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林斯汀——以及美国——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够凝聚人心的反叛精神。有特权的名人利用党派愤怒情绪,并把自己塑造成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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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科尔伯特已经停播了。我特意等了一段时间才写下这些话,好确认一点:尽管科尔伯特和他的常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一再发出警告,美国的民主依然完好无损。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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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受到媒体刺激的世界里,美国人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正经历一个对自由——尤其是对《第一修正案》——而言前所未有的末日时刻。每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都会被当作民主正在死亡的证据。

如今,似乎任何事情都不能只是单纯地发生。如果还不确定,不妨看看:据称当下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关键议题之一,竟然是要不要在白宫旁边建一间宴会厅。如果特朗普推动的每一件事都被说成是生存性威胁,那么他下令做出的每一项改变,无论多么细小、在大局中多么表面化,也都会被说成是生存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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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档电视节目这样转瞬即逝的东西,也不能只是像《我爱露西》那样变老、过时、不再重要。不,必须是法西斯、反民主的力量在压制“说真话的人”。照这种逻辑,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像苏联时代持不同观点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偷偷传递油印宣言那样,手递手传看科尔伯特节目的录像片段。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抵抗运动”竟然选择了科尔伯特作为代言人,而他显然不是什么通过海盗电台发声的勇敢反叛者。他主持的是美国最昂贵的电视网节目之一。背后有企业支持,也拥有众星捧月般的名人资源。这是一位受雇于一家数十亿美元企业的富有喜剧演员。

他们的喜剧和评论,已经不再尖锐,也谈不上机智,而只是嘲弄,往往粗鄙。比如,斯普林斯汀曾在科尔伯特的节目上声称,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是“一群心胸狭隘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美丽国家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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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于美国》或《汤姆·乔德的幽灵》这样的作品里,布鲁斯当然愤怒,但同时也是一位包容性的民粹主义者。他谈论的是无论投票给谁,作为美国人共同承受的那些艰难处境。在那首尖锐描写美国中西部去工业化之痛的《扬斯敦》中,斯普林斯汀并不会先问那些被遗忘的钢铁工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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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最好的音乐里,斯普林斯汀始终保留着希望:在每一个艰难日子的尽头,劳动者总能找到某种继续相信、并携手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理由。那些曾像他自己的偶像伍迪·格思里一样,把美国人共同的痛苦转化为艺术的艺术家,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利用党派愤怒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