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8岁那年得了脑膜炎，医生说救回来也可能残废。”
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泛黄的信封，手在发抖。
“你弟弟那几年没吃过一口肉，钱全给你治病了。”
国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1999年的病危通知书，患者姓名：周国栋，8岁。
“所以你现在拿你弟的彩礼钱去买房子，你对得起谁？”
国栋大脑一片空白：“什么彩礼钱？”
红梅突然跪下来，哭着说：“国栋，你别问了，你走吧。”
国栋拿起手机，对着屋里所有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个家，从今天起，散了。”
周国栋是在厂里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知道自己中了奖的。
那天食堂烧的是冬瓜炖排骨，他端着搪瓷盆子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户玻璃上糊着一层旧报纸，是上个星期车间主任让贴的，说夏天太阳太毒。
他咬了一口馒头，随手点开手机上的彩票软件，屏幕上跳出来的那串数字让他愣了好一会儿。
两百零三万七千多，扣完税大概能到手一百六十来万。
他没有叫出声，也没有拍桌子，只是把馒头慢慢咽下去，又喝了一口冬瓜汤。
汤是凉的，食堂大厨总是把汤提前盛出来晾着，说是怕工人们烫着嘴。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窗户外头那棵泡桐树看了一会儿。
树是老树，厂子建起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现在树干上还绑着一根铁条，挂着一面褪了色的流动红旗。
周国栋在这家纺织厂干了十一年，从十八岁进厂当学徒到现在三十二岁，算是把最好的年月都搭进去了。
他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朋友，也不是打给银行，是打给母亲王桂兰。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母亲的声音带着那种她特有的急切，像是怕电话多响一声就会断掉似的。
“国栋啊，吃饭了没有？”母亲问。
他说吃了，又说妈我跟你说个事，我彩票中奖了，两百多万。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有两三秒，然后母亲的声音猛地高了起来，说老天开眼老天开眼，你赶紧回来，晚上回来吃饭，我叫你姐和你弟都回来。
国栋说你让他们回来干嘛，母亲说这么大的喜事当然要一家人坐下来说。
国栋想说点什么，但母亲已经把电话挂了。
他握着手机坐在食堂里，周围的工友们三三两两端着盆子往外走，没人注意到他。
他就那么坐着，把盆子里剩下的那半块馒头掰碎了泡进汤里，一口一口吃完，然后去水池边洗了盆子，回到车间接着干活。
下午四点一刻，母亲又打来一个电话，说国栋你下了班直接过来，我有事跟你说。
声音跟上午不一样了，压得很低，像怕被别人听见似的。
国栋问什么事，母亲说来了就知道了，说完又挂了。
他下了班骑电动车去母亲那儿，路上经过老城区那条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根下长着青苔，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绳上挂着床单、裤衩、小孩的尿布。
母亲住的这套老宅子是外公留下来的，三间砖瓦房带一个小院子，院子角落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每年结的果子又酸又涩，但母亲舍不得砍，说是外公亲手栽的。
国栋把电动车停在巷口，锁好，走进院子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坐在石榴树下的小板凳上择韭菜。
她的膝盖上摊着一张报纸，报纸上堆着韭菜，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装了半盆水。
母亲六十三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但她精神头还算好，腰板挺得直直的。
她看见国栋进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你先坐下，妈有个东西给你看。
她从屋里拿出一沓纸，是《老城区危旧房改造补偿安置协议》，上面盖着街道办事处的红章。
母亲说你看看这个，咱们这套老宅子要拆了，补偿款一共一百八十万出头，我已经签了字。
国栋接过那沓纸翻了两页，心跳又快了。
一天之内，两笔钱，三百万还多，这在他的生活里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他在厂里一个月到手五千二百块，除去房租、给母亲的生活费、自己吃饭抽烟坐车，每个月能剩下千把块钱就不错了。
他把协议放在膝盖上，看着母亲说妈，这下咱们可以把房子换了，给你买一套电梯房，剩下钱给我姐和我弟也分一些，给侄子存个教育基金。
母亲低着头择韭菜，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弟晚上回来再说，这些事得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
国栋说行。
母亲又说你把那沓纸收好，别弄丢了。
国栋把它装进自己随身带的帆布包里，包是厂里发的，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洗得发白。
他帮母亲把韭菜择完，又去打了一桶水，浇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墙根底下那一小片鸡冠花。
天慢慢暗下来，巷子里飘出各家各户炒菜的油烟味，有邻居从门口经过，隔着院墙喊了一嗓子桂兰姐你家老大回来啦，母亲应了一声说回来了回来了，声音里带着一种国栋说不清楚的欢喜。
但他后来想，那种欢喜也许不是给他的，是给别的东西的。
姐姐周红梅是坐最后一班大巴从隔壁县城赶来的，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她带着八岁的儿子小杰，一进门就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说是路上买的卤鸡爪和花生米。
红梅三十八岁，比国栋大六岁，嫁到外县一个镇上，丈夫在镇上的农机站上班，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也不算紧巴。
她瘦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
她进屋先叫了一声妈，又叫了一声国栋，然后把小杰推到前面说叫舅舅。
小杰怯生生叫了一声，就跑去院子里看石榴树了。
红梅在国栋旁边坐下，问他最近怎么样，厂里忙不忙。
国栋说还行。
红梅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她一直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什么事都闷在心里。
国栋记得小时候姐姐对他很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他，夏天给他扇扇子赶蚊子，冬天给他暖被窝。
后来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在镇上的塑料厂干了三年，攒钱给家里翻修了屋顶。
国栋那时候还小，不懂这些事，等他长大了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已经嫁人了，嫁得远远的，一年回来两三次。
母亲在厨房里炒菜，锅铲碰着铁锅的声音很响，油烟从厨房的门口涌出来，呛得人直咳嗽。
红梅站起来去厨房帮忙，母亲说你坐着坐着，你是客人。
红梅愣了一下，没说话，又坐回来了。
国栋听见“客人”这两个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他想说姐不是客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弟弟周国强来了。
国强是跟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女的一起来的，那女的留着长头发，涂了红嘴唇，高跟鞋踩着巷子里的石板路咯咯响。
国强穿了一件新的polo衫，领子竖起来，头发打了发胶，闻起来一股香味。
他进门先喊了一声妈，然后看了国栋一眼，叫了一声哥，又把那女的推到前面说这是我女朋友小曼。
小曼笑了一下，说阿姨好，大哥好，姐姐好。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脸上笑开了花，说来了来了快坐快坐，饭马上就好。
国强在桌子对面坐下，翘着二郎腿，点了一根烟，小曼坐在他旁边，用手扇了扇烟雾，但没有说话。
国栋注意到国强的手机是最新款的，屏幕很大，他不知道国强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手机。
国强去年从一家小物流公司辞了职，之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隔三差五跟母亲要钱，母亲每次都给，有时候给三百，有时候给五百。
国栋说过母亲，说不能这么惯着他，母亲就说他还小，等结了婚就好了。
国强今年二十六了，不小了。
饭菜端上来，一共六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炒青菜、韭菜炒鸡蛋、凉拌黄瓜、一碗紫菜蛋花汤。
母亲把红烧肉和糖醋排骨摆在国强和小曼面前，把炒青菜和凉拌黄瓜放在国栋这边。
红梅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给小杰夹了一筷子青菜，低头吃饭。
吃到一半，母亲放下筷子，说今天叫你们回来，有两件事。
第一件，你们也知道了，老大中了彩票，两百多万。
第二件，咱们这老宅子要拆迁了，补偿款一百八十万，我已经签了字。
她说到这里停了停，看了一眼国强，然后说拆迁款这钱，我打算全给国强。
饭桌上安静了。
国栋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中，排骨的汤汁沿着碗边往下淌，滴在桌面上，一滴，两滴。
他慢慢把碗放下，看着母亲说妈，你说什么？
母亲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说国强没房没工作，要成家立业，你是老大，你有工作有房子，你不能跟你弟弟争。
国栋说我没有房子，我租房子住。
母亲说你租房子住那也是你有能力养活自己，国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小曼还怀着孕呢，你说我不帮他谁帮他？
国栋转头看向国强，国强低着头扒饭，腮帮子塞得鼓鼓的，像是没听见一样。
小曼也低着头，用筷子拨着碗里的饭粒。
国栋又看向姐姐红梅，红梅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把那筷子菜放进自己碗里，垂下眼睛，一言不发。
国栋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
他拿起桌上的酒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一口气喝了半杯。
辣味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烧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缓了缓，对母亲说行，拆迁款你给国强我没意见，但我中奖的那笔钱，你刚才说先放你那儿，是什么意思？
母亲说一家人钱放在一起花有什么问题？你弟装修房子要钱，生孩子要钱，你那个奖金先拿五十万出来给他用着，剩下的以后再说。
国栋握着酒杯的手在发抖，他说妈，我在厂里干了十一年，每个月给你三千块钱，我今年三十二了，我连个首付都没攒够。
母亲的脸沉下来，说你现在不是有两百万吗？你拿出来帮帮你弟弟怎么了？你是当大哥的。
国栋把那半杯酒又喝完了，杯子空了，他攥着杯子的手指节发白。
他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走了，拿起帆布包，推开门，走进了巷子里。
身后传来母亲的喊声：周国栋你给我站住！
他没有回头。
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好几盏，地面坑坑洼洼的，白天积的雨水还没干透，踩上去噗嗤噗嗤响。
他走到巷口，找到自己的电动车，坐上去，拧钥匙，灯亮了一下又灭了，电瓶没电了。
他骂了一声，把车锁在电线杆上，走到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里有一股烟味和皮革味混合的气味，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问他去哪儿。
他说去城东那边，纺织厂附近。
司机说那边现在修路不好走，得绕一下。
国栋说行。
车开起来，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国栋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眼泪从眼角渗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
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淌着。
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哭那笔钱，还是哭别的什么东西。
出租车开了二十分钟，到了他租的那间公寓楼下。
他付了钱，上楼，开门，屋子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没有开灯，摸黑走到床边，躺下去，鞋也没脱，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水渍留下的黄色印子，形状像一个歪歪扭扭的人脸。
他盯着那张人脸看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母亲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
国栋每天照常上班，早上七点出门，骑共享单车到厂里，换上工装，进车间，看机器，记数据，中午吃食堂，下午接着干，五点半下班，回公寓，煮面条，吃完洗漱，躺床上看手机，然后睡觉。
日子跟以前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他兜里多了一张银行卡，卡里存着那一百六十万。
他把奖金的大头存了定期，留了十万活期在卡里。
他本来想用这笔钱做点什么，买房也好，投资也好，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么大一笔钱。
他从小没怎么见过大钱，每个月工资到账的时候是他最踏实的时刻，现在卡里突然多了一百多万，他反而觉得不真实，像在做梦。
第六天晚上，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多声才接，母亲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喂了一声就不说话了。
国栋说妈，你吃饭了没有？母亲说吃了。
国栋说最近身体怎么样？母亲说还行。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突然开口说国栋啊，你弟那个房子装修的钱还差二十万，你那个奖金先拿出来给他用用，妈记着你的好，以后家里有什么大事都先紧着你。
国栋握着手机，指关节发白，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平，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说妈，那钱我存了定期，取不出来。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说你怎么能存定期呢？你这不是存心要气死我吗？你弟弟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他女朋友肚子里怀着你的侄子，你连二十万都不肯拿出来，你还是不是个人？
国栋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但声音还是平的，他说妈，我在厂里干了十一年，你每个月的三千块钱我没断过，你生病住院我请了半个月的假在医院陪床，你跟我说我不是人？
母亲那边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他到现在都没忘记的话：那是你应该做的，你是老大。
国栋没有说话，把电话挂断了。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
墙壁是白色的，刷了一层劣质的乳胶漆，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起皮，露出底下的水泥灰色。
他盯着那些起皮的地方，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母亲那句话：那是你应该做的，你是老大。
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时候他大概十来岁，暑假的时候，他跟国强在家里玩，国强把他的作业本撕了，他打了国强一巴掌，国强哭了，母亲从厨房跑出来，二话不说给了他一耳光，说你当哥哥的不能让着弟弟吗？
他没有哭，站在那里，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像被火烧了一样。
那天的晚饭他是在院子里吃的，端着一碗白米饭，菜只有一碟咸菜，他吃得很慢，眼泪掉进碗里，米饭变咸了。
他不知道那碗米饭是什么味道，但他记得那天的天很蓝，石榴树上结了几颗青色的果子，一只花猫蹲在墙头上，眯着眼睛看他。
后来那只猫从墙头上跳下来，在他脚边蹭了蹭，然后跑掉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养过猫，不是不喜欢，是觉得养了也留不住。
这个念头不知道怎么又冒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像那只猫，蹲在墙头上，看着院子里的灯光，但始终进不去。
手机震了一下，是国强发来的微信。
一条语音，他点开了，国强在那边用那种他熟悉的、带着点痞气的声音说：哥，谢谢你让的房子，新房效果图你看看，怎么样？后面跟着一张图片。
他没有点开那张图片，把聊天记录删了，把手机扣在桌子上。
过了一会儿，姐姐红梅也发来一条微信，是文字：国栋，你别跟妈置气了，妈不容易，她这些年一个人把咱们拉扯大，吃了多少苦你也知道。你就帮帮国强吧，他就是那个样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呢。
国栋看了这条消息很久，打了一行字：姐，你当年为什么要嫁那么远？想了想，又删掉了，换成一句：我知道了。
他没有发出去，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又过了一会儿，邻居赵叔打来电话。
赵叔是老宅隔壁的住户，六十七了，退休前在供销社上班，跟国栋的父亲是几十年的老交情。
父亲十年前得肝癌走了，走之前交代赵叔帮忙照看一下家里。
赵叔说话声音不大，说国栋啊，你小时候那些奖状和物件，你弟叫人扔到楼道垃圾桶旁边了，我看见捡回来了，你看什么时候过来拿一下？
国栋说赵叔您先帮我收着，我过两天去拿。
赵叔说好，又说国栋啊，有些事别太往心里去，你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就是偏心，但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
国栋没有接话，赵叔叹了口气，把电话挂了。
国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他爬起来，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旧纸箱，箱子里装着他从老宅带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一张小学毕业照、一本退了休的存折、一个坏掉的手表、三封姐姐红梅从外地打工时写给他的信。
信纸已经黄了，字迹有些模糊。
他展开最上面那封，信是红梅十八岁那年写的，那时候国栋十二岁。
信上写着：国栋，姐在厂里挺好的，你不要担心。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不要像姐一样。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晚上盖好被子，不要踢被子。姐发工资了，给家里寄了五百块，妈说你想要一个新书包，姐下个月给你买。
国栋把信折好，放回箱子里，又把箱子塞回床底下。
他在床边坐了很久，凌晨两点多的时候，他拿起手机，打开了房产中介的APP，开始看房源。
他看得很仔细，一个一个看，小区的环境、楼层、朝向、价格、交通、附近的菜市场。
他看了大概有一百多套，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一套上面：七十平米，两室一厅，六楼没电梯，房龄十五年，全款九十二万，离厂里骑车十五分钟，附近有一个农贸市场和一家社区医院。
他点了一下“咨询”按钮，中介秒回，说这套房子还在，明天上午可以看房。
国栋说行，约了九点。
那一个晚上他没有再睡着，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母亲的声音，一会儿是国强的那张图片，一会儿是红梅信上写的“姐给你买一个新书包”。
天快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
**04**
第二天上午，国栋请了半天假，去看了那套房子。
中介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烫着卷发，涂着粉色的指甲油，说话很快。
她领着国栋看了房子，说这套性价比很高，业主着急用钱，所以价格压得低。
国栋里里外外看了两遍，又爬到楼顶上看了看防水，问了问邻居的情况。
楼下住着一个老太太，在楼道里烧煤炉，烟很大，但国栋觉得无所谓，他小时候在老宅就是烧煤炉的。
他当场就签了意向合同，付了两万定金。
中介说全款的话手续走得快，半个月内能办完过户。
国栋说越快越好。
从房产中介出来，他站在马路边上，阳光很亮，照得他睁不开眼睛。
他眯着眼看街对面的那排店铺，有一家五金店、一家小超市、一家早点铺子，早点铺子门口排着队，有人端着豆浆油条从里面走出来。
他想，以后早上他也可以来这里吃早点了，不用再吃食堂那种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他转身往厂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掏出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看了几秒钟，没有拨出去，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走。
回到厂里，他找车间主任说想请三天假，主任问他什么事，他说买房子。
主任愣了一下，说你买房子了？国栋说是。
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你小子行，假批了，去办手续吧。
国栋花了三天时间把过户手续跑完了，拿到不动产权证的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坐在新房子的客厅里。
客厅很小，毛坯的，水泥地面，墙面刷过一层白色的腻子，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掉粉。
他坐在唯一的一把折叠椅上，握着那个红色的小本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产权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周国栋。没有其他人。
他把小本子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窗外的天空。
六楼的视野不算开阔，但能看见远处的一截河面，河水灰蒙蒙的，有运沙子的船慢慢开过去，船尾拖出一条长长的水痕。
他在新房子坐了一个多钟头，然后锁好门下楼，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把新锁、一个暖水瓶、一袋米、一桶油、一包盐。
他没有买锅碗瓢盆，因为他还不会在这里做饭，他打算先把房子空着，简单刷个墙，铺个地板，慢慢搬进来。
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急着买这套房子，也许是想给自己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也许是害怕那笔钱在卡里放着会被人要走，也许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的原因。
他骑车回公寓的路上，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他犹豫了一下，接了。
母亲的声音跟上次不一样了，不是凶巴巴的，而是带着一种他很少听到的小心翼翼，像是怕说错话似的。
她说国栋啊，你周末回来一趟，妈有话跟你说。
国栋说妈你说吧，电话里说就行。
母亲说电话里说不方便，你回来一趟，妈给你做红烧肉。
国栋沉默了几秒钟，说行，周六下午。
挂了电话，他在路边停下来，买了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坐在路沿石上吃了。
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皮有点厚，馅有点少，但热乎乎的，吃着还算香。
他一边吃一边想，母亲叫他回去到底要说什么。
是想通了要把拆迁款分他一部分？还是觉得他奖金不给出来，想换一种说法再要？或者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把最后一个包子吃完，把塑料袋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骑上车继续走。
周六下午，他换了身干净衣服，骑共享单车去了母亲那儿。
他故意没有骑电动车，因为不想在母亲面前显得太方便，好像随时都能被叫回来似的。
到了巷口，他锁了车，往里走。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墙根的青苔多了一些，头顶上的电线更多了，晾着的床单和裤衩还是那些，风一吹就飘起来，像一面面褪了色的小旗子。
他推开院门，石榴树还在，果子比上次大了些，但看着还是青涩的，不到摘的时候。
院子里没有母亲的身影，厨房里没有声音，屋里也没有声音。
他叫了一声妈，没人应。
他又叫了一声，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有人在整理什么东西。
他推开屋门，看见母亲坐在旧沙发上，旁边堆着几个纸箱子，箱子里装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旧衣服、旧鞋、旧锅、旧碗、旧钟表、旧收音机、旧相框。
母亲看见他进来，站起来，眼眶红红的，说国栋你来了，坐吧。
国栋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等着母亲开口。
母亲没有急着说话，而是从一个纸箱里翻出一个信封，拿在手里，两只手捧着，像是在捧一件很重的东西。
她的手在发抖，那种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年纪大了，手不听使唤了。
国栋看着那双手，突然想起母亲年轻时候的手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母亲在纺织厂当挡车工，手上有劲得很，能一把提起一桶水，能把面团揉得又光又滑。
现在那双手布满老年斑和裂纹，青筋突出来，像是冬天树枝上露出的筋脉。
母亲把信封递给国栋，声音很低，说你先看看这个。
国栋接过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纸。
纸的纸质很差，薄得能透光，边角已经脆了，稍微一碰就掉渣。
纸上是打印的字体，抬头写着“病危通知书”，患者姓名：周国栋，年龄：8岁，诊断：病毒性脑膜炎，病危程度：重度。
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国栋拿着那张纸，手指也抖了起来。
他不记得自己得过这么重的病，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感冒发烧，但从来没有住过院，更没有到病危的程度。
他抬起头看着母亲，等着她解释。
母亲的声音沙哑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你八岁那年得了脑膜炎，发高烧，烧到四十一度，送进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抽抽了，医生说救回来也可能残废，脑子坏掉了，或者瘫了。
你爸那时候在工地干活，赶回来看了你一眼，说算了，救不回来了，不如放弃。
母亲说到这里停住了，嘴唇在抖，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像雨水流进干裂的田地里。
她缓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说。
国栋握着那张纸，等着她把话说完。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拿锤子敲他的太阳穴。
母亲终于又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是我跪着求医生用了进口药……那是咱们家当时全部积蓄，还把你爸厂里分的集资房卖了，又把老宅抵押了……
她抬起手，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然后看着国栋的眼睛，说了一句让他浑身发凉的话。
你弟弟那几年没吃过一口肉，钱全给你治病了。
你姐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也是因为家里拿不出学费。
国栋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
母亲又从纸箱里翻出一个旧存折，翻开，指着上面的数字说：这是当年卖房子的钱和你爸单位募捐的钱，你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之后，还剩下一笔，我一直没动。
国栋低头看那本存折，户名是王桂兰，最后一笔存入的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金额是三万八千块。
他的脑子转得很慢，像生了锈的齿轮，吱吱嘎嘎地响。
三万八千块，在当年是很大一笔钱。
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些旧账翻出来，更不明白那笔钱跟他现在有什么关系。
母亲把存折收回去，重新放回纸箱里，然后坐直了身子，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又硬又冷，像冬天早晨的井水。
她说：所以你现在拿你弟的彩礼钱去买房子，你对得起谁？
国栋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又轻又空，像一片落叶掉进一口深井里。
“什么彩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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