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突然摊出底牌, 中国有了另一个天赐良机|东南亚|东盟|中国|伊朗|印尼|国家能源局|美国

[编者按] 2026年2月底以来，美以伊冲突引爆全球能源危机，最直接的传导效应是引发东南亚油荒。近日美伊谈判不顺，美以出尔反尔，伊朗则传出“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东南亚能源困境凸显。据外媒报道，受高温天气和数据中心用电影响，马来西亚4月电力需求同比增长11.5%；东南亚数据中心、电动汽车和绿色工业园等将在未来三到四年带来超100太瓦时的新增电力需求。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东南亚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4年增长一倍以上。分析人士认为，东盟能源转型已不只是减排和电源结构调整问题，也与数字经济扩张、产业承接能力和电网安全密切相关。而美国的政策调整，正在改变东盟能源转型所处的外部环境。

本文围绕这一变化展开梳理。文章首先分析美国政策转向给东盟带来的两方面压力：一是气候融资和多边支持机制的不确定性上升，二是贸易政策变化使部分清洁技术产业面临出口成本和市场预期压力。其次，文章总结了中国参与东盟能源转型的三种主要路径：中方主导出资、工程总承包和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并通过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案例，观察中国资金、工程能力和产业链资源如何进入水电、风电、光伏、电网、电动汽车和储能等不同场景。最后，东盟能源合作并非单向度议题，美国可能通过私营科技企业、液化天然气合作等方式重新介入，东盟国家自身也会持续关注产业主导权、能源安全和合作多元化问题。

文章揭示出在AI算力扩张、高温用电攀升、美国政策摇摆和全球绿色产业链重组交织的当下，东盟能源转型已不再只是气候议题，而是一场关乎发展权、产业权和区域秩序的长期竞争。对中国而言，既是重大机遇，也有不少挑战。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后美国时代，

东盟的能源转型之路

图源：TransitionZero

1 美国退场：资金与市场双承压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外界一度对美国与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彼时，东南亚的清洁能源企业被视作美国落实《通胀削减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推进脱碳目标的战略合作伙伴。作为中间产品供应商，这些企业有望借助美国市场实现业务增长，同时助力美国完成其气候政策所设定的减排指标。

然而，特朗普就职后的数月内，美国率先打破了过往的国际合作惯例，对其与全球、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格局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从裁撤美国的对外援助机构国际开发署，到对东南亚地区大规模提高关税，美国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其在气候和清洁能源合作领域的投入力度显著降低，对国际合作框架的参与度也不断下滑。

美国的政策转向首先对东盟的气候融资体系构成直接冲击。双边层面，美国2025财年对东盟超过1.24亿美元的气候相关援助面临全面取消，美国东盟智能城市伙伴关系（USASCP）等长期合作机制亦岌岌可危。整体而言，美国2008至2025年在东盟的气候融资总额不足10亿美元，规模远小于中国同期的116.2亿美元。且美国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软性基础设施”——如推动治理改革、机构能力建设、环境保障机制完善和民间社会参与等；相比之下，中国在东盟的气候相关融资中，约97%投向水电、能源传输等“硬性基础设施”建设。

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印尼和越南“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等机制的出资。（JETP是由七国集团等发达国家发起的国际融资机制，旨在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煤炭依赖型发展中国家向清洁能源转型。）美国的撤资直接致使东盟国家用于开展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赠款、优惠贷款、风险分担工具规模大幅削减。与此同时，鉴于多边开发银行投票权与出资额直接关联，美国影响力的削弱会使相关机构的业务重心向与气候目标契合度较低的领域转移，进而加剧东南亚能源转型的融资难度。

特朗普新政府下面临风险的多边融资渠道（表格为Angel Hsu整理）

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动，对东盟清洁技术产业造成了第二重冲击。特朗普政府针对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尽管越南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税率降至20%，但企业的出口成本仍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废止了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中关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税收抵免政策，致使原本凭借政策红利进入美国市场的东盟企业，失去了关键的激励机制。这一政策转向的连锁反应已然开始显现：越南汽车制造商VinFast原本计划借助美国对平价电动汽车的激励政策拓展市场。然而，在需求前景不明朗以及潜在关税导致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该公司已将其北卡罗来纳州工厂的建设计划推迟至2028年。

VinFast北卡罗来纳州工厂奠基仪式图（来源：VinFast官网）

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化石燃料扩张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取向，海外生产的清洁能源技术在美国市场的需求预期势必趋弱。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外部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并重构气候融资体系与国际合作框架。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均已作出净零排放承诺，而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大规模推广清洁能源技术、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到2030年，东南亚每年的气候投资需求高达2100亿美元。鉴于区域内财政能力存在明显缺口，这一庞大的资金需求必须通过多元化、结构化的融资机制加以满足。

2008 — 2025 年中美在东南亚的能源与环境融资支出，单位：百万美元（图为 Angel Hsu 制作）

2 中国接力：三种模式填补缺口

相关研究表明，以承诺出资规模来计算，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融资方。中国官方发展融资规模超过美国的国家数量从44个增加至84个，几乎翻倍；而美国则从98个急剧减少至52个。在美国持续削减气候融资投入的大背景下，中国正迅速进行战略布局，力求填补东盟国家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缺口。2005年至2025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东南亚能源项目的累计投资约520亿美元，其中近30亿美元直接投向光伏、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正因如此，中国被誉为“东南亚最大的清洁能源资金提供方”。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全球气候与能源合作布局中，东南亚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地理上的毗邻以及长久的经济联系，中国在东南亚开展的众多能源项目，已然成为其国内能源网络的自然延伸。此外，东南亚也成为中国绿色发展模式推广的重要试验田，电站、输电线路、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是该地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素。支持东南亚能源转型，既是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也是其发展理念的合理拓展。

中方主导出资模式是最主要的合作模式，在老挝、柬埔寨等国的项目中占比极高。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南方电网、中国广核集团、澜沧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通过“建设—运营—移交”（BOT）、独立电力生产商（IPP）等模式，直接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项目合作期限通常为25至40年，期满后资产移交东道国政府。项目公司通常由中方全资或控股，部分项目有本土合作方持有少数股份。资金主要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基金，且中国的参与贯穿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全流程。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等项目，均采用这一模式。

工程总承包模式同样以中国国有企业为核心，但企业角色有所不同。在该模式下，中企主要作为工程总承包商，承担建设和设备供应工作，而非股权投资者，项目所有权归本土或第三方开发商。资金来源包括东道国财政预算、本土银行、区域投资者或多边开发银行，部分情况下中企会协助向东道国银行申请贷款，但整体参与融资的程度有限。印尼芝拉塔漂浮光伏发电项目、越南金瓯海上风电项目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除了国企主导的大型项目，中国民营企业直接投资模式的存在感也日益提升。中国民营企业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或与本土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参与项目，其投资动机源于商业机遇，重点布局光伏电站、风电场、小型水电站等增长潜力较大的领域。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晶澳太阳能、晶科能源等龙头企业，在东南亚多国布局了完善的制造基地，产品面向全球市场。这一布局的推进，部分源于中美、中欧光伏贸易摩擦和关税壁垒，中国企业为分散生产布局、强化在东南亚的市场地位，加快了当地的产业落地。

中国在东南亚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模式（表格来源： Southeast As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报告）

3 项目落地：多国转型加速推进

作为东南亚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参与切实增强了该地区的能源安全。柬埔寨、老挝等曾面临严重电力短缺的国家，如今电力供应更加稳定；越南等有着宏伟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国家，在中国的支持下离目标越来越近。同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等绿色产业的新投资，正助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打造契合气候承诺的清洁能源生态。这些发展不仅提升了各国的能源安全，还通过扩大发电容量、优化能源结构、做强本土清洁能源产业，增强了经济韧性。由于西方主导的举措往往实施周期更长、融资条件更严苛，若无中国的参与，东南亚的能源转型进程必将放缓。

2023 年东南亚地区各种能源供应占比情况（图为 Lauren Mai 自制）

（一）老挝

作为地处内陆且曾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国的援助为老挝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老挝将中国视作实现其“东南亚蓄电池”定位的关键伙伴。中国的能源投资不仅化解了其电网建设与维护的资金难题，更全方位满足了其能源结构多元化、能源安全保障以及经济纾困的核心需求。

在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因债务问题无力维护本国电网的困境下，2020年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与其成立了合资的老挝国家输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持有90%股权并获得25年特许经营权，负责建设与运营老挝230千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网及邻国跨境电网连接通道，从根本上完善了老挝的电力输配体系，保障了国内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跨境电力贸易的能力。

在电源建设方面，过去二十年，老挝在湄公河支流和中小河流上建成了数十座水电站，其中约半数项目由中国提供主要资金支持。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投资28亿美元建设的南欧江梯级水电站是老挝最大的发电站，总装机容量1.27吉瓦，7座梯级大坝于2021年全面投运。这些水电站生产的电力主要出口至泰国、越南、柬埔寨等邻国，有效缓解了区域电力短缺问题。

近年来，中老双边合作已从水电拓展至新型可再生能源领域，季风风力发电项目是重要里程碑。该项目位于老挝南部，是东南亚最大的陆上风电场，也是区域首个跨境可再生能源项目。项目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开发，装机容量600兆瓦，在色贡省和阿速坡省的高地部署了133台风机，于2025年8月全面投运。该项目年发电量预计达17.2亿千瓦时，可减少约3500万吨碳排放，被广泛视为老挝从依赖水电向可再生能源多元化转型的转折点。

（二）柬埔寨

过去十年，柬埔寨能源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中国是这一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中国在水电领域的投资为柬埔寨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关键保障。由于西方资金提供方因环境和社会问题，普遍回避大型水电项目，中国成为唯一有意愿、有能力为柬埔寨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提供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也是柬埔寨能源转型进程中的核心力量。

柬埔寨目前至少有6座在运水电站由中国资金支持建设，总装机容量已超1300兆瓦，满足柬埔寨国家电网的大部分用电需求。尤其是目前运营的两座最大的水电站——中国华能集团投资建设的桑河二级水电站（400兆瓦）和中国大唐集团投资建设的斯登沃代水电站（246兆瓦）。前者2018年全面投运，目前供应柬埔寨约20%的本土发电量。这些水电项目不仅显著提升了柬埔寨的清洁电力供应能力，还具备防洪调控功能。

此外，中国与柬埔寨的能源合作持续拓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布局日益丰富。中柬两国已签署多份谅解备忘录，携手在光伏、风电、生物能源等领域展开新的合作。2025年4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与多家中方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蒙多基里省150兆瓦风电项目，该项目计划于2026年启动，标志着柬埔寨正式踏入大型风电开发领域。此外，该集团旗下的山西电力勘测设计院成功中标柬埔寨一个价值2.331亿美元、装机容量为25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预计于2026年完工，此项目将助力柬埔寨达成2030年太阳能运营装机容量1吉瓦的目标。

（三）泰国

2023年，泰国的能源供应结构为：石油及石油制品占41.2%，天然气占27%，生物燃料与废弃物占19.2%，煤炭及煤制品占11.6%，可再生能源和水电合计占1%。然而，泰国正积极推进能源转型，其核心动力是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国家承诺——现任政府已将碳中和目标从2065年提前至2050年。为实现这一目标，泰国新的电力发展规划提出，到2037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提升至51%，远超此前规划的22%。

泰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推动其能源转型的另一大重要因素。作为东南亚传统的汽车产业枢纽，泰国正吸引比亚迪、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广汽集团、奇瑞汽车等中国主流电动汽车企业的大量投资。这些企业在泰国布局了大型生产基地，制造右舵电动汽车，满足本土市场需求并出口全球。但电动汽车产业的扩张，也暴露了泰国的核心能源问题：其电力供应仍高度依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这也让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成为当务之急，唯有如此，电动汽车转型才能真正减少碳排放。

此外， 作为东盟电网的重要节点，泰国还从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等邻国进口电力。由于老挝的多数水电项目由中资融资建设，泰国的能源安全也与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投资间接挂钩。但 2023 — 2024 年的严重干旱，对老挝和越南均造成了不利影响，也导致泰国的水电使用量大幅下降，因此泰国同时也积极布局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

2022 年东盟电网图（图片来源： ASEAN Centre for Energy ）

在各类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是泰国发展最成熟的领域。泰国是东盟最早开发大型光伏电站的国家之一，2012年投运的华富里光伏电站（装机55兆瓦），是其清洁能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此后，泰国的光伏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中国企业成为核心参与者。泰国全国部署的光伏组件，绝大部分由中国生产，性价比优势显著。晶澳太阳能、华为、首航新能源等中企，不仅为泰国提供光伏设备，还在当地布局生产基地，以规避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税。

（四）越南

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南采取了本土能源产能扩张与增加从中国、老挝的电力进口相结合的策略。根据2025年4月发布的《第八期电力发展规划》（PDP8），越南计划到2030年从中国进口电力3700兆瓦，较原计划增加3000兆瓦；此外，该规划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要达到30.9%-39.2%的宏伟目标。这些目标为外国投资和技术合作创造了巨大机遇。中国已成为越南能源转型的核心合作伙伴之一，在光伏、风电领域，既作为技术供应商，也作为项目开发商参与合作。

风电方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等国企，以及远景能源、明阳智能等民企，已成为关键参与者。 典型项目包括由中电建开发的广治省向玲3号、4号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60 兆瓦，已于 2025 年 4 月全面投运，年发电约 1.65 亿千瓦时，满足约 4.8 万户家庭用电，年减碳超 13 万吨。中电建同时主导建设的金瓯海上风电项目，总装机350兆瓦，是东南亚最大海上风电项目之一，一期已于 2022 年底投运，二期预计 2026 年完工，全面投运后年发电约 11 亿千瓦时。

金瓯海上风电项目（图片来源：中国电建）

光伏领域，中国同样是重要推动力量。越南富安省华会257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由中国能建规划设计集团山西院总承包并向业主提供融资支持；另一座里程碑式项目是西宁省油汀500MW光伏发电工程，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中国电建华东院联合开发，自2019年投运以来是东南亚最大光伏电站之一。除光伏和风电外，中国电建正在河内近郊建设朔山垃圾发电项目，日均处理城市垃圾4000吨，年发电量约3000万千瓦时，标志着中资投资正向循环经济延伸。

（五）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模式，与多数东南亚国家显著不同。许多邻国依赖中国政策性融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政府主导的大型基建项目；而马来西亚凭借较高的发展水平、较强的产业基础和多元融资渠道，重点聚焦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中国的角色也由政策性资金提供方，转为投资者与技术供给者，支持马来西亚培育绿色新兴产业并规模化应用先进可再生能源技术。

近年来，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资金参与更多转向企业和民间投资。隆基绿能、晶科能源等企业在马布局光伏制造与组装基地，形成可观的电池与组件产能，带动就业与技术积累，并推动马来西亚融入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2024年5月，两国宣布重大合作，在毗邻新加坡的柔佛州依斯干达公主城打造40英亩的可再生能源工业园区，该项目由马来西亚国库控股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商UEM Sunrise、马来西亚龙头光伏企业ITRAMAS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旨在吸引中国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制造商、供应商和研究机构落地。此外，中马还携手推进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建。2025年4月，砂拉越投资机构（InvestSarawak）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备忘录，计划投资13.5亿美元建设2吉瓦可再生能源项目，涵盖光伏电站与储能系统。这一合作并非单纯依赖中资，而是旨在吸引国际资金，将砂拉越州打造为绿色投资的热门目的地。

（六）印度尼西亚

印尼在JETP框架下拟定了宏大的能源转型规划。然而，受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印尼在2025年5月发布的《全国电力发展总体规划》大幅下调了能源转型目标。该规划将2030年印尼风光发电的装机目标，从JETP中提出的24.3吉瓦下调至10.6吉瓦，同时计划在未来十年增加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发电装机16.6吉瓦。

与中国的合作正助力印尼扭转能源转型困局。数据显示，2005至2024年，中国对印尼能源领域投资至少达108.2亿美元。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凭借丰富矿产资源、增长中的本土市场及关键地缘位置，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合作中的重点伙伴。从镍矿开采、电动汽车制造，到光伏开发与工业园区建设，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正积极参与并推动印尼能源结构与制造业格局的重塑。

印尼拥有全球储量最大的镍矿资源，而镍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原材料，这也让印尼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核心。在印尼政府出台镍矿原矿出口禁令、推动本土加工后，中国企业迅速加大对印尼镍冶炼和下游产业的投资，莫罗瓦利工业园区是其中的代表。该园区位于印尼中苏拉威西省，由中国青山集团与印尼企业合资开发，占地面积超5500公顷，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和镍加工一体化基地，是印尼打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生产枢纽的核心支撑。

作为群岛国家，印尼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偏远地区电气化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旺盛需求。地处赤道带来充沛的太阳能资源，其光伏开发潜力巨大，但目前装机尚不足 1 吉瓦，距 2030 年目标差距明显。在中国企业推动下，这一进程正加速。 以西爪哇省芝拉扎漂浮光伏电站为例，该项目为东南亚最大漂浮式光伏电站，由印尼国家电力公司与阿联酋马斯达尔公司合资开发。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担了光伏组件的安装施工工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还为该项目的建设提供了 1 亿美元贷款，中企从施工到融资的深度参与，正有效助推印尼光伏产业发展。

东南亚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浮动式太阳能发电站（图片来源：法新社）

4 合作深化：主导权与可持续考验

（一）美国在东盟能源领域的“再平衡”举措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东南亚地区的气候与能源发展路径变得愈发清晰：此前中美并立的合作格局不复存在，东南亚的战略选择少了一层博弈。但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就此中断。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占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2.4%。这一可观比例，既解释了东南亚各国为何未完全关闭与美国合作的大门，也成为美国推动“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

当前，美国与东盟在地方政府合作、技术联合研发、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创新等领域，仍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是随着东南亚数字化转型加速，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不断上升，为美国企业与地方政府参与该地区脱碳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

未来几年，美国私营企业在东南亚清洁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有望持续增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对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谷歌、微软、Meta、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正加快在东南亚的布局。例如，泰国已批准三个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达27亿美元。数据中心激增的能源需求，也推动了区域内清洁能源投资的发展——从新加坡的屋顶光伏购电协议，到印尼的210兆瓦光伏项目合作，美国科技企业正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对冲自身电力需求增长带来的碳排放。

不过，预测显示，到2030年，东盟地区的数据中心产能将增长近两倍，而当前美国企业签署的清洁能源合作协议，仅能满足该地区数据中心预计290万千瓦电力需求的15%。这一缺口表明，尽管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有望在东南亚脱碳进程中扮演全新且重要的角色；但要实现数字增长与气候目标的协同，仍需大幅扩大清洁能源采购规模、加快电网现代化建设，并完善相关支持政策。

地方政府间合作是另一种极具潜力的合作途径。联合国气候秘书处的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4万家企业、私人投资者和地方政府自主开展气候行动。尽管美国地方政府与东盟城市的典型合作项目美国—东盟智慧城市创新基金，规模仅300万美元，体量较小且较为零散，但这种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使清洁能源和气候合作能够绕开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向前推进，有可能成为未来双方的合作模式。

此外，美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能源合作的传统优选伙伴，因此特朗普政府仍有机会重新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为其提供替代中国的选择。尽管东南亚国家致力于达成净零排放目标，但多数国家计划把液化天然气当作能源转型的过渡燃料，这为美国创造了合作契机。美国能够通过支持东南亚国家从传统煤炭、天然气向液化天然气转型，持续参与该地区的能源合作，这也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点相吻合。

美国研究者还认为，在部分案例里，比如中国持有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的股份，或许会带来潜在风险。倘若中国在美国关键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燃料炼油、分销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在危机时期限制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能力。这无疑会成为美国重新介入东盟能源布局的重要理由。

（二）东盟的主导权忧虑与多元化布局

中国虽能填补美国撤出后在绿色能力建设领域的部分空白，为东南亚提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电网基础设施所需的关键技术，还能助力该地区搭建公私合作模式以扩大气候项目融资，但这种日益加深的依赖也暗藏风险。东盟国家的重要忧虑是，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挤压东南亚本土绿色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导致东盟各国在制定本土绿色产业战略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这一问题在电动汽车领域已显现：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已迅速在泰国站稳脚跟，并正布局越南市场，这让东南亚各国对依托本土绿色产业政策实现脱碳目标的长期可行性产生担忧。

与此同时，部分与中国存在地缘争端且为美国紧密盟友的东盟国家，始终对中国能源投资保持警惕。以菲律宾为例，尽管中国在其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相关合作始终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2007年，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收购了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40%的股份，后者负责菲律宾全国电网的运营和维护。此后，因中菲争端不断升级，中国持有的股份和控制权，引发了菲律宾政府的高度警惕。2025年，围绕中国持股问题的争议再次升温。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政府指示该国主权财富基金马哈里卡投资公司，从持有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60%股份的本国公司手中收购20%的股份，且有意进一步收购中国国家电网所持的40%股份。菲律宾政府宣布强化电网站点的安全防护，以确保电网不受外国势力操纵。

在美国退出的背景下，为实现合作的多元化，欧盟已被东盟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欧盟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停滞近十年，如今谈判重启，标志着双方均有意深化经济联系。2025年9月23日，欧盟与印尼完成了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该协定通过取消绿色产品的关税，并改善欧盟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监管环境，为欧盟企业和投资者在绿色产业创造了新机遇。尽管如此，这些谈判短期内仍难以形成实质性的资金与市场支撑，欧盟提出的“负责任供应”理念短期内也难以在东盟各个国家落地。

可以预见，为避免沦为进口能源技术的被动接受方，东盟各国在制定投资激励政策、签署产业合作协议时，会纳入本地含量要求，或强制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组建合资公司，以此推动技术的实质性转化。同时，东盟各国会鼓励加大本土研发的资金投入，推动东南亚在能源产业链中，从单纯的产品组装、设备安装环节，向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环节拓展。在人才培养方面，东盟各国预计还会拓宽技能培训项目的覆盖范围，为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提供可再生能源、电网管理、储能电池以及新兴清洁技术领域的专业培训。

对于东盟而言，有必要重新界定“能源主权”的内涵。其核心并非达成能源的完全自给自足，而是构建安全的能源相互依存关系。这意味着，一方面要认识到跨境能源贸易以及来自中国等的外来投资是区域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举措，避免对单一能源供应方或技术提供方产生过度依赖。为实现这一平衡，东盟各国预计会推动能源来源与合作方的双重多元化。

*本文编译自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2025年10月的研究报告“Recalibrating Southeast Asia’s Climate and Energy Strategies Amid US Policy Shifts”，作者为Angel Hsu和Silvia Landa；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25年12月的研究报告“Chinese Energy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作者为Lauren Mai和Andreyka Natalegawa”；以及Southeast As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在2025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Exploring China’s Role in Southeast Asia’s Energy Transition”，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编者评

“后美国时代”的东南亚能源格局，并非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彻底退出，而是其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基础设施融资与制度塑造方面相对收缩，留下现实而巨大的发展赤字和真空。在这一转折中，东盟能源转型的破局之路与中国的深度参与紧密相连。中国既是区域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清洁能源产能、资本与技术的重要供给方，其在光伏、风电、电网建设、电动汽车等领域形成的规模优势，使其在解决东盟能源转型困境方面具备独特优势。然而，这种紧密关联既孕育着发展机遇，也内嵌着地缘政治博弈与制度敏感性。

尊重东盟各国在能源发展战略中的自主决策权，是合作可持续的前提。这要求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当地的发展规划与产业基础，并在项目合作中提高本土参与度。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合资共建等方式，助力东盟培育本土清洁能源产业体系，而非仅仅进行技术与设备输出，以缓解其对产业被挤压、话语权旁落的担忧。针对电动汽车、光伏制造等领域，可与东盟企业共同构建区域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

此外，中国企业在电站与电网建设等项目中，需更加重视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东南亚地区生态系统较为脆弱，部分流域的跨境特征显著，若在规划阶段忽略生态评估和社区参与，极易引发社会争议，进而被外部势力政治化并放大影响。水电、风电与光伏项目的开发还需兼顾土地利用、渔业生计以及社区就业等方面。通过开展本地劳动力培训并安排长期运维岗位，让能源合作不仅成为推动宏观结构转型的工具，也成为切实改善民生的公共工程。

在“后美国时代”的权力重新分配进程中，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合作实际上肩负着重塑区域秩序的重要意义。中国既需凭借资金与技术优势，助力东盟跨越能源转型的门槛，也应当在制度与话语层面认可东盟的主导地位。只有当合作逻辑从单向供给转变为共同构建区域绿色产业体系，当技术输出升级为能力共建，中国的参与才能真正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因此，东盟能源转型的破局之道，的确与中国的深度参与紧密相关，但这种紧密并非意味着依附，而是一种以尊重自主权、强化本土能力和保障可持续性为核心原则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