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航子，你回来一趟吧。”电话那头，伯母的声音顿了顿，像在斟酌什么字眼，“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我握着手机，听见听筒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气。
那口气叹得很快，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还没落到地上就被收了回去。
挂断后我盯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心里忽然有些发紧。
伯母这辈子，从没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第一章
十月的天亮得比夏天晚。
车子拐下国道，开上通往徐家村的那条水泥路时，天边才泛起一层薄薄的青灰色。路是新修的，平整得有些不真实。
我上一次回来是三年前，那时候这条路还是石子铺的，轮胎碾过去蹦起来的碎石子能把底盘敲得噼啪响。
如今路边立着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徐家村观光农业示范区”，油漆还没干透，迎着初升的太阳反着湿漉漉的光。
伯母的祖屋在村西头的半坡上。村里其他人家都翻修了新房，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整整齐齐地码在公路两侧，只有伯母的房子还是老样子——青砖黛瓦，院墙上的石灰掉了几块，露出里面黄褐色的土坯。
院里那棵枣树还在，比记忆中粗了一圈，枝桠伸过屋檐，叶子已经开始往下掉了。
我把车停在院门外的空地上，拎着东西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
院子扫得很干净。青石板缝里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墙角堆着的柴火劈得粗细均匀。
伯母正背对着我蹲在廊檐下，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银灰色。她在用一根细竹竿敲打铺在地上的花椒，被太阳晒得干裂的花椒壳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伯母。”
我叫了一声。她的肩膀抖了一下，竹竿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回过头来。看清是我，她愣了一下。
那种愣不是惊喜，而是一种短暂的、僵住的空白，好像她在脑子里重新辨认了我一遍，才确认这个站在院子里的人确实是她的侄子。
“你来了。”她说。语气很平，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来，又像是没有想到我真的会来。
她站起来的时候用手扶着膝盖，动作很慢。我注意到她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圈纱布，被水浸过的纱布边缘有些发黄，松松垮垮地裹着指节，打了个歪歪扭扭的死结。
“手怎么了？”
“择菜的时候割了一下。”她把那只手往围裙底下藏了藏，“不深。两三天就好了。”
她弯腰去收地上的花椒，动作比刚才快了一些，像是在用忙碌来堵住我接下来的追问。
我帮她一起收，手指碰到她的手背时，那只手凉得厉害。
进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两副碗筷。
一副靠东边，是伯母常坐的位置；另一副摆在西边，碗里盛着半碗稀饭，筷子横架在碗口上，碟子里的腌萝卜被夹走了两块。
稀饭已经凉透了，碗沿结了一圈薄薄的米油，但粥面并不平整，有被筷子搅动过的痕迹，还没有干透。
一个人吃饭不会摆两副碗筷。一个人吃饭也不会把另一碗粥搅出痕迹来。
我没问。我帮伯母收了碗，去厨房洗了。透过厨房的小窗，我看见伯母正站在堂屋里，对着那张八仙桌发呆，那只缠着纱布的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很轻，像是某种暗号。
午饭后，伯母靠在堂屋的躺椅上打盹。我趁这个时间开始在屋里走动。
条几上摆着那台老座钟，是我爷爷留下的。
座钟的外壳是红木的，上面的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钟摆下方的玻璃门裂了一道缝。但此刻它停在那里，两根指针纹丝不动——五点二十一分。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停的。但伯母是个有轻微强迫症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她每天下午五点半雷打不动地要给它上发条。
现在它停在五点二十一分，蒙着一层薄灰。
我转过身，看见了墙角那台监控录像机。两年前我给伯母装的，老款的八路DVR。
电源指示灯还亮着，绿灯一闪一闪的，但屏幕被一块灰蓝色的抹布盖住了，折得四四方方的。
伯母从来不盖屏幕。她不怎么会用这台机器，每次要调画面都是等陈猛来帮她弄。
这台机器就这样在墙角亮了两年，屏幕一直亮着，现在却盖着一块抹布。
我掀开抹布。屏幕上九宫格画面里，八格都是正常的——前院、堂屋、厨房、杂物间、东厢房、西厢房、天井、鸡窝。最后一格，是后门。
那一格是黑的。不是关闭的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彻底遮挡住之后、稠密得像墨汁一样的黑。
我走出堂屋，绕到后门。枣树的枝干伸出院墙，最低的那根分叉上绑着那个对着后门的摄像头。
摄像头的镜头上蒙着一块布，深色的，大小刚好盖住镜头，用一根橙黄色的橡皮筋仔细地勒在镜头上。
我正打算搬凳子爬上去，身后传来伯母的声音。
“航子。”她已经醒了，站在厨房门口，“晚饭想吃点什么？”
她的声音很平常。但她的眼眶是红的，那种被揉过的红，眼皮微微发肿。她问完这句话，很快就转过身去，留给我一个微微佝偻的背影。她走路的时候有些晃，一直用一只手扶着墙。
晚饭她炒了四个菜。一盘炒鸡蛋，一盘腌萝卜炒肉末，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红烧肉——她记得我爱吃这个。
她自己没怎么动筷子，就着一个馒头吃了半天，偶尔给我夹菜，夹完就沉默地看着桌上某个固定的点，目光一直在避开我的眼睛。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
洗到一半的时候，听见身后响起轻微的响动——伯母进了堂屋，走到条几前，打开座钟的玻璃门，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塞进衣兜里。
动作很快，但铜质的钥匙还是发出了细碎的一声碰撞。
“你明天帮我把座钟修修吧。”她说，“不走了。”
这句话的语气比今天任何一句话都要平静，平静得像是提前背好的台词。
晚上我睡在东厢房。被褥是新晒过的，有股太阳暴晒后的干燥气味。我躺在黑暗里，听秋虫在墙根下叫。
十点半左右，隔壁传来很轻的脚步声——伯母穿过堂屋，走到后门的方向。
我听见门闩被轻轻拨动的声音，然后是一段长久的安静。她没有开门。门闩响了，但门没开。她就那样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一样安静。
大概过了十分钟，脚步声又开始响起，往回走。经过我房门口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很短的一瞬。然后她的房门被轻轻关上，一切重归于寂。
我翻了个身，给陈猛发了一条微信。
“明天有空没？来帮我扫扫院子。”
几秒钟后，屏幕亮起来。
“行。”
第二章
陈猛是早上七点来的。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用井水洗脸。陈猛扛着一把竹扫帚，手里还拎着把生锈的大剪刀，老远就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嫂子——”
他管伯母叫嫂子。按村里辈分是他嫂子，但我和他是一起长大的，各论各的，这辈分乱得谁也理不清。
“猛子来了。”伯母从厨房探出头，“吃了没？”
“吃了。您别忙活。”
陈猛把扫帚往墙角一靠，在压水井旁蹲下来，接了把水抹了把脸。他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神和往常不一样。
在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里，陈猛看人向来是直来直去的，但今天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很轻，像是不小心蹭过来的一道光，还没在我脸上停稳就移开了。
我们客套了几句，伯母端着馒头进了堂屋，院子里就剩我和陈猛两个。
他开始扫院子。扫帚在他手里像一把剃刀，贴着青石板一点一点地推过去，碎石子、枯叶、枣树上掉下来的细枝都乖乖地聚成一堆。
他把整个院子扫完，又把墙角的柴火重新码了一遍，最后用那把生锈的大剪刀爬到枣树上剪枝。他干活的方式像一台机器，精准、沉默、不知疲倦。
“昨晚上——”我想开个话头。
“这个枝该剪了。”他打断我，剪刀咔嚓一声响，一截拇指粗的树枝应声而落，“你看这里面都枯了。外头看着好好的，里头早就空了。”他把那截树枝举给我看，截面有一圈黄褐色的木质，中间有个米粒大的虫洞。
快十点的时候，院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停在了门口，下来的人拎着两箱牛奶和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他穿着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嘴角已经提前扬起来了。
“姑婆——”
来的人是徐家辉。陈猛的剪刀在枣树上停了两秒钟，接着又是一声响，比前几下都要用力。
徐家辉提着东西进了院子，看见我站在压井旁，笑纹更深了些：“航叔也在啊。啥时候回来的？”
“昨天。”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他的语气很热络，把牛奶和塑料袋放在廊檐下，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比我大十来岁，辈分比我小一辈，按理说他该叫我叔。但他每次叫这些长辈称呼的时候，都给我一种在念台词的感觉——字正腔圆，但台词的下一句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姑婆，我给你带了阿胶和枸杞。这个阿胶泡水喝，对骨头好。你上次不是说膝盖疼吗？”
伯母站在廊檐下看着他，嘴角的弧度像是被尺子量过的。“有心了。”她把东西接过来，转过身去的那一瞬，我看见她握着阿胶盒子的手指收得很紧，指甲盖嵌进了包装盒的纸皮里。
徐家辉一边说一边往后院走，像是回自己家一样熟门熟路。
他站在后门附近，仰头看了看枣树上的陈猛，然后转过身来，目光从陈猛身上移到我身上，又回到伯母脸上。他的眼睛不大，但很灵活，像两颗被磨得光滑的玻璃球，一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
“姑婆，我上次跟你说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伯母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身提起廊檐下的烧水壶放在炭炉上，用打火机点燃炭块。火苗呼地窜上来，映得她的手一颤一颤的。
“不急。”她说。
“怎么能不急呢？”徐家辉向前走了几步，放低了声音，但风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刮了过来，“下半年就要确权了。你这祖屋位置好，挨着公路，到时候能换两套安置房。姑婆，我是替你想——你一个人住这么大院子，冬天生火烧炕都费劲。换套新房子，有暖气有电梯，你住着也舒服。”
“我这把老骨头住不了几年了。”伯母的声音很淡。
“我是为你好。”他又说了这句话，比刚才更慢，更轻。
“我知道。”伯母说。空气在这个瞬间变得很稠。
陈猛在树上忽然喊了一声：“航子，接着。”
一根剪下来的树枝晃悠悠地朝我掉下来，等我擦完眼睛再看，伯母已经端着烧水壶进了屋。徐家辉站在院子里，脸上还挂着笑，但那笑容像是秋天的稻草人——远远看着像个人，走近了才发现空洞得很。
他站了几秒，拍拍裤腿上的灰，对我说：“我去挪挪车。”
从院子里走出去的那几步路，我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我听见他开车的引擎声很闷，像是离合器没踩到底就挂挡，齿轮咬合的时候发出一声尖利的嘶叫。
陈猛从枣树上跳下来，拍了拍身上的树皮碎屑：“我那铺子里还有个拖拉机等着换缸垫，今天不修好不行。”
他说话的样子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嗓门压得比平时还高了些。他拎起门口的扫帚往门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停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两三秒。
但我看见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插在裤兜里，大拇指在裤兜外面捻了捻，像在捻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他走后不到一分钟，徐家辉的车从村口开回来，车窗摇下，那张笑脸又探出来了。
“航叔，中午我请你吃顿饭。镇上开了家川菜馆，水煮鱼做得不错。”
我正想拒绝，伯母从厨房出来，替我说了句：“你们去吧。我中午吃清淡的。”
我没办法，跟他上了车。
午饭是在镇上那家川菜馆吃的。菜不差，但徐家辉的话从头到尾没停过。
他从村里的征地补偿政策聊到周边拆迁户的赔偿标准，从谁家拿了三套安置房聊到谁家签字太早吃了亏。他把这些事说得清清楚楚，像是准备了很久的汇报材料。
“你说姑婆那房子，位置真好。门前那条路一通，地价又得涨。”他给我倒了杯茶，停顿了一下，透过杯沿上方的缝隙悄悄地看我。那一眼很短，但很尖。“这房子要是哪天真出了事，姑婆又没个子女，到时候怎么处理？”
我终于明白了这顿饭的目的。他一直在等的不是政策，也不是房价上涨——他是在等伯母走后，这栋祖屋该由谁说了算。我没接话，只是把面前的鱼刺拨到盘子边上。
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徐家辉把我送到村口，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回去。
院门关着，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没有关门。我推开门，院子里没人。
厨房亮着灯，灶台上的锅还在冒着热气，但人不在。
堂屋黑着。我往里走了几步，看见东厢房的门虚掩着，里面没有灯光。
我透过门缝往里看。
伯母蹲在衣柜前。柜门大开，她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推到旁边，从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
暗绿色的，巴掌大小，盖子边缘的漆已经磨掉了。
她打开盒子，从里面那沓钱里抽出几张放进去，又从盒子里取出另一件东西凑在眼前看了一会儿——光线太暗，我看不清那是什么。她把那件东西放进衣兜里，把铁盒塞回柜子深处，用衣服仔仔细细地盖好。
我退回到堂屋门口，故意把脚步放重了些，喊了一声：“伯母，我回来了。”
她从东厢房走出来，神情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吃饭吧。”她说。
饭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事，瞒着比说出来好？”
“那要看是什么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只还缠着纱布的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两下。“我也这么觉得。”
晚上九点多，我回到东厢房。从兜里摸手机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一团纸，皱皱的，叠得很紧，指甲盖大小。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关好门，展开那团纸。纸是那种小学生作业本的纸，边缘不整齐，上面写了几个铅笔字，有些潦草，铅笔的墨迹被汗洇湿了一些，但还是能认出来：
别再给现金了。
查查上周四傍晚后门外的监控。
笔迹我认得。陈猛的字。他写字有个习惯，横特别平，竖特别直，像是拿尺子比着写的。
我把纸条贴在手心里。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压在我手掌上的感觉，重得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黑暗里，许多碎片在我的脑子里慢慢拼接。伯母那两副碗筷。停在五点二十一分的座钟。被橡皮筋蒙住的镜头。她从柜子里拿出来的铁盒。那句话——有些事，瞒着比说出来好。
陈猛。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伯母已经在厨房里忙了。灶台上的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她正在切咸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很均匀。那只缠着纱布的手握着刀，动作比昨天稳了一些，但纱布上沾了一点酱油色的渍，已经干了。
吃完早饭，我把堂屋里那台老座钟搬到了桌上。座钟比我想象的重，抱起来的时候里面的铜质钟摆哐当响了一声。
伯母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我拆后盖，手里择着豆角，一颗一颗地把豆角掰成均匀的小段。
拆开后盖之后，我用棉签轻轻拨了一下齿轮之间的缝隙——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灰，深灰色的，质地很细，像磨碎了的炭粉。
发条盒旁边有一小块地方被擦拭过，铜面上留着不规则的指纹痕迹。我用镊子把卡住齿轮的那一截东西夹出来——是一截细细的线头，深蓝色的，不到一厘米长，缠在了擒纵轮上。
在棉签上摊开的时候，我认出了那种质感：和蒙在摄像头上的那块布是一样的料子。
我把线头放在桌上。伯母掰豆角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东西？”
“线头。卡在齿轮里了。”
她没再问。手里的豆角被掰得咔咔响，每一截都长短一致。她把掰好的豆角拢进盆里，起身去厨房倒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在座钟旁边绕了一个小弯——她没看那座钟。
我把线头用纸巾包好，放进兜里。
上午十点左右，院门外响起脚步声。不是陈猛的——陈猛的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像在丈量地面的硬度。这阵脚步轻得多，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节奏。
徐家辉拎着一个公文包进来，穿着和昨天同一件深蓝夹克，头发重新梳过，额头上泛着一点油光。“姑婆，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伯母面前。伯母没接。
“这是什么？”
“拆迁意向书。”徐家辉把信封放在桌上，往伯母的方向推了半寸，“村里让各户先签个字，表示你知情了。不是正式合同，就是个意向。”
我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纸。抬头写着“徐家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向确认书”，下面表格里房屋面积、宅基地面积、附属设施这几项，数值那一栏都是空白的。
“空表？”
“数据还没核实完。先签个字就行，面积到时候补填。”徐家辉笑了笑，把纸从我手里抽回去。
“先签空表？”我说得很慢。徐家辉脸上的笑容没变，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把脸转向了伯母。
“姑婆，这个事你也知道，村里大部分人家都签了。早点签有签字奖励，按人头算，一个人两千。”
“我不缺那两千块钱。”伯母的声音很平静。她从头到尾没有看那份意向书一眼，手里的豆角还在掰，咔，咔，咔，每一声之间的间隔一模一样。
徐家辉沉默了几秒，把意向书收回公文包，拉链拉上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刺耳。“行。你再想想。”
他站起来的时候对着伯母笑了笑，那笑意没有延伸到眼睛。他经过我身边时看了我一眼，目光里的温度比刚才降了几度。“航叔什么时候回去？”
“后天。”
“那还挺匆忙的。下次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跟昨天一样，但手在我肩上停留的时间比昨天长了半秒。就是这半秒，让我觉得他的手指有点僵。
他走后，伯母把掰好的豆角端进厨房。我坐在堂屋里，看着那座被拆开后盖的座钟。齿轮还是没有走。不是线头的问题——是发条。这座钟的发条被人拧到了最紧，紧到无法弹开。像是有一只手指在转那根上弦的钥匙时，一圈，一圈，一直转到了拧不动为止。
我把后盖重新装好，把钟放回了原位。
陈猛今天没来。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他隔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回：“今天有活，明天来。”他把纸条上“别再给现金了”那几个字写得很明确——“再”说明这件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现金”意味着没有转账记录，不留痕迹。对方不想留痕迹。伯母也不想。
下午我在院里清理枣树下堆着的落叶。干到一半，听见院墙外有人说话——是村里两个大婶的声音。
“又来找素琴？”
“还能找谁。这半年他都跑多少趟了。你说他又不是亲侄子，隔这么远的关系，哪来的这么勤快。”
“还不是惦记那房子。”
脚步声走远了。我握着耙子站在原地，耙齿上还挂着一片没碎的枯叶。半年前。半年前开始。
傍晚时分，伯母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铜钥匙。她走到座钟前面，打开玻璃门，把铜钥匙插进发条孔，转了一圈、两圈、三圈——停住了。她把钥匙拔出来，退后一步，看着那座钟。她的背影绷得很直，后颈上那几根没梳进发髻里的碎发微微发颤。
“伯母？”
她没有回头。“明天你能帮我去镇上取点钱吗？”
我听见“钱”这个字的时候，手在裤兜里攥了一下。纸条还在，陈猛的字还在。别再给现金了。
“取多少？”
“三千。”
“取钱干嘛？”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慌张，不是愤怒，是一种疲惫。像是一扇被风吹了很久的门，终于有那么一瞬间没有完全关紧，从门缝里漏出了一点里面的东西。
“想买点药。”她说。这个理由撑不住三秒钟——村里有卫生室，她吃的降压药是免费的慢病药，社区每个月按时送上门。我没有戳穿她，只是说了一声好。
她转身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扶住了墙壁。那只缠着纱布的手按在墙上，手指张得很开。“航子，”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我这些年没有麻烦过你吧。”
“没有。从来没有。”
“嗯。”她的手指从墙上慢慢滑下来，“那就好。”
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后门的摄像头。这一次我搬了梯子爬上去，用手机手电筒照着镜头。那根橙黄色的橡皮筋还在，深蓝色的布片还在，结打得极有章法——一个完整的死扣。
蒙布的剪口很齐，不是剪刀剪的，切口光滑得像手术刀切出来的。布片正中间有一道极浅的褶痕，像是被折过很多次，每次都用手指压得非常平整。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一个被反复使用过的东西。
我把手电筒往旁边的树枝上照了照。摄像头支架下方大概一拃的位置，有一小片树皮被蹭掉了，露出里面浅色的木质。蹭痕是新的，边缘还没氧化变黑。
有人经常爬这棵树——不是爬一次，是反复地、频繁地爬。
我从梯子上下来，脚踩到地面的时候踩到了一样东西——一颗烟蒂，被踩扁了，过滤嘴上印着一种本地产的廉价烟的商标。烟头是新鲜的，最多不超过两天。
我不抽烟，伯母家里也没有烟灰缸。我把烟蒂用纸巾包好，放进了兜里。
深夜。后门外青石板又传来被踩动的声响——不是脚步，比脚步更轻，更短促，像一个重物从石板上被拖过去，鞋底蹭着石面发出一声闷闷的摩擦。
我立刻睁眼，躺在黑暗里没有动。然后是后门的门闩——金属在木槽里滑动的声响被压得极低，但夜深到这个地步，任何声音都被放大了。
门闩被轻轻拨开，门轴发出了一声极细的呻吟。
我等了大概三十秒，然后赤脚走过堂屋。
后门没有关紧，留了一条一掌宽的缝。
我伸手摸了一下门闩，冰凉的，被夜露沾湿了一点，上面凝着细细的水珠。不是从里面被拨开的——是被一根薄片一样的东西从门缝伸进来撬开的，门框上有浅浅的刮痕。
我看向那条通往山脚竹林的小路。路是暗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风穿过竹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轻轻关好后门，插上门闩。转身的时候，我差点撞上一个人。
伯母站在堂屋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布睡衣，赤着脚，头发散在肩上。她的眼睛睁着，不是被惊醒的那种睁，而是一直没有睡的那种睁。眼角上还带着白天没有的潮润。
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了大概五秒。然后她转身回了房间，关门的声音很轻，但我听见门锁被从里面反锁上的那一声咔嗒。
窗外起了风。枣树的枝干被吹得咯吱咯吱地响。天气预报本来说未来三天都是晴天，可现在天边那片云的形状像一只扣在地上的碗。
第四章
早饭的时候伯母一句话都没说。她把粥烧得比平时稠，手上的纱布换了新的，雪白的一圈，松松地裹着食指，打了一个比昨天整齐很多的结。
“你下午去镇上帮我取钱。”她说。不是问句，是陈述。
“好。”
吃完饭她洗碗，我站在院子里看天。
昨夜的云已经散了大半，阳光重新露出来。
我伸手摸了摸兜里的纸条，纸已经快要软烂了，被汗水和反复的折叠磨得快要碎开。
我没有去镇上。我在等陈猛。
他是八点多来的。这一次他没有扛扫帚，也没有带剪刀，空着手推开了院门。他的眼皮有些肿，像是一夜没睡好，下巴上冒出了短短的胡茬。
“枣树有几根枝该剪了，你帮我看看。”我找了一把锯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把梯子架好爬上去，锯了一根斜伸出来的枝干。锯齿咬进木头的时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木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猛子。”我说。锯子的声音停了。
“我上周四的监控还没看。录像机好像坏了，屏幕不亮。”
他从梯子上下来，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站在我面前，比我矮了小半个头，抬起头看我的时候眼神和昨天一样轻，像是怕把我砸疼似的。
“你看到没有？”
“没有。”
他沉默了几秒。“那台机器没坏。昨天我又帮你去看了一眼，硬盘还在录，灯是绿的。”
“那是线松了。”他把锯子靠在枣树树干上，蹲下来从兜里摸出烟，打火机点了两下没点着，第三下才着了。“航子，”他叫我名字的时候不看我，看的是枣树下面那片被踩实的泥地，“你下午得把那台录像机弄亮。一定要弄亮。”
“你不帮我看看？”
“我今天还有活。”他站起来，把烟叼在嘴里，“那机器不难修，就一根线的事。”他往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侧过头，嘴里那根烟的火光一闪一闪的。然后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我低头看枣树下那个被踩扁的烟头——和我昨晚捡到的那颗是同一个牌子。
我走进那间堆放杂物的屋子。监控录像机在矮柜上，电源指示灯是绿的，一闪一闪。屏幕是黑的，只有极微弱的一层光在表面流淌。我蹲下来看机器背面那排接口——VGA线插得歪了一点，接头和机身的接口之间有一条窄窄的缝。我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接头，只听见一声细微的咔嗒，屏幕亮了。
先是蓝色，然后跳出九宫格画面。我飞快地找到了最右下角对应后门的那一格——不是黑的，是亮的。后门安安静静地关着，阳光穿过枣树叶子洒了一地碎金。
我把鼠标移动到时间轴上，把画面往回拖。日期一格一格地跳过去。我找到了标注为上周四的文件夹，光标停在上面。
然后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不是砰砰地跳，是那种沉闷的、一拳一拳从胸腔深处敲出来的振动。我点开了上周四的录像。
白天。清晨的阳光照在后门的石阶上，一只花猫从画面里走过。然后是漫长的空白，阳光从左边慢慢挪到右边，影子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我把播放速度调到四倍，光影飞一样地流转，直到天色开始转暗。
我调回正常速度。
傍晚。光线变成了一种像被泡过的茶水的颜色，铺在后门的石板路上。五点四十八分，后门的门闩从里面被拨开了。一只满是皱纹的、食指上缠着纱布的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推开了门。
是伯母。她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样东西。她的脚步和平时不一样——平时她在院子里走路总是微微低着头，步子小而碎。
但这一次她的步伐很有力，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走下一步，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站在后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然后垂下眼睛，把后背靠在了门框上。
五点五十分。画面右上方的小路尽头出现了第二个身影。
那个人是从竹林里走出来的。穿深色外套，裤子也是深色的，头上扣着帽子，整个人的颜色都往下沉，像一块被水浸透的木头。
他走到伯母面前，他们面对面站着，之间有简短的对话，时间不长，只有几十秒。
五点五十二分。
伯母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那是一卷用橡皮筋扎好的现金，百元大钞，叠成长方形，被红色的橡皮筋拦腰缠了一圈。
伯母把钱递出去的时候手臂伸得很直，手指张开，纸币在暮色里微微发红。
那个人伸手接过了那卷钱，没有推辞，没有客套，动作快而熟练，像是做过很多次。
五点五十三分。那个人转过身，侧身的那个角度刚好对着摄像头，但低着头，帽檐压得很深，只露出一截下巴的轮廓。
深色外套的左肩位置有一个被磨得发白的印子。
五点五十三分零六秒。后门廊下的感应灯突然亮了。
那个人大概是被这突然亮起的灯光惊了一下，下意识地抬起左手去挡脸。
但灯光已经打在了他的脸上——侧脸，从颧骨到下颚，一整片亮堂堂的光把他的整张侧脸照得清清楚楚。
我猛地凑近屏幕。整个人僵在那里，连呼吸都停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