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直达天听那么难？|县衙|地方官|大臣|状纸|直达天听|衙门

古代老百姓想要直达天听，有事直接告诉皇帝，或者直接向皇帝申冤，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了明清时期的滚钉板，证明老百姓为了公平，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直达天庭，也仍然不是那么理想，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肯去滚钉板。那么为何直达天听那么难？

皇帝垄断了天下的优质资源，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见到的。皇帝经常生活在皇宫，不轻易出离皇宫，甚至根本不到民间搞什么私访。皇帝要支配整个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内的官员从大到小排列，各司其职。一个底层老百姓有了冤屈，被人诬陷，想要直接给皇帝说，却做不成。因为他面对的是铁板一块的官僚系统，必须层层申报。在层层申报的过程中，老百姓的耐心被耗尽了，因为这种层层申报被拖延，很可能弄不成，甚至要让老百姓等上上百年。倘若老百姓想要直接告状，就有可能拦轿告状，但来的轿子都是官员的轿子，而不是皇帝的娇子。皇帝不肯轻易出离皇宫半步，一切事情都由各级官员来处理，不劳皇帝费心。如此一来，老百姓就见不到皇帝，倘若谁见到了皇帝，谁就可以向其他人吹牛，说见到了某个皇帝，是自己一生的荣耀。倘若因为他挡道，皇帝骂了他一句，那么他将会感到无比荣耀，甚至要记住这句骂的话，在亲戚朋友间传播，说是皇帝骂自己了，那将是脸上贴金的事，有谁能招皇帝骂呢？至于官员出行，也是如此。倘若有个地方官到民间视察，有老百姓拦轿告状，那么这个地方官有可能接到状纸，也有可能驱散老百姓，让他到衙门里去告，而不能拦轿告状，这是不合规矩的。

有了官场就有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规矩，尤其是老百姓告状的时候，一定要到县衙告状，而不能直接把状纸送给皇帝。县衙判决以后，老百姓觉得判决不公正，还可以到州府衙门去告。州府衙门有可能维持原判，也有可能推翻县衙的判决。这种模式和现代法院的模式是一样的，县级法院有判决，省级法院也有判决，中央人民法院更有自己的判决。民间有冤屈，可以到法院去告，就像古代农民有冤屈，可以到县衙告状一样。只要申诉渠道合理，手里有银子，就不怕告状。普通农民大多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压榨和剥削。主要源于官员过多，各级官员层层加税，最终弄得民不聊生。即便农民受了冤屈，也不敢到衙门告状。有的让秀才给写了状纸，递到衙门去，过一段时间就不告了。衙门每三年要处理积压的状纸，其实是很多人递交了状纸之后，没钱告状，就不往下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释然了，就不去告了。状纸积压在衙门里，时间久了就会堆积如山。有的衙门甚至堆积了几屋子的状纸，最终一把火烧掉，就算解决问题了。告状有成本，不仅有物质成本，而且有时间成本。即便一个农民告状，也需要几两银子，需要长时间关注，甚至整天惴惴不安。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如果没有涉及实质问题，没有涉及人命案，那么很多农民就释然了，哪怕自己受了冤屈，也认了，只求知足常乐，不求真相大白。

皇帝和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皇帝看不到农民的生活，农民也不知道皇帝的生活，只能通过想象，甚至整天做皇帝梦。一旦遇到饥荒和战乱，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甚至会易子而食。只要有挑头的，他们就会跟着造反，要做皇帝，实际上大多数都失败了，即便有成功的做了皇帝，也照样制定剥削制度，而不会真的“以民为本”。在这样的操作下，农民失去了话语权，小商贩也失去了话语权，也就是整个老百姓群体失去了话语权，没办法质疑官员，没办法和官员直接对话，就更别提见到皇帝了。官员有意保持自身的威严，出行的时候，讲究仪仗，要坐几匹马拉的车，要有衙役随从。倘若有农民冲撞了官员出行的队伍，就很可能被衙役打骂。农民被打骂之后，很可能落荒而逃，但要对别人吹捧一番，说是被官员瞧得起，甚至还和官员对话了。阿Q的精神并非空穴来风，很多底层农民都有那样的精神。他们认同现有的阶级制度，即便受到了冤屈，想要告一状，也告不成，有着重重阻碍，尤其是各级官僚系统的阻碍，根本无法让他们见到皇帝。倘若有地方官知道某个农民要告状，就会派人看着他们，就像现在的一些地方官员看着上访者一样，不让他们随便走动，以免影响政绩。

有的官员想要直接见皇帝，给皇帝提建议，也是不可行的。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能够直接给皇帝提建议的官员并不多。唐代有拾遗制度，宋代有议事大臣制度。宋代确立了不杀议事大臣的传统，似乎官员能够做到议事大臣的程度，就获得了免死金牌，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做颠覆政权的事，不可能在其他方面犯死罪。可是他们和皇帝一样，经常高高在上，并不了解民情，很容易被下级官员糊弄，甚至被架空。明代正德年间，有一位叫许天锡的官员，手握弹劾权宦的登闻鼓状自缢，状纸却不见踪迹，未能直接送给皇帝。他不仅没有实现初衷，反而沾染了畏祸自尽的污名，在历史上洇没无闻。三百多年后，清代道光年间的官员王鼎因尸谏闻名于世。他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是道光皇帝倚重的大臣。鸦片战争以后，他力主抗英，但在穆彰阿等主和派的鼓动下，议和的策略渐成定局。他眼看着好友林则徐被贬，本人又被皇帝下令，回家休养，胸中义愤难平。在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午后，他到达圆明园军机处直庐，支开众人，怀揣着弹劾穆彰阿误国的遗书，自缢身亡。只不过他的遗书被穆章阿派的人截获，并没有直接送给皇帝。穆章阿派人拟定了《奏为自陈病危事》，递交给皇帝，谎称王鼎病故。连同军机大臣都无法直接见皇帝，不可能直接给皇帝提建议，可见皇帝已经被权臣挟持，皇权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