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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8日上午8时18分，台湾桃园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晨光从东面斜打进来，把一排排停靠整齐的战斗机机翼照得铮亮，地面的沥青在八月的湿热里散出一股淡淡的热气。
这是台湾最普通的一个夏日清晨，能见度极佳，视野辽阔，几乎见不到一丝云彩，日照充足，气流稳定——飞行员最喜欢的那种天气。
停机坪上，有一架编号5361的F-5F双座战斗教练机正在进行起飞前的例行检查。
机身上用繁体字印着"中正"二字，银白色的蒙皮在阳光里格外耀眼。
这架飞机的来历颇为不简单。
F-5F是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研制的轻型战斗机F-5E的双座改型版本，台湾方面从美国军方购置后，主要用于高级飞行训练与作战任务，单架造价约合650万美元。
飞机装备了涡轮喷气发动机、雷达警告系统和红外干扰装置，翼尖可挂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是当时台湾空军主力机型之一。
在中低空格斗性能方面，这款飞机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
论作战覆盖范围，以台湾海峡的宽度来换算，这架飞机从桃园基地起飞，其飞行半径足以抵达对岸的福建沿海并返回。
走向这架飞机的，是29岁的台湾空军飞行评估人员黄植诚。
他是壮族人，祖籍广西横县，至这一年为止积累了超过21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先后驾驶过五种不同型号的战斗机，是整个第五联队督察室公认的技术过硬者。
跟在他身后走向5361号飞机的，是当天接受例行考核的学员飞行员许秋麟。
地勤人员正在做最后的状态确认。
黄植诚登机之前，回头向停机坪上的地勤人员比了一个V字手势，随后转身登机，前后座的座舱盖依次关闭，引擎启动，飞机开始缓缓向跑道滑行。
对停机坪上的地勤人员而言，这个V字手势和他以往每一次飞行前的动作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一个惯常的告别动作。
但在事后所有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里，那个停顿、回头、比出手势的瞬间被反复提及。
它发生在1981年8月8日上午的台湾桃园空军基地，也是这段历史留下的确切起点。
那一年，距离1949年两岸分治，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年。
【一】广西横县的根，台湾眷村的路
黄植诚，1952年1月出生于台湾，壮族，祖籍广西横县，也就是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所在的地方。
要读懂黄植诚这个人，需要先把他的家庭背景放在整个时代的框架里来理解。
他的父亲，是1949年随撤退队伍渡海去台的国民党空军地勤人员。
这是那个年代两岸分治最初阶段，数以百万计的大陆人被一道海峡隔断在台湾的典型处境——带着各自的省籍背景和乡音，在一个陌生的岛屿上艰难地重建生活秩序。
对于这批外省来台人员来说，台湾是暂时的落脚之处，大陆是念念不忘的来处，两者之间横亘着的，是政治上的鸿沟和现实上的茫然。
台湾的军事眷属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相当独特的生活圈子。
眷村里住的，大多是军事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彼此之间因为相近的出身背景和日常境遇而形成了一种高度封闭的社群文化。
孩子们在同一片狭窄的院落里长大，大人们在傍晚压低声音讲着各自带有方言腔调的普通话，食堂的米饭和院子里晾着的军服，构成了几代眷村孩子最共同的童年底色。
对于外省来台的这批人而言，"回大陆"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深入日常生活的情感底色。
每逢家庭聚会，每逢节日，那片海峡对面的土地都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话语里。
黄植诚的家庭，是这个群体里的一个具体缩影。
他的父亲从广西横县出发，随撤退队伍去了台湾，在台湾的空军体系里做地勤，一做便是数十年。
他的二哥后来也进入台湾空军，姐夫同样在台军空军体系中任职，母亲还被台军空军评选为"模范母亲"。
这个称号在那个年代是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荣誉，意味着这个家庭在台湾空军眷属圈子里有着稳固的位置和受认可的声望。
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里长大，进入空军对黄植诚来说几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飞机、跑道、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构成了他从小就熟悉的那片天空下的生活风景，家庭的氛围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引导，不需要任何外力。
但在这个看起来整齐而稳定的军旅家庭背后，有一条从未断过的暗线，悄悄贯穿着黄植诚的整个成长过程。
父亲来自广西横县，他在离开之后从未再踏上那片土地，却在台湾生活了数十年，从来没有把那个地方真正从心里抹去。
在眷村的日常生活里，他以或明或隐的方式把来自广西的记忆和牵念传递给了子女。
广西横县，那是这个家的"根"，是这个家在历史的大流里被冲散之前的出发地；而台湾，不过是这个家在漂泊途中的一个落脚之处，从来不是最终的归处。
这一认知，随着黄植诚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淡化，反而一点一点变得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父亲在台湾生活到晚年，临终前留下的一些话，把这份根的牵念原封不动地交到了黄植诚手里。
那些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在任何公开的文字里留下完整的记录。
但在各方描述这段历史的文章里，父亲临终前对大陆的思念与对现实处境的复杂情绪，被普遍认为是黄植诚此后做出最终决定不可缺少的背景之一。
黄植诚的母亲也是如此。
在他后来接受采访时，他曾提到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广西横县始终放不下，那片从未再踏上的土地，是她临终之前说得最多的地方。
1973年，黄植诚从台湾岗山空军官校以优异成绩毕业，拿到了职业飞行员的资格。
毕业之后，他从最基础的飞行员做起，一步步做到分队长，再到后来台湾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的飞行评估岗位。
他在飞行技术上有着相当突出的天赋，加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始终在同期人员中处于前列，二十多岁便已在台湾空军内积累了颇为厚实的资历。
从外部看，这是一条走得颇为稳当的路。
【二】眷村、气球与那个特殊的时代气候
1981年的台湾，信息环境相当特殊。
台湾对于大陆的报道有着清晰的叙事倾向，官方媒体的讲述和大陆实际的面貌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落差。
而这道落差并不容易被普通台湾人所觉察，更不容易被军事眷属圈子里的人所讨论。
军事人员的信息渠道本就受到严格的管控，在那个年代，从台湾军方体系内部了解大陆真实状况，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里，1981年5月发生的一件小事，打破了惯常的秩序。
一只从大陆飘来的气球，在台湾慈恩村——一处空军眷属聚居区——的上空爆炸，散落出大量传单。慈恩村里居住着大批台湾空军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黄植诚在内。
那批传单里面，夹着一张印有重要内容的纸：
大陆方面成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消息，宣告中国已经打破了美苏两国对洲际导弹技术的长期垄断。
这是一则在台湾官方媒体上从来不会出现的消息。
那张从气球上飘来的传单，呈现的是一个与台湾官方叙述截然不同的大陆图景——一个在军事科技上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大陆，而不是台湾媒体长期所描述的那个形象。
对于黄植诚来说，这张传单不只是一则军事资讯。
在它之前，他已陆续从各种零散渠道听到过一些关于大陆改革开放的信息。
1978年，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社会和经济面貌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信息以各种方式渗入两岸之间的信息边界，在眷村的角落里悄悄流传。
把这些零散信息拼凑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大陆，和台湾官方叙述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忽视。
气球带来的那张传单，在这些已有认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道确认。
与此同时，来自家庭的那条暗线也在这一年持续发挥着作用。
父亲已离世多年，临终前留下的那些话，安静地积存在黄植诚记忆的某个角落，从未真正消散。
母亲还在世，但她对广西横县的念念不忘，随着年岁的增长并没有减弱。
在黄植诚后来接受采访时谈到，母亲在那段时间里对大陆和故土的挂念，是他内心深处无法忽视的存在。
1981年的这一年，所有这些积累已久的线索，密集地汇聚在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一点背景是：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先后共有多名台湾飞行员陆续选择了驾机来到大陆，包括1963年的徐延泽、1969年的黄天明和朱京蓉，以及后来的数人。
这些人的存在，意味着在黄植诚之前，类似的选择已有过先例，并非凭空而来。
据历史记录，黄植诚是驾驶第42架飞机回到大陆的第90名台湾空军人员。
他不是第一个，但在整个1970年代这类事件频率已大幅降低的背景下，他的到来在两岸都引发了格外广泛的关注。
【三】飞行评估岗位与那两年的准备
在台湾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担任飞行评估工作，是黄植诚得以付诸行动的关键条件所在。
在台湾空军的组织结构里，每个联队都设有督察室，专门负责对联队内所有飞行员进行定期考核与资质认定。
联队内一百余名飞行员每年的晋级和资格续期，都必须通过督察室飞行评估人员的亲自带飞考核来完成。
这意味着飞行评估人员的工作本质上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操作权限。
评估人员对飞行科目的设置和训练路线的安排，有着远比普通飞行员更大的自主空间。
带飞考核采用的是双座机，后座坐着的是接受考核的学员，在考核的飞行过程中，后座的学员在特定科目下会进入依赖仪表的状态，由前座的评估人员实施单方面的控制。
正是这两个特点，在1981年8月8日这一天，为黄植诚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行动窗口。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已经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把整件事在脑子里反复推演过无数遍。
在当时的台湾，驾机飞往大陆是被定性为极其严重的罪名，一旦被发现，终身监禁几乎是唯一可以预见的结局。
台湾当局早就预判过飞行员叛逃的可能性，并在管理机制上针对性地设置了若干防范安排；在信息流通上，也对飞行员能够接触到的外部信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桃园基地悄无声息地起飞、穿越台湾海峡、最终安全落地大陆机场，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相当的风险。
黄植诚对这些风险做了极为细致的预判和准备。
他反复研究飞行地图，核算从桃园基地起飞到达福建沿海的油量裕度；
他推算穿越海峡中线的时间节点，研究如何在台湾地面雷达的监控视野之外完成航向的转换；
他考量低空飞行对规避雷达探测的实际效果，以及在特定高度恢复平飞后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
在他积累的2100多小时飞行时间里，有大量的低空飞行经验和各类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操控积累，这为整个计划的技术可行性提供了基础。
选择带着一名学员以考核名义双座出行，而不是以其他理由单独升空，是经过计算的安排。
带飞考核是第五联队日常训练中最频繁的飞行类型之一，以这个名义出行不会引发任何异常的注意。
而在暗舱仪表考核的科目框架下，后座学员会主动关闭外部视野，这为他在航向转变之后争取了最为宝贵的时间窗口。
1981年8月8日，出现在考核名单上的名字，是学员飞行员许秋麟。
当天的气象条件格外适合飞行——台湾海峡上空能见度极佳，气流稳定，几乎没有云层的干扰。这是他在两年的推演里始终在等待的那种天气。
【四】海峡之上，东引岛旁，两条路的分开
上午8时18分，5361号F-5F从台湾桃园空军基地起飞，在晨光里稳稳爬升，进入台湾海峡方向。
飞行的初期，黄植诚带着后座的许秋麟按照标准的考核程序完成了若干例行科目，飞机保持在正常的训练航线上，一切看起来与往常没有区别。
当飞行路线推进到台湾海峡中线附近的区域，黄植诚告知许秋麟接下来将进行暗舱仪表科目，请他关闭后座的暗舱罩。
暗舱仪表是飞行训练中的标准科目，后座飞行员在这一科目下需要屏蔽外部视野，完全依赖座舱内的仪表读数来判断飞行状态和方位。
许秋麟对这一指令没有任何疑虑，照做了。
后舱的外部视野，从这一刻起被完全遮蔽。
黄植诚随后切断了飞机的无线电通信，操控飞机执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俯冲翻跟斗动作，机体迅速降至贴近海面的超低高度，随后恢复平飞。
这一系列动作的目的，是让飞机从台湾地面雷达的探测范围中消失。
超低空飞行可以有效规避地面雷达的探测。飞机在雷达上消失的时间，在随后的统计里被确认超过了四十分钟。
此时，飞机的航向已经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向着福建沿海的方向飞进。
当飞机飞抵东引岛上空时，许秋麟打开了暗舱罩。
透过座舱玻璃，他看到的是一片陌生的海岸线轮廓。
这里不是任何正常训练科目的飞行范围，飞机所处的方位已经远远超出了桃园基地正常活动的区域。
东引岛是台湾军队在靠近大陆一侧驻守的岛屿，岛上有台军部队常驻，而此刻出现在座舱视野里的地理轮廓，清楚地表明飞机正在前往的方向。
许秋麟认清了实情。他的父母、妻子和朋友都在台湾，他明确表示不愿前往大陆，要求返回。
黄植诚此时需要迅速做出判断。
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已超过四十分钟，台湾空军很可能已开始展开搜寻行动；
东引岛上有台军驻守，一架没有任何预告便低空出现在岛屿上方的战机，存在被地面力量误判并采取处置措施的可能；
折返飞行还会额外消耗飞机本已按照单程计划的燃油量。
所有这些变数同时出现，使得这个决定的风险远比原本预计的大。
他决定折返，把飞机绕至东引岛上空，给许秋麟创造跳伞的条件。
飞机降低高度，操控缓速低空掠过东引岛上方，后座舱盖打开。
许秋麟从后座弹射而出，降落伞在低空展开，他落入东引岛附近的区域。岛上的台军部队随即发现了降落的飞行员，出动人员将其接应。
F-5F的后舱盖上，从那一刻起多了一处空洞。
黄植诚独自驾机再次向西飞去。当飞机进入福建空域时，福州方面的雷达探测到了这架来自台湾方向的飞机，地面随即进入战备状态。
黄植诚打开无线电，与地面说明来意，随后按照地面指令完成了摇晃机翼的识别动作，向塔台传递身份确认信号。
5361号飞机在福建福州义序机场平稳落地。从桃园基地起飞到义序机场落地，整个飞行过程历时约一个小时。
而当地面人员走近那架落地的F-5F，看到后舱盖上那处空洞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个悄无声息出现在高空之中的豁口，将把两个人此后数十年的生活，引向怎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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