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溪龙乡白茶原观景平台及网红咖啡店的游客络绎不绝（2024 年 5 月2 日摄） 新华社发（潘学康摄）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40多万个行政村、200多万个自然村，他们是乡村居民生活的家园，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进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面对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自然地貌、产业基础各异的农情，探索适配多样化乡村需求的发展模式，成为决定乡村全面振兴成效的关键之一。
分类有序推进，不仅是治理单元的物理划分，也是把项目、资金与政策等资源更精准配置，是针对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提出的解决方案。
这一治理思路有着清晰的政策演进脉络：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专门章节中提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分类推进乡村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四类村庄的不同定位；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再次细化村庄分类标准，确定了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方向。
政策持续迭代、不断完善，展现出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精准深入。
——基于长期资源禀赋差异化的现实。我国东西部乡村差异显著，东部乡村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市场活跃度普遍较高，发展潜力大；西部乡村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要素配置能力有限，这些差异先天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庄发展的具体路径，需发挥出各地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基于当下国情农情的动态变化。有学者在研究中表示，乡村发展并非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在城乡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重构的持续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化，表现出不同的村庄形态。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为4.65亿人，较1995年峰值时减少45.9%，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大趋势，这样的背景下，不同乡村受城市虹吸效应的强度不同，有的乡村老龄化程度较深；有的乡村产业发展好，越来越兴旺；另有城郊村庄逐步融入城镇化体系。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村庄步调的差异。
——基于将资金精准用到有潜力的地方，提升使用效率。
同时，深刻领会其具体内涵，把握好政策背后的“同”与“特”。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各自为营，而是在筑牢共同根基、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为不同村庄量身定制差异化发展路径。
具体而言，若将乡村振兴全景比作一幅徐徐铺展的画卷，“同”便是这幅画卷的底色与根基，是夯实发展根基、守住安全底线的核心支撑，贯穿乡村建设发展全过程。
一是坚守底线之“同”。各地乡村振兴路径多元、特色各异，但两条共同底线必须坚守。一条是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无论乡村靠旅游发展还是电商致富，都要从严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统筹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严格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牢牢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另一条是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提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质效，切实筑牢防返贫坚固屏障。
二是补齐短板之“同”。完善基础配套、补齐发展弱项，是各地实现乡村振兴的共同课题。基础设施方面，全面打通路、电、网、水等生产生活基础保障；公共服务方面，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聚力优化乡村教育、基层医疗、便民政务服务，努力让孩子们就近享优质教育、老年群体就近享便捷医疗、村民办事高效省心；人居环境方面，以干净整洁、宜居宜业为共同目标，常态化推进生活垃圾收运、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改造提升，打造宜居和美乡村风貌。
此外，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也是乡村发展的共同动力。乡村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新农人、乡村主理人等扎根乡土、勇于创新、带头致富的新兴人才力量，更离不开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为乡村前行锚定方向、凝聚力量。
“特”则是这幅乡村画卷的出彩亮色，是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差异化发展、高质量谋振兴的路径。乡村振兴没有统一模板，要因地制宜、凸显特色，走出适配当地的振兴之路。
一是立足资源禀赋，打造产业发展之“特”。产业兴旺是农民增收的坚实基础，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选择需要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沿海渔村可以发展海洋捕捞、海产品加工；内陆山区可以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城郊乡村可以融入城市，发展休闲露营、观光农业，等等。
二是立足当地优势，塑造功能定位之“特”。乡村不仅是粮食生产空间，更承载着生活居住、生态涵养和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实践中，需要紧扣自身需求，精准匹配定位。对于产业基础扎实的中心村，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周边区域；对于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坚持保护优先，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活化利用，承担文化传承功能；对于紧邻城市的城郊村，积极承接城市功能外溢，打造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节点。
三是立足村情实际，创新治理模式之“特”。不同村庄的民情风俗、治理基础与现实诉求不同，治理模式也各有侧重。在人口流动较大的村庄，可优先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推行“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模式；在产业特色鲜明的乡村，可重点组建产业合作社，实现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在保护型村庄，可强化村规民约共治机制，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保护。
最后，还需明晰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路径。
一是分好类。按照相关规定，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乡村被科学划分为以下四个基本类型：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强化产业发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城郊融合类村庄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特色保护类村庄重点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搬迁撤并类村庄有序实施搬迁撤并，解决好民生保障、就业增收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对于其他短期内难以判断的村庄，留足观察和论证时间，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需要。
国家政策框架下，各地方进一步细化“施工图”，对乡村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再分类。以福建为例，当地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推进，将全省1.4万多个村分为集聚提升类、稳定改善类、文化传承类、民族团结类、侨台赓续类、城郊融合类、海岛发展类、收缩待定类和搬迁撤并类9大类型，明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定位和建设要求，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二是有序和片区化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分类有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片区化”的要求。“有序”重在把握节奏，遵循梯次推进、循序渐进的原则，厘清主次与时序；“片区化”重在系统增效，打破界限，追求区域整体效能最大化。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起一套协调的乡村空间治理范式。
“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仍需直面多重挑战，例如静态标准如何精准适配动态变化的乡村社会、特色保护类村庄如何做到保护和开发并重、搬迁撤并类村庄如何审慎权衡各方利益……这些对政策的执行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制度设计、实施机制等方面根据实际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
面对数十万个行政村，坚持分类施策、有序推进，在差异中寻找共性，在多元中谋求统一，努力建设各具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贾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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