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门铃响了三声。
开门一看，婆婆站在门口，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颊冻得通红，手里拎着一个纸箱子，沉甸甸的，箱角都被勒出了深痕。
"妈？您怎么来了？"我愣了一下。
要知道，自从去年中秋节那场闹翻天的争吵之后，我和婆婆已经整整八个月没说过话了。
"我……我给你们送点鸡蛋。"她低着头，把箱子往门槛里推了推，"老家散养的，攒了好久。"
我心里五味杂陈，但还是把她让进了屋。她坐在沙发边上，只挨了个边，两只手搓着膝盖，眼神躲躲闪闪的。
客套了几句，她就说要走，我没多留，她也没多待。
关上门后，我把那箱鸡蛋搬到厨房，想着晚上给孩子蒸个蛋羹。纸箱打开，一股子味道就冲了上来——那股子发闷的腥臭，我太熟悉了。
我拿起一个鸡蛋对着灯光照了照，蛋壳上有一层灰扑扑的斑点，轻轻一晃，里头咣当咣当响。
坏的。
我又拿了一个，还是坏的。一连摸了七八个，只有最上面一层勉强能看，底下的全散了黄，有几个甚至裂了缝，渗出黑褐色的液体，把箱底的报纸都浸透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不是感动，是气的。
这八个月的委屈一瞬间全涌了上来。去年中秋，婆婆当着一大家子的面说我"不会生儿子，断了老张家的根"，那些话像钉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到现在想起来还疼。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老公张建国："你看看你妈送来的好东西，一箱烂鸡蛋，她这是成心恶心我呢吧？"
消息发出去，我盯着屏幕，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纸箱里。
张建国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他在工地上，背景里搅拌机轰隆隆响着。
"你别急，你听我说——"他的声音有些发紧，"妈她……她眼睛不好了。"
我愣住了。
"什么叫眼睛不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张建国叹了口气："上个月村里体检，查出来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左眼基本上看不见东西，右眼也就能看个模糊影子。她不让我告诉你。"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她这几个月一直在攒鸡蛋，说要给你们送过来，说……说去年的话说重了，她过意不去。可她看不清啊，分不出好蛋坏蛋，就这么一股脑全装上了。"
我回头看了看那个纸箱，突然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箱子外头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给建国媳妇，鸡蛋新鲜。"
那字写得东倒西歪，有几笔明显划出了格子，像是摸着纸边一笔一笔描上去的。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想起刚才开门时她的样子——眼神躲闪，不是心虚，是真的看不清我的脸。她坐沙发只挨个边，不是拘谨，是怕磕碰了不熟悉的家具。她走的时候在门口摸了两下门框才迈出去的那个动作，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
我蹲在厨房地上哭了很久。
擦干眼泪，我把那箱鸡蛋重新整理了一遍。最上面那层有十几个是好的，我小心翼翼地捡出来放进冰箱。剩下的坏蛋，我没有倒掉，而是一个一个用报纸包好，轻轻放回箱子里。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觉得不能随便扔。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超市，买了两箱新鲜鸡蛋、一袋核桃、一盒钙片，还有一副老花镜——虽然我知道白内障戴老花镜没用，但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开车到了村里，婆婆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择豆角。她眯着眼，把豆角凑到鼻子跟前闻，靠气味分辨老嫩。
"妈。"我叫了一声。
她抬起头，眼睛努力地眨了眨，迟疑地问："是……建国媳妇？"
"是我。"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了她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缝里还塞着泥，指甲盖劈了好几个。
"妈，鸡蛋我收到了，特别好。"我说。
她一下子笑了，满脸的褶子挤在一起，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好就行，好就行，我攒了好久呢，都是咱家那几只老母鸡下的……"
我没忍住，把脸埋在她的手背上，眼泪把她的手打湿了一片。
她慌了，另一只手摸索着拍我的头："咋了？是不是建国欺负你了？你说，妈给你做主！"
我又哭又笑，摇了摇头。
后来，我带婆婆去了县医院。医生说白内障手术不复杂，排上队，两周后就能做。婆婆死活不肯，说浪费钱。我按住她的手，在缴费单上签了字。
手术那天，婆婆躺在病床上，纱布蒙着眼睛，忽然小声说了句："去年中秋，是妈不对。妈这张嘴啊，一辈子就知道说浑话。"
我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刀子停了一下，鼻子一酸。
"妈，都过去了。"
纱布拆掉那天，婆婆看清我的第一眼，盯着我看了好半天，突然说："瘦了，得多吃鸡蛋。"
我笑了，笑着笑着又掉了眼泪。
回家的路上，婆婆坐在副驾驶上，窗外的麦田绿油油地翻着浪。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很轻很轻地说了句："闺女，往后妈的眼睛好了，再给你攒鸡蛋，保准一个坏的都没有。"
我握住她的手，使劲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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