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万里回忆录《我参与领导首都十大工程建设》、《天安门广场扩建始末》、彭真《关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谈话记录》、张镈回忆录《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经过》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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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军部队从西直门进城，队伍整齐，秩序井然。
沿街的北平市民站在路边，看着士兵一队一队走过，城里没有枪炮声，没有火光，这座积累了数百年历史的城市，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故宫的红墙没动，天安门的城楼没动，几百年叠加下来的街道和建筑，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新政权手里。
和平解放，保住了这座城。
九个月之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伟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广场上人声鼎沸，礼炮轰鸣，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没有人在这一天去关心广场本身有多大、够不够用。
但庆典结束之后，一个被当时所有人忽视的问题，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每逢重大庆典就要被重新感受一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紧迫。
到了1958年，它终于等来了一个必须解决的契机。
伟人亲自介入，在扩建方案的讨论中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在听到的瞬间全都沉默了。
【一】北平的城，完整地留下来了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平津战役打响。
解放军的部队将北平团团围住，但并没有立即发起总攻。
当时的决策层作出判断，北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有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大量无可替代的历史建筑，一旦开打，炮火之下这些建筑极可能遭到破坏，损失将无法挽回。
为此，解放军在城外驻扎等待，通过政治谈判推动北平守军和平移交。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学家，专门为炮兵部队绘制了一份地图，在地图上标注出需要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位置，确保万一发生战斗时，这些地方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1949年1月31日，经过长达数周的谈判，国民党军队和平撤出北平，解放军入城接管。
北平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城内的历史建筑没有遭到任何战火破坏。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以北平为首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新中国的首都，就是这座完整保留下来的千年古城。
天安门，这座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即1417年的城楼，原名承天门，清顺治八年即1651年重建后改名天安门，此后沿用了近三百年。
作为皇城的正南大门，它见证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历史，也在1949年之后，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仪式的举行地点。
天安门以南，是一片历史上用于礼仪活动的区域，四周有红墙围合，东有长安左门，西有长安右门，南端有中华门，中间横贯棋盘街。
这个空间的历史性质，更接近皇城外廷的礼仪区域，而非真正意义上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广场。
清代时期，普通百姓不得随意进入。
1949年之后，这片空间的政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它的物理边界却没有随之改变。
红墙还在，门洞还在，棋盘街还在，整个区域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被切割成若干小块的历史格局，面积只有约11万平方米。
开国大典就在这11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举行。
那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历史性的喜悦之中，没有人去量这块地有多大。
【二】每逢庆典，问题就会被重新感受一次
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广场成为新中国举行重大政治仪式的核心场所，每年国庆都要在这里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
随着参与人数的逐年增加，广场的空间局限变得越来越突出。
阅兵方队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东西两侧被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夹住，可供展开的宽度受到明显制约，方队间距和行进路线的调度都受到影响。
群众游行队伍从广场前通过，人流进出的动线被红墙和门洞切割，组织和疏散都比较复杂。
观礼台的容量也有限，能够亲临现场参加庆典的人数远远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
这些问题，随着每一次庆典活动的举行，都会被参与组织的人员切实感受到。
与此同时，北京的城市建设在建国之后大规模推进。
长安街沿线开始整治，各主要城市道路陆续拓宽，城市基础设施持续建设。
整个城市的框架在扩张，广场的局促感就越发突出。
1956年，伟人在一次有关首都建设的讨论中，对广场的规模问题表达了明确的看法：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集会的广场太小了不行。
这个表态，为此后广场扩建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最明确的方向性依据。
此后两年，围绕广场扩建的研究、论证和方案准备工作，在相关部门内部持续推进。
北京市规划部门的人员和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开始系统研究广场扩建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测量现有空间，分析周边建筑的状况，初步讨论扩建的方向和规模。
这些准备工作，在1958年找到了它们的出口。
【三】北戴河会议，十大建筑的决定从这里发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筹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
1959年10月1日，建国将满十年，距离那一天，只剩下约十四个月的时间。
中央决定，在这段时间内集中力量建成一批重大建筑工程，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同时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展示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
这批工程，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庆十大建筑"的十个项目。
十大建筑的名单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扩建改造。
十个项目，涵盖政治、文化、体育、交通、外事等多个领域，选址分布在北京城的不同方位，每个项目都有其具体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求。
在所有项目中，天安门广场的扩建改造处于核心位置。
广场是人民大会堂和两座博物馆共同依托的空间基础，广场的规模和格局，直接决定了整体布局方案能否成立，也决定了其他项目的空间关系如何安排。
换句话说，广场不定下来，周边所有建筑的位置都没法最终确认。
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规划部门立即组织建筑师和规划人员，启动广场扩建方案的密集研究和论证工作。
各大建筑设计院也被动员起来，参与方案的征集和比选。
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广场应该扩到多大。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牵出了一场持续多轮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最终由一个不是建筑师、不是规划师的人拍了板。
【四】方案送上去，讨论就结束了
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规划部门和各建筑设计院迅速行动，形成了多套广场扩建方案。
各套方案在面积上差异明显，最保守的方案面积约为二十多万平方米，最大的方案面积超过四十万平方米。
面积越大，需要拆除的历史建筑越多，牵涉的居民搬迁规模越大，工程代价和施工难度也越高。
围绕拆还是留，以及扩到多大算合适，参与讨论的各方意见并不一致。
从现实条件出发，倾向于保守方案的意见认为，广场周边有大量历史建筑，拆除代价太大，同时施工工期只有不到一年，面积越大风险越高，在工期极度有限的情况下，应当选择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
从功能需求出发，另一部分意见则认为，首都广场的格局必须与大国地位相匹配，扩建规模不能太过保守，否则建成之后依然面临不够用的问题，等于白建。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形成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多套方案被整理汇总，送到了最高决策层审阅。
方案送上去之后，很快就有了回应。
伟人看完方案，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所有争论彻底画上了句号，也把整个扩建工程的方向，清清楚楚地锁定在了一个具体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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