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比较特殊，以往处罚并不严厉。实践中，办案针对的主要是受贿人。行贿人只要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的，一般不作犯罪处理。原来的这种做法，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原刑法第392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只要行贿人配合侦查和审查调查，可以直接免除处罚。
法律这么规定，主要考虑是：行贿与受贿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在法律和政策上对行贿留有余地，更有利于查处更严重的受贿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上述规定作了修改，缩小了对行贿犯罪的宽容程度。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只有“犯罪较轻，且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的上述修改，一方面是落实高压反腐的政策，贯彻“行贿受贿一起查”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侦破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查处受贿犯罪，对行贿人主动配合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大数据条件下做资金穿透，只要想查，每一笔流水都可以查透查实。”
也就是，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等，已不再是行受贿犯罪的特征。在新技术条件下，这一犯罪的特征已经发生天壤巨变。主要有：
一是，牵连面广。行受贿特别是多次和巨额行受贿，很多是经多人实施。有取钱的，有转账的，有送钱的。办案机关只要抓住一个薄弱环节，就能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击破。
正因如此，也常发生因为一个执法司法行为，而毁掉一个企业的情况。
二是，证据易收集和固定。此前，行受贿对口供的依赖程度很高，很多时候是仅依口供办案。由此也带了逼供诱供的办案弊端。现在，对口供的依赖程度相对变低。而且，类似银行流水、存取款记录、财务凭证等客观证据，一旦形成，将会长期保存。
所以，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行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几近丧失殆尽。
三是，政策和法律趋紧趋严。历次刑法修改，都或多或少含有行受贿犯罪修改的内容，或者增加相关罪名，比如：利用影响力受贿、向国家组织或者外国官员行贿等；或者提高刑罚幅度。
前段时间，“两高”颁布的《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二）》又从实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入罪门槛。
整体看，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对行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日趋变大。
任何犯罪都有辩护空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适宜”和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处罚。行贿犯罪，虽政策上趋紧，法律上余地缩小，但辩护要点和辩护空间还是随处可见的。
不少观点认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才构成犯罪。这个“不正当利益”如何界定，是重要辩护要点。“职务晋升、户籍办理、批文下发，这些算不算不正当利益？”“当然算，就连为获取交易机会，也就是“做买卖”的机会，都经司法解释规定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更何况其他。
更重要的是，一旦以“获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作为辩护要点，就容易陷入与“办案机关就实质问题产生争论”误区。“你说是正当利益，不是不正当利益。随便你说，我就认为是不正当的。正当的，你为什么今天站在被告席？”这极易导致无效辩护，无法对办案惯性形成实质制约。
单刀直入的，更实的，同时也容易形成制约的要点有：
一是，索贿与行贿天然交织。行受贿犯罪，有些时候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些时候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推推搡搡”。但无论哪种情况，行贿与被索贿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全盘被索贿，整体无罪；带有被索贿的因素，罪行从轻。
二是，“骗贿”与行贿相互掺杂。“骗贿”是个新词，我此前还没有看到过，算是我最新发现的吧。
比如：受贿人担心行贿人拒贿和拖延，便找借口说“这事不是我自己做主的，我们内部也需要打点和活动”。实际上，他既没有打点更没有活动。
这就是我所称的“骗贿”。
这种情况，可能比简单粗暴的强拿硬要式的索贿，更为常见。“骗贿”既是索贿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对行贿人形成“不得不交”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
此种情况下，应与被索贿一样，降低行贿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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