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小团圆》、《私语》、《对照记》（张爱玲著）、《张爱玲传》、《我的姐姐张爱玲》、百度百科"张爱玲"词条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8年，上海，法租界，盛夏。
赫德路192弄11号（今常德路195号），一栋三层的旧式洋房，砖墙斑驳，铁门生锈，夏天的热气从地砖里往上蒸，整栋楼浸在潮气里，说不清是热还是湿，总之待在里面就是不舒服。
这个地址今天已经挂着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铭牌，外墙上嵌着"张爱玲故居"的字样，每年有大批拿着手机的游客专程来打卡，在那扇深绿色的铁门前拍一张，留个纪念，满意地离开。
可在1938年那个夏天，这里什么名人故居都不是——它只是一个关着人的地方。
楼里有一间小房间，窗帘从里面拉死，白天射进来的光线寥寥，夜里黑得彻底，伸手不见五指。
空气是静止的、沉的、湿的，动弹不得，混合着老宅子特有的樟脑丸气味，以及从别的房间飘漫过来的、淡淡的、多少年都不曾散去的鸦片烟气息。
这两种气味在这栋楼里共存的时间太长了，久到早已分不清谁先谁后，分不清是哪个盖住了哪个，就这么混在一起，成了这栋楼独属于它自己的气味。
那间小房间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躺在床上，搭着一条薄被，额头烫得骇人，脸色白得近乎透明。
她生了病，病的是痢疾——腹痛剧烈，高烧反复，身体被大量失水消耗得空空荡荡，整个人陷在床铺里，连翻个身都是费力气的事，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漂向昏沉，随着烧的轻重来回打转。
痢疾这个病，搁在条件正常的地方，算不上什么大事——看个大夫，打几针，吃几副药，调养个把星期，就能压住。
但问题在于，那间小房间的门，是从外面锁着的。
她被关在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
外面的世界怎么运转，天气怎么变，时间怎么走，和她一概无关。
家里的佣人偶尔给她传递一点吃的，这是她和外界最主要的联系渠道。
除此之外，就是那四面墙，那扇拉死的窗帘，以及越来越分不清楚的白天和黑夜。
那一夜，楼里平时还住着的另一个人——孙用蕃，不在家。
深夜，走廊里传来轻缓的脚步声，停在那扇锁着的房间门外。
锁响了，门开了。
进来的是这栋楼的主人，张志沂，张爱玲的父亲。
他手里，握着一根针管。
躺在床上的少女烧得半昏不醒，对外界几乎失去了感知，甚至不清楚有人进来了，更不知道父亲手里拿的是什么，更不知道那根针管里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张志沂走到床边，俯下身，将针管对准了昏睡中的女儿，缓缓推下去，完成了注射，然后转身，离开，门重新带上，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里。
那根针管里注射的究竟是什么，张爱玲这一辈子都没有完全弄清楚，然而就在这根针插入皮肤的那一刻，一段父女之间最隐秘的悲剧，已经悄然写下了它最深的一笔......
【一】这个家的来历，比它的衰落更值得先说清楚
要搞清楚1938年那间暗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得先把张家这口"锅"是怎么一点一点烧到沸腾的，从头说清楚。
张爱玲的家世，单从纸面上看，放在整个晚清民国的历史坐标里，是真正的顶级门楣，不是吹出来的那种，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底子撑着。
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
这个名字，但凡读过一点晚清历史的人都不会陌生。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耕读人家，科举入仕，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一路崛起，此后在晚清政坛上活跃了将近四十年，成为那个时代绕不过去的核心人物之一。
淮军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北洋水师是在他主持下成型的，洋务运动里他是最核心的推动力量——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上海电报局，这些洋务系统里的标志性机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中法战争，是他斡旋；甲午战争，败局已定，还是他出面；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了，谈判桌上坐着应对的，还是他。
马关条约，他拖着一把老骨头坐到谈判桌对面，和伊藤博文面对面，签下了那份让无数人难以接受的和约，回来之后被骂了大半辈子，也被记了大半辈子。
辛丑条约谈判，他坐在对面，条约签完没多久就走了。
总之，李鸿章的一生，把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兴衰，几乎全扛在了一个人肩上，扛得筋疲力尽，扛到最后一口气。
她的祖父，是张佩纶。
张佩纶在同治、光绪年间，是朝堂上"清流"一派的人物，以弹劾奏疏出名，言辞锋利，什么都敢骂，骂完就等着被骂的那个来找麻烦，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在那个年代颇有名声。
中法战争打响，他主动请缨，以文官身份赴福建前线督战，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军队溃散，舰船被毁，张佩纶被革职，发配充军到张家口，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流放期满之后，因为和李鸿章的渊源，李鸿章把女儿李菊耦嫁给了他，两家由此结成亲家。
这门亲事在当时引发了不少议论——李鸿章是那个分量的人物，把女儿嫁给一个曾经被充军的败将，背后有什么考量，各种说法都有，但婚事确实成了，结结实实地成了。
张佩纶和李菊耦生下了张志沂，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
从外曾祖父李鸿章，到祖父张佩纶，张爱玲出生时背着的这份家世，有历史底子，不是空架子。
然而，偏偏是这样的家世，给了张志沂这一代人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
清朝亡了，旧时代赖以维系的那整套体系也跟着散了架，朝廷消失，旧政权撑起来的那套秩序崩塌，这类在旧体制庇护下繁荣起来的家族，往往陷入同一种困境：继承了完整的旧式生活排场，却没有能让这套排场持续运转下去的实际来源。
老宅还在，古董还在，字画还在，佣人成群，逢年过节的讲究还在，外面看着还是体面，可钱呢——越来越少，来路越来越细，消耗却一分没少。
解决方案是变卖。先变卖这件，再变卖那件，细水长流地往外流，一年一年地流。
张志沂的另一个应对方式，是抽鸦片。
他本人的旧学功底是扎实的，写字填词来得，和旧式文人谈得来，偶尔也能给孩子讲几段古书里的掌故，有那么一点旧式知识分子的气质。
但这点气质，撑不住家里经济的持续走低，也扛不住鸦片的日夜消耗。
鸦片给了他一个可以躺着的地方，让时间在混沌里慢慢地过去，把该面对的事一拖再拖，等到实在拖不下去了，再说。
就这样，家产一年一年往外流，整个家的底子，从外面看着还维持着，里面早已空了大半。
这是张爱玲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家的基本模样。
【二】父母这两个人，从第一天起就是两条走向相反的路
张爱玲的母亲，本名黄素琼，后来改名黄逸梵，是张志沂明媒正娶的原配，两家父母安排成的婚事，在那个年代没什么稀奇的。
稀奇的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方向，几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往后看，一个拼命往前走，非得捆在同一个屋子里，出事是早晚的。
张志沂是旧式的。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里，有旧时代的格调，有旧式文人的雅趣，也有对"旧规矩"的依赖——一个妻子应该守在家里，相夫教子，不生事，不乱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别的想法就不要有了。
黄逸梵完全不是这个路子。
她天生不安于封闭的旧式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对西方的文化和艺术有浓厚的兴趣，骨子里有一种不甘心、非要出去看看的冲动。
在裹小脚还是寻常事的年代，她就已经在谋划出国了——这需要相当的勇气，或者说，相当彻底地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人捆在同一个屋子里，摩擦是自然的，迟早而已。
张爱玲在散文《私语》里写过，她幼年记忆里的家庭氛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不是那种戏剧性的、摔碗拍桌的那种，而是一种长期弥漫着的、凝固的、湿漉漉的沉重。
父亲在楼上，母亲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佣人进进出出，家里有一套完整的旧式排场，却感觉不到任何真实的活气。
1923年，黄逸梵第一次出国，去英国，在那边学油画，认识了一批文艺朋友，过上了一种和上海旧宅子里截然不同的生活。
那时张爱玲大约三岁，弟弟张子静还更小些，两个孩子都留给了父亲。
黄逸梵在欧洲住了好几年，中途回来过几次。
每次母亲回来，家里的气氛就短暂地换一换，带进来一点外面世界的气息；每次母亲再度离开，那种气息就散了，家里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凝固的状态，像是那扇窗短暂地开了一下，又被关上了。
1930年前后，双方经过商量，正式结束了婚姻关系，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跟随父亲生活，黄逸梵此后自己一个人过，再度出了国。
对于那时大约十岁的张爱玲来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她在后来的文字里没有直接说过，但《私语》里对那段时期的描写，字里行间有一种少女对周遭一切感知得过细、过灵的那种敏锐——她感知得到那种流动在家里的不对劲，却不能完全理解它，只能把它压进心里，等多少年之后，再在文字里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挖出来。
【三】父亲一个人带娃，带出了什么
张志沂独自带着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在上海的旧宅里继续过日子。
"带"这个字，用起来得打折扣。他的实际参与程度，远没有这个字听起来那么积极主动。
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大部分是家里的佣人们在实际照管，张志沂自己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楼上的烟榻，以及偶尔的牌局，在这两个地方之外，他对孩子和家里事务的实际介入，相当有限。
不过，他也不是对孩子完全漠然的父亲。
张爱玲后来在文字里提到过，父亲有时候会叫她到跟前，给她讲古书里的故事，说几段历史掌故，教她背几句诗词，那时候父女之间是有几分温度的片刻的。
张志沂的旧学根底是真扎实，讲起来也能讲出几分意思，这些东西后来隐约留在了张爱玲文字的底色里——她的文字里那种古典的气韵，那种旧时代的质感，和父亲早年的熏陶不无关系。
但那是偶尔的。更多时候，父亲是缺席的。
不是身体不在那栋楼里，是整个人沉在烟里，睡了醒，醒了再睡，对孩子的状态漠然置之。
家里的经济状况，在这段时间里持续地往下走。
张佩纶那一代攒下来的产业和财产，经过这一代两代的折变和消耗，所剩越来越有限。
那些老宅里的古董、字画、摆设，陆陆续续地流出去，换成现钱，再消耗掉。
弟弟张子静后来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记录过，那几年，家里的伙食标准在悄悄地降低，孩子们的零花钱在减少，各种能省的地方都在省，但张志沂自己在鸦片上的花销却是雷打不动地维持着。
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成长。
她在上海就读的是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以中英文为主，教学质量在当时的上海算得上优质。
她的学业表现一直出色，英文是强项，中文写作也有很高的天分。
据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东西，把自己写的东西偷偷寄给杂志社，虽然没有被录用，但那份要写东西的冲动是真实的，从那时候就已经在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只有更强，没有减弱。
母亲偶尔回国的时候，张爱玲得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气场里来回切换。
父亲那边是樟脑和鸦片，是旧式排场正在缓慢腐烂的气息，时间是凝固的，世界是封闭的；
母亲那边是洋书洋画，是现代公寓里另一种质地的空气，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和谈话，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通透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后来都进了她的文字里，成为她观察人、观察世界时的两面不同的镜子。
【四】继母孙用蕃进门，积压了四年的矛盾在1938年炸开
1934年，张志沂续娶，娶了孙用蕃。
孙用蕃是满族旗人出身，家里同样是没落的那种，本人有抽鸦片的习惯，和张志沂在这个层面上颇有共同之处，两个人凑在一起，各有各的依靠，日子就这么拼凑着过下去了。
继母进门的时候，张爱玲十四岁，张子静稍小一些。
孙用蕃和张爱玲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融洽的关系，这倒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两个年龄相差一大截、性情不合、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相处，摩擦是自然的，勉强维持和平本身就需要耗费心力，能真正和气相处的反而是少数。
问题在于，这份摩擦没有消解，只是在日复一日里累积，累积，再累积。
张爱玲在文字里对孙用蕃的描述极为克制，几乎看不出明确的情绪，但那层克制底下透出来的疏离和厌倦，是藏不住的。
她提到过，继母进门之后，自己的物质待遇大不如前，衣食上都有明显的变化，整个家里的气氛也更加压抑了。
张子静在回忆录里写得比姐姐直接，他记录道，继母进门之后，对张爱玲的态度比对他更苛刻，姐姐的处境变得更难了。
张志沂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是那种最令人无力的一种：他不是主动加害，但也不站出来保护或调解，他的处理方式是把自己缩进烟榻里，对两边的摩擦视而不见，任由它积累，任由它发酵。
这种局面从1934年孙用蕃进门，持续积压到了1938年，整整四年。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上海局势骤然紧张。
那一年，黄逸梵从海外回来，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张爱玲趁机频繁去母亲那里，两人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相处时间——黄逸梵带她接触西方的书和音乐，教她弹钢琴，带她见了一些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那段时间是张爱玲在那几年里难得的、能喘上气的日子。
可母亲没有打算在上海久待，战局变化让她决定离开。
母亲一走，张爱玲回到父亲和继母的屋檐下，回到那种已经积压了四年的气氛里。
1938年，爆发了。那次冲突的具体导火索，各方记述稍有出入，有的说是日常琐事的摩擦激化，有的说是某件事上张爱玲顶撞了继母。
不管具体是什么点燃了这一切，结果是一致的：孙用蕃和张爱玲之间正面冲突，孙用蕃打了张爱玲。
张爱玲去找父亲评理，张志沂听完非但没有站在女儿这边，反而暴怒，当场把张爱玲打了一顿，随即将她关进了家里的一间房间，从外面锁上了门。
这一锁，就是大半年。
那场痢疾拖得漫长，人被锁在那间屋子里，完全得不到正常的医疗介入，只能靠着身体自己一点一点地熬。
张爱玲后来在文字里说，病得最重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可能会就这么死在那间屋子里——不是事后的修辞，是她当时对自己处境的真实判断，记录在她自己写下的字里。
那大半年，她以为这辈子可能就要困死在这四堵墙里了。
然而就在她以为出路已经彻底断掉的时候，一件让她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她不仅活着走出了那扇锁着的门，还走出了那栋旧洋房，走出了上海，走向了一条此前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而这条路上，有她这一生写得最灿烂的故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