”并不是指徒手，而是可以拿兵器跟老虎搏斗的。而“暴”记录的词义，本来是指晒粮食（曝）。“暴虎”的“暴”的甲骨文字形保留早期的词义。
再举个例子。比如霓虹的“虹”，北方话读成gang（杠）。实际上，甲骨文的“虹”，写成穹窿形的一个怪兽，两边各有一个头。后来，“虹”从象形字变成了形声字。那么，甲骨文的“虹”如何考证而来，为什么知道这个字就是“虹”呢？这是凭借上下文把这个字卡死的，从文意和语境看，一定是后来的“虹”。但“虹”如何从象形字变成形声字，是什么时候变的，现在还搞不清楚。甲骨文中，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渴了要喝水。虹的出现一般是雨后河水涨起，虹的两个头扎到河里去喝水。而虹的出现又是一种凶兆，史书上和民俗中，对“虹出现表示凶兆”有很多记录。从字形联系到历史记载和民俗，就可以把“虹”这个字的历史贯串起来。
甲骨文的字形是高度凝练概括的。甲骨文字形的设计和布局，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观念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字形讲究对等和稳定，词义可追溯到中国人早期的思维形式。汉字的发展史有两个趋向，一是如何写得更便捷，比如出现了隶书、草书，不再像小篆那样复杂。二是如何写得更美，在特定的场合，追求繁复装饰的美术效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这些年，党和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时，就提到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汉字的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的确，文字就是思想的基因。追溯最早的文字，就是追溯中国人最早的思想。如果不理解用古文字记录的这一段中国历史文明，就会觉得“万古如长夜”。
澎湃新闻：您强调要把“认字”放在语言系统本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去看。构形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变形音化、变形义化等，又如何总结而来？
刘钊：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有了汉语才有了汉字，汉字始终伴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变化，不能完全独立于语言之外。历史上，也是语言变化之后，文字随之而变化。
构形变化方面，举几个战国文字的例子。比如，容易的“易”，有一种构形就写成两个易一正一倒的样子，强调变易的意思。
而信用的“信”，有种写法是加了一个玉字旁。因为古人对玉痴迷，认为它又硬又温润，有美丽的花纹，故常用玉来形容人。古人说，君子佩玉，一举一动都伴随着锵鸣的节奏。同时强调人要讲信用，这样就把“信”也加上玉字旁。这个字就体现着当时的思想观念。
我提过两个文字构形现象，一种叫作“变形音化”，一种叫作“变形义化”。变形音化更为重要。因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声音是最为重要的，在文字构造上起到枢纽作用，自造字起就努力把声音融进去。
比如接受的“受”，是两只手中间拿一条船，上面一只手，下面一只手，中间一个船。船又称为舟。不了解汉字构形的人可能奇怪，在人手之间拿不了这么沉重的船，为何用它来表示传授和接受呢？其实用舟来表示这种关系，是因为“舟”跟“受”声音相近。在这个字的构造里，“舟”既是表示授受的对象，虽然理据上不通，但可以虚化，只表示两人之间传授的东西，同时还是声符，记录“受”的声音。也就是说，古人造字时要突出声音的因素，本可用别的东西表示授受对象，之所以用“舟”是为了突出声音。
又比如远望的“望”，甲骨文是一个站立的人形，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眼睛。因为望需要用眼睛看。字形发展到后面，就把眼睛这部分改成了“亡”，就是把会意的一部分改成声符。
变形义化方面，比如宝贝的“宝”。宝盖头下方有一个“玉”，一个“缶”，一个“贝”。“缶”是一个声符。所谓声符，是说缶代表声音。“缶”字上部本来是“桴”，即一个敲鼓的鼓槌，同“宝”声音很近。写到东汉时期，“缶”被错写成了“尔”，“尔”又与“㐱”很像，于是为了迎合字义，人们故意把“尔”改为“㐱”，并与左边的“玉”结合起来变成“珍”。“宝”和“珍”有相同的意思，如今我们还说“珍宝”。这就是“变形义化”。
又比如，升迁的“迁”，本来也是升的意思，写到隋唐时期，俗体中就有把“迁”字中的一部分故意改成“升”的写法，以迎合字义，这也属于“变形义化”。
不过，“变形音化”的例子远多于“变形义化”。毕竟声音是更重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汉字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前面提到，便捷和美观是汉字的两个主要趋向。同时，形旁和义旁也在不断调整。有人说，汉字有七八万个，似乎掌握起来很困难，但实际上，常用的就是三千多个字。掌握三千多个汉字，完全可以应付日常生活。而且，越是常用的字，笔画就越少，这同样是出于便捷的目的。
研究古文字，从甲骨文到汉代，时间跨度是很大的。深入其中就会发现，随着时代变迁，文字的变化是很剧烈的。其中的各种构形现象，都需要归纳概括，上升到理论层面。实际上，对于变形义化、变形音化的现象，过往的研究者也早有认识，只是并没有用一个术语来命名，并将其总结为文字演变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而已。
另外，古文字研究也需要更多总结，包括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比如，研究者考出一个字，常常会沾沾自喜，后来才发现前人早都说过。这样的事例有不少。我们对前人的成果注意得还远远不够。没注意到，重复劳动，就相当于浪费。当然，很多研究散在偏僻的地方，不易发现。这就需要进行更多的搜集、整理和归纳。
过往，研究者总是关注一个个实际的汉字，而在理论层面的总结，以及对研究的整理归纳，相对较为缺乏。现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开展这类工作正是恰逢其时。
从古文字研究走向中国古典学重建
澎湃新闻：古文字和出土文献，对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中国古典学又应当如何重建？
刘钊：裘锡圭先生不断强调中国古典学重建。古文字研究，一方面是认字，即这个字相当于后世的什么字，考证它的读音，了解它记录的意思；另一方面，当每一句话都搞懂后，也就清楚文本讲了什么。我们一边考证文字，一边用古文字材料和传世典籍进行互证。裘锡圭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古典学重建”，他的意思是，现在出土材料越来越多，到了利用它们全面证古书的时候了。
我们中心的老师，现在也把利用出土材料来校订古书作为研究重点。要利用出土文献，对所有传世的，尤其是汉代早期之前的传世典籍，进行全面清理，把很多字词的用法和文义说清楚。相比过往，学术界有了更大的自觉性，工作的系统性和深入度也更强。
历史上，围绕着对古书的认识，有两次大的思潮。早期的古书，其职能不是记载历史，而是造作故事，编排人物，起劝诫作用。比如，告诉帝王要怎么做才能做得好，百姓才能拥戴。而后来古书中的英雄人物，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用来感召民众的。一个英雄人物非常高大，就一定有一个非常坏的反面人物。经常是没有中间人物的。这与后世的小说、戏剧等差别不大。20世纪初起，出土材料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对古书的认识必须有大的改变。这就是代表第二次思潮的“疑古派”的由来。如果按照历史事实衡量，很多古书记载都并非真实。毕竟，古代史学家并非亲见，表示自己观念好恶时，都有很强的倾向性。譬如描写坏人，就常常限于所谓“恶居下流，万恶皆归焉”的现象。
因此，要科学地认识古书，不能简单用“真假”判定。这就是走出疑古、进行释古。也就是说，古书之中，其具体记载的字和词义，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确实有很多历代积累的错误。比如，古书历代传抄翻刻，其中会有客观上的讹误，还存在有意改动产生的错误。如四库全书，涉及容易让人联想“清非正统”的话，就会被删改。有些改动留下了痕迹，有些改动明确发生过，但并未留下痕迹，我们就不知何时以及为何而改。再比如，书商编纂了一个流行简本，而原书因人们不用或不重视而逐渐失传。历史上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这在当代也是一样，最为流行的译注版本，却不一定是最准确和最完善的。
比如，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出自《论语·学而篇》。过往对“博学而笃志”是理解为广泛地学习并立下坚定的志向。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原意并非如此。刘贺墓中发现的穿衣镜，上面就有这句话。“笃志”写成“熟记”，即牢牢记住。再回头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实际上讲的是学习渐进的过程，即“广泛学习，牢牢记住，多多提问，仔细思考”，跟所谓“志向”并没有关系。“熟”和“笃”是通的，这两个字经常换用。“志”本就记住的意思，繁体写成“誌”。从宋代起，人们把这个字写成“志”，让它表示内心目标。宋人喜欢把事情理解为与心性有关。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出土文本，就不知这背后的情况。汉语中这种被后人误解、将错就错的例子特别多。如果按照学术真实复原，那就要取汉代人的理解。
类似情况还包括，如当时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时，认为其中印章上写着“辛追”二字，就把这位墓主老太太叫作“辛追夫人”。前段时间发现不对，所谓“辛追”二字，实际就是“避”字。但“辛追”已叫了五十多年，如要改名字，大众会感到困惑，就要慎重考量。学术研究经常遇到这类情况，即完全求真是必要的，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结合形势加以灵活处置。
词义随着时代发展也在变化。有些非常专业的术语，随着相应思想式微，人们连带着对词语本义也不再熟悉。比如，成语里有“首当其冲”，按照现在词典的解释，冲就是要冲，指的是道路。该理解实际也是错误的。“冲”是涉及军事术数的天文用语。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个概念，岁星也即木星，在哪个国家的上空，就对哪个国家非常有利。比如说，岁星在我方头顶，我方打别人必胜，别人打我方必败。这时，跟我方方位相对的国家就是“冲”。“对冲”一词本义便是如此。“首当其冲”是指，自己的位置正好与有利的一方“相对”，如此就会最先受到有利一方的加害。但后人并不理解，因为兵阴阳的思想失传了，天文术语变得晦涩难懂，人们只好想当然按照“要冲”、即道路的意思去理解。这类情况还有很多。
兵书里还有一个词叫“辟兵”，本义是要把兵器推开。后来的词典将其解释为“躲避兵器”，给“辟”加上了“辵”旁。汉语的词义有个特点，两个相对的内容在同一个词中。比如，“见”通“现”，同时发生两件事：我见到和你出现。“辟”是一方面排开，另一方面躲避。但“辟兵”的发起者一定是主动排开，而非躲开。当然，词义也经历了变化，最早“辟暑”是指把暑气推开，后来变成“避暑”，即躲开暑气。
这类词义变化，裘锡圭先生很多文章也都提到过。比如善的概念，最早指的是这个人很有才能，后来变成指人的道德水准很高、有慈爱之心。君子本来指的是非常有知识的人，后来才变成对自己道德要求比较高的人。
很多时候，如果用后世的词义，解释早期的典籍，就会解释错误。词义也在经历变化，词典应该把这些变化过程记录下来。从古文字的角度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后人的字典和词典解释存在很多问题，如果不对变化进行记录，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会进行错误的解释。而我们的词典通常只记录某个时段的词义，没有词义的前后变化。
回到古典学重建的问题。我们纠正传世古书的错误，主要是纠正字词理解，不太涉及史实。实际上面对出土文献，它记录的史实的真假，和它文本的真假，是两件事情。比如，战国人写下的字是真的，相应的简牍是真的，但讲的事情可能又是不存在的。因为可以进行编造，记录假的事情。
早期王国维提出过“二重证据法”。是说要利用地下材料来证地上材料。对于这个方法，一种观点说，传世古书是主流主干，出土文献比较琐碎，不足以撼动前者主体地位。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出土材料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对，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具体论断谁高谁低，而是每种材料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出土材料也分历时材料和共时材料。比如，若在战国楚墓里发现《诗经》《老子》，那么是从西周或春秋传到战国，对应的是历时材料；若发现当时离埋葬时间很近的公文，那就是共时材料。如果要研究当时的语言和词汇，这两种材料就应该分别对待。不能把从战国墓里出土的西周春秋的语料，当成战国的语料来用。
另外，还要分析文本性质。即文本记录的是什么内容，主要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带有思想性的著作，比如儒家著作，用词都会比较典雅。而当时的公文、医书等，更贴近老百姓生活，多用俗语词。研究对应的词汇时，也要把雅俗两者分开。
总之，中国古典学重建，是要一方面考证古文字，一方面利用古文字来证古书。这里边就涉及字的问题、词的问题和字词背后记录的思想观念的问题。
从学科建设角度去看，关于如何定义中国古典学的内涵，怎么设计这个学科，今后发展应走什么样的路径，学术界一直有争议。
首先，古典学的名称就来自西方，指的是对希腊罗马早期写本的研究。这门学问早期叫语文学，主要研究的是文本字词。语言学与语文学的主要不同在于，语言学涉及说话的声音，语文学只研究字面上的字词。后来古典学发展，德国新古典学将历史、哲学乃至考古都纳入进来。在我看来，中国古典学研究，也应纳入中国相应的内容，利用早期的材料，既研究文字、文本，也研究哲学、历史或考古，也即需要以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材料为主，去生发研究其他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可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的古典学，一个是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中国人研究西方古典，确实已在开展和推进。另一部分就是中国古典学。这两种方向都要有。中西主要研究的时段、领域、方法完全可以相互借鉴。考证考据的一系列工作也都是相通的。
有人说，中国要跟西方切割，就做自己的研究。我认为这并不合适。古典学本来就是翻译过来的概念，当下更是强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关键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源泉。我们需要求同，而强调差异也不是为了分裂。早期文明本身就有相同点。用中国的早期文明去跟希腊罗马早期文明比较，不存在任何方法上的障碍。大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但也有很多殊途同归。中国早期的文明辉煌灿烂，许多古书可以用很少的字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从词语到思想，能够体现后来中国人的思维观念特点。
也有人说，古典学就是国学。我反对这种意见。不能把古典学当作什么都往里装的筐，必须有一个界限。对于中国古典学，我建议，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有文字开始到汉代，可算在中国的古典学之中，不宜再往下无限度地下延。
古文字研究的未来发展：精密化、系统化、智能化、普及化和国际化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科技进步的每个动作，都会影响学科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文物拼缀、红外扫描、数据库建设等技术广泛应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如何在古文字研究之中运用新的技术，其应用对研究过程和成果产生了哪些实质影响？
刘钊：我们搞了很多数据库，包括马王堆的、甲骨文的，汉简的，等等。这些数据库是把零散的材料凑在一起。比如，有很多要缀合的材料，分散在很多地方，一个人很难全部掌握。而把这些材料统计到数据库中，首先是便于检索，研究者查一个号码，对应的材料就出来了。研究者还可以把这些断裂的材料拼缀起来，随时改正和更新。
比如，我的学生郑健飞拼马王堆帛书，拼了大概有200片。这比楚简和汉简拼缀更难，帛书的小碎片像小指甲这么大，共有几千片。要拼到原位，就必须熟悉材料，对字、内容和帛的形状颜色等烂熟于胸。当下，这些工作并未做到全部由AI辅助。只有甲骨拼缀开始使用AI。我的一位学生设计了一套程序，用机器进行筛选，拼缀了大约50片的甲骨。相比之下，一个研究者把甲骨记在脑子里，用20年拼400片，已经算是非常多了。
目前，我们在努力构建古文字知识图谱，把所有古文字材料集中到一起，让机器自我学习，自动分类筛选，智能检索。研究者可以提问，提出要写有关什么问题的文章，使用哪类材料，机器自动联想和链接，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去撰写自己的成果。
这背后也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虽然机器效率很高，人力无法与之相比，但还需要大量数据清洗处理。实际上，对于前期积累的大量数据，机器是无法直接使用的。机器能自动学习和链接的数据，是需要经过统一筛选和标注的。而古文字之中，有太多的字极难处理。要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对其图形化或加以标号，形成编码，机器才能辨认和检索。现在能够被机器所学习的数据，数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工作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再举甲骨为例。甲骨现在都是碎片，拼缀有时比较难。最初古董商买卖甲骨时，甲骨是论字算价的，字多的值钱，字少就不行。有的人觉得，拓片中没有字的部分没用，于是就光留有字的部分，旁边就剪掉了。这就造成，现在有时不知原来的轮廓边框是什么样。机器主要用图形比对，如果能保存原样，就比较好缀合。如果最核心的拓片的边缘不可靠，那就不好缀合。另外，龟甲比较脆弱，很多甲骨保存不当，导致边缘变形，再靠边线轮廓也就不好使了。这时可以用DNA的办法，每只龟的DNA都不一样，如果所有碎片的DNA都能做出来，用机器就能瞬间让同一片龟甲聚到一起。从技术上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多甲骨流散海外，获取资料也很有难度。
总体来说，在新技术应用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相应投入赶不上材料的增长，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又令数据投喂的工作严重滞后。不像我年轻时发愁看不到材料，现在出土材料非常多，这里出了简，摞了一堆资料在桌子上，没等看完，那边又出了简，根本跟不上材料井喷的速度。
这些资料的选取和整理，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支撑。这是必须推进的发展方向。现在，上海成立了科学智能研究院，复旦大学参与其中，我们在其中做了些古文字方面的工作。复旦大学在推进“中华早期文明探源工程”，试图利用多模态系统呈现中华早期文明的全景，包括考古、人类学、古文字、历史地理的所有信息，涵盖图像、照片、视频等，形成超大型的数据集。
我们中心则在作古文字知识图谱。我们研究古文字，把大量时间用在查找材料上。比如用10天查材料，用1天写成一篇文章。按理说，前面10天应该让机器来完成，研究者可以用这段时间来考虑更有意思的要点，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从过往经历看，照相技术、印刷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都日新月异，也逼迫古文字学科做出相应改变。照相技术方面，我们现在利用的资料大都是高清彩照，可以纤毫毕现，接下来还会有各种角度的三维图像，把东西悬起来，研究者在电脑上可从不同方向认真观察。印刷技术方面，以往我们古文字的投稿，刊物不愿用，因为排印难以呈现古文字；现在一篇文章里都是古文字也没有任何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很多技术用起来，检索和拼缀材料就方便多了。
这方面，年轻人可略过我们当年积累原始材料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年轻时浪费了很多时间，天天乱翻乱找材料，跑到很多地方借书，或催人要复印资料。当下青年学者，只要有一定聪明度，识别能力和逻辑能力较强，用人工智能处理材料，很快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当然，年轻人缺乏的是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材料理解的深度，仍然需要大量学习体会，只是可以省去我们这代人在收集材料上所浪费的时间，以便全心考虑更为深入的问题。
澎湃新闻：从学科建设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版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令长期缺乏古文字研究系统教材的空白得以填补。您在参与编撰这部教材时，有哪些最为关注的要点？
刘钊：我们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希望打破传统的写法。在通论部分，提供富有自己创见的内容，都是前人没有写过或是比前人的探讨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不再做耳熟能详的介绍。希望令人耳目一新。而文论部分，从甲骨到金文到战国文字，从铜器到玺印到陶文到货币到金银器，古文字的时段是齐全的。从甲骨文到汉代文字，我们中心每位老师，各自都有最擅长的部分，正好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环。而且，我们做了精心选择，挑出其中有一定难度的内容去讲述。由此，每部分都由对应研究最深入的作者撰写，写得也非常深入和完备。我们这本教程非常受欢迎，精装本在网上秒光，平装本已印了4次，销路非常好，被称为“破圈的教材”。
古文字普及的工作也十分重要。现在要大力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我们纯学术上的深入研究要不断进行，同时也有责任向大众、向社会、向中小学加以广泛宣传和传播。让甲骨文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家也都充分认识到，研究不能钻到象牙塔中，而要关心“国之大者”，配合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
澎湃新闻：在材料不断出土、技术不断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您如何展望未来二三十年的古文字研究？
刘钊：我们这些年有很多研究成果。校正古书也好，纠正历史也好，廓清古人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好。可以说，古文字研究踩上了时代的节拍。中国有太多好东西，如果不能及时整理，材料就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字迹变得不清楚，等等。另外，虽然古文字研究变得热门起来，但人才还是远远不够。还有很多跟古书有关的东西，流散在海外，也急需回归加以整理。
在我看来，古文字研究今后的发展有五个“化”，即：精密化、系统化、智能化、普及化以及国际化。
前面提到，随着各种材料丰富起来，古文字考证越来越精密，需要及时进行学科理论的梳理归纳总结。得益于材料的丰富，现在古文字研究的分支也越来越多。对应的术语系统、理论框架等也都要重新建立。这就意味着需要系统化。而在智能化方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需要充分介入和参与。对此，很多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相互都有合作，这方面在几年之内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比如，我们跟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在第四届世界科学智能大赛的“AI4S智能体CNS挑战赛”中，设立了一个古文字识别赛道，我们中心出了一些考题。这项赛事正在推进，会有来自世界的很多名选手报名参与。普及化方面，前面也已提及。
国际化方面，我们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正在推进日、英、韩三种译本。我们最近还要出一本《出土文献里的中国》，把出土文献里的具体材料，像讲故事一样去表达。这也有助于普及和对外传播。这些年，对中国古文字感兴趣的外国人正在变多，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一方面，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材料出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持续保持着和平稳定。因此，现在是做国际交流的好时机。
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学古文字，首先是有热爱。他们对字词本身或许不能深入理解，主要是敬仰早期中华文明的思想。而这也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其中，很多外国学者又会回到本国去教书，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在这方面是见实效的。我们也要继续推进研究转化，讲好中国故事。
澎湃新闻：古文字学专业性极强，培养周期也很长。您所在的中心，形成了老中青结合和跨学科合作的结构。这一良好局面是如何促成的？您对年轻人又有怎样的期待？
刘钊：我们也反复说到这一点：古文字这么冷门的东西，在国外的大学里，个别院系能有一个人做研究就不错了，不可能像我们中心这样，有16个人专门去做古文字研究。这个条件只在中国有。
先有一位好的带头人，形成好的学风，经过长时间的磨炼，内部形成良好的机制，才能让这个集体长盛不衰。首先，我们中心的年轻老师，很多都是裘锡圭先生的学生。裘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他要求学生必须像自己，做学问的学风必须是踏实的，也需要努力刻苦。只有继承裘先生的这一学脉，才能留得下来。另外，裘先生在的时候，因为他自身严谨，不徇私情，学问又好，在学术界风评很好，弟子们得到正面的影响，加上自身的品质和能力，令学界同仁更为信任，因而成长也比较顺利。
年轻老师进入中心后，他们既有一些个人项目，同时有很多集体项目。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是一种集体造就个人、个人成就集体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同一师门的基础。我们是教育部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是该计划成立以来，复旦大学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个文科团队。这表明，我们团队的教师在教学和为学上得到充分认可，我作为负责人也要以身作则。
而在学生去向方面，能够接纳古文字毕业生的单位也在不断增加。我们中心的毕业生，工作都不错。去向包括高校、出版社、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学习古文字研究这一所谓冷门学科，只要努力，真正热爱这一事业，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年轻人首先专业志向要坚定，要继承裘先生等老一辈学人扎实刻苦的学风。另外，要充分拓宽眼界，相关的学科技能也要掌握，尽量跟上新技术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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