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地火爆全国，“侨批”这个方言特性很浓的历史词汇也走进了大众视野。
吾妻淑柔，展信安康。
随信寄二百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
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
近来握笔练字，学会了你的名，虽然潦草，努力数日定会成功。
纸短情长，伏惟珍重。
夫 木生
“批”在闽南语和广东话中是“信”的意思，海外华侨的家信或款被称为侨批，是华侨银信，是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侨批”的通俗的叫法是“番批”，也叫“汇款与家书同襟”，主要以广东潮汕和福建闽南居多。“侨批档案”是侨乡与中外的商贸往来、邮传、驿递、金融、汇兑等方面的珍贵历史记录，包括“福建侨批”和“广东侨批”两部分，共有16万件之多。
有朋友问，听说侨批入选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确实如此。
由广东省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申报的侨批档案（Qiaopi and Yinxin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对之的介绍是：
这些文书包含海外华侨与国内家人往来的书信、家书、账本及汇款凭证，真实记录19至20世纪旅居亚洲、美洲、大洋洲的华侨生活实况与日常活动，也见证了侨居地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是中国海外移民史与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交融的珍贵史料佐证。（参见下图）
《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文献保护项目，目的是保存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文献遗产不仅包括纸莎草纸、羊皮纸、棕榈树叶、木片、石片、纸张等传统载体，还包括录音、电视电影作品和数字媒体等新型媒体，涵盖手稿、古籍、音像档案及数字媒体等多种介质。当年6月，在时任总干事马约尔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记忆项目，两个月之后的8月25日晚上，萨拉热窝图书馆的所有珍贵馆藏与整座建筑被炮火摧毁，成了世界记忆项目的催化剂。1995年，《世界记忆名录》正式建立，次年开始首轮申报。
UNESCO在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 Zaragoza，1934年1月26日—2024年12月19日）总干事去世后举办的纪念会。
自1997年起，中国开始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简称MoW）。目前共有18项文献遗产入选，除了2013年的《侨批档案》和《元代西藏官方档案》，还包括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9年《清代内阁秘本档》、2003年《纳西东巴古籍》、2005年《清代科举大金榜》、2007年《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2011年《本草纲目》与《黄帝内经》、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2017年《甲骨文》和《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以及《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2023年《四部医典》及《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1980）》。2025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74项文献遗产新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随州曾侯乙编钟》《少林寺碑碣（566—1990）》，以及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
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图为巴黎总部的地址牌，下图为巴黎总部的下沉广场，沿街是会员国旗帜），虽然教育是其第一大业务部门并且占其预算的一多半，但很多人常常误以为那是个文化机构，甚至是旅游机构，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世界遗产名气实在太大。实际上，《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遗产类旗舰项目之一，其他两个则分别是著名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是文献保护项目，与世界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有国际法作为直接的法理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国际公约，旨在认定、保护、保存和传承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强调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稀有且不可替代的财产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公约确立了国际合作和援助机制，鼓励缔约国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国际公约，旨在保护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记忆名录的展示方式和展示条件有限，在国内和世界上，《世界记忆名录》的知名度尚且不及后两个名录。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共收入世界各国申报的570项文献遗产。入选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德国，33项，英国次之，27项；荷兰和法国均为26项，韩国21项，波兰19项，中国18项，西班牙和俄罗斯都是16项，奥地利15项，美国14项，印度和意大利均为13项，瑞典10项，日本和泰国均为9项，比利时8项，瑞士和巴西均7项，匈牙利6项。入选的项目主要来自欧美，亚洲次之，拉美、阿拉伯地区，尤其非洲地区，则少得可怜。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亚洲项目中，包括泰国的曼谷卧佛寺碑铭、兰甘亨石碑、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年改革档案、皇家摄影玻璃底片及原始影像、暹罗学会会议记录、乌廊骨舍利传说贝叶手稿等。2025年新入选的包括1736年的佛教古籍《南陀巴南塔经皇家抄本》、电影《白象之王》及相关档案文献，以及东盟的成立档案等。
也许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欧美是《世界记忆名录》入选名单的大户，尤其是欧洲国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的法国为例，入选的26项文献包括《十进制米制体系推行史料（1790—1837）》、《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原始文本（1789—1791）、《卢米埃尔影片》、《科尔维纳藏书》、《贝叶挂毯》、《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18日演说》、《巴斯德档案》、《克莱尔沃西多会修道院藏书（1472）》、《索尔维国际物理与化学会议档案（1910—1962）》、《1516年弗莱堡永久和平条约》、《穆托斯科普与比奥格拉夫公司大画幅68毫米胶片》、《中世纪昂热天启挂毯》、《蒙田亲笔批注〈随笔集〉（1588—1592）的波尔多抄本》、《海狸神父档案馆》（法国著名儿童读物品牌）、《巴黎夏特莱宫旗帜登记簿》（收录 1537年颁布的法定呈缴法令——世界首部强制出版商向国家缴存样本的法律，奠定现代版权与国家藏书制度基础）、《人类首次声音录制品：马丁维尔的声波记振图（约1853—1860）》、《贝亚图斯·雷纳努斯藏书馆》、《埃米尔·雷诺的动画影片》、《阿尔比世界地图》、《法国旧殖民地奴隶身份登记簿》、《克劳德·朗兹曼〈浩劫〉修复版35毫米底片》、《浩劫历史亲历者口述音频档案》、《法国及布基纳法索国际第四世界扶贫运动档案（1957—1992）》等。
英国入选的文献包括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达尔文档案》、《丘吉尔手稿》、《莎士比亚档案》、《维特根斯坦哲学遗稿》、《牛顿科学与数学文稿》、《赫里福德世界地图》、1916年影片《索姆河战役》、《英属加勒比奴隶名册》、《大英图书馆馆藏历史民族志录音》、《巴拿马运河西印度群岛务工者》以及与美国等七国联合申报的《西印度公司档案》等。俄罗斯入选的项目中，包括《希特罗沃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与笔记》、《圣彼得堡细密画集锦》、《托尔斯泰的私人藏书、手稿及影像藏品》、《十八世纪俄罗斯帝国地图藏品》、《圣彼得堡录音档案馆历史馆藏》等。
UNESCO巴黎总部大楼。
欧洲入选项目多，固然与其重视档案文献的传统有关，也与他们对记忆的深度研究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位于巴黎，深受欧洲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欧美之外的地区申报的世界记忆项目，大多是历史文化档案，欧洲国家申报的品种则丰富得多，在文化档案之外，还有多项科技档案，甚至是战争档案。
各国学者在UNESCO图书馆查阅档案资料，图中右侧通道入口下去就是设在地下的档案室。
至于因电影而再度被大众关注的“侨书档案”，承载的是百年前华侨与家人的集体记忆。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开创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强调记忆的社会属性，认为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及夫人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文本、仪式、机构等媒介实现代际传承，构建文化与民族认同、赓续人类文明。去年离世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三卷本《记忆之场》巨著，提出“记忆之场”概念，强调国家制度、象征仪式与集体身份在记忆建构中的作用。
集体记忆既是社会性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世界记忆名录》也体现了记忆的跨国政治性特点，尤其是战争类档案文献遗产。有些战争加害国认为文献所记载的战争记忆，会对其国民的历史认知与国际形象产生所谓负面影响，往往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外交施压，阻碍和干扰申报与审议。2015年，由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但申报的《“慰安妇”的声音》项目未果。2016年，中国与韩国、荷兰、菲律宾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再次联合申报，但日本右翼势力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压，不断干预评审，甚至以停缴会费相要挟，导致该项遗产的申报进程多次受阻，审议被反复推迟，至今未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淑柔与南枝之间的无价情义感人至深，但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记忆是现实的冰冷。
近年来，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很多国家的策略选择，比如《1914—1950年战时儿童画作》是由英国和加拿大等七个国家联合申报的，《维特根斯坦哲学遗稿》由奥地利、加拿大、荷兰、英国联合申报，《牛顿科学与数学文稿》由以色列和英国联合申报，等等。美国共入选14项文献，居然只有罗斯福总统夫人文献等五项是单独申报的，其他九项都是联合申报项目。2017年《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由中国和葡萄牙联合申报，2025年，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也获得成功。
国际智力合作组织档案百年大会嘉宾合影。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前排右四是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卢森堡国家档案馆馆长何塞·基尔普斯，前排中间的红衣女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主席西蒙娜·米雷拉·米库列斯库，来自罗马尼亚。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从事教育、科学、文化、传播领域国际合作的联合国机构，但在业务逻辑之外，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政治因素自然难免。由于《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赋予国别记忆、地区记忆以“世界记忆”的人类记忆普世性意义，因而名录的申报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非遗目录的申报一样，重要性不言自明。各种名录申报评审会议召开前夕，各国常驻代表团办公室灯火通明，与首都之间密集联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感谢申玉彪先生的讨论与建议）
UNESCO相关配图均由谢喆平提供
原标题：《从侨批到慰安妇：记忆、历史与国际政治 | 谢喆平》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来源：作者：谢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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