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沈,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同事压低声音问我,眼神里有三分好奇、七分幸灾乐祸。

我把那段视频反复看了六遍,停车场的顶灯正对着那个车位,画面清晰得没有任何辩解余地。

我在单位停车场连续被人划车,四次,七千多块钱,第四次我咬牙装了行车记录仪。

没想到拍到的人让我两天没睡着觉——那是单位主管人事的周副局长。

第三天,我被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01

第一次是在三年前的十一月。

那天下午开完会,我从财政局大楼出来,走到停车场,远远就看见自己车的右后侧反光不对。走近了才看清楚,从后轮挡泥板到车门,一道划痕,不深,但在阳光下泛着白。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没有特别大的情绪波动,就是觉得晦气。停车场没有专门针对每个车位的摄像头,只有出入口各一个,角度根本覆盖不到里面。我在附近车里问了几个同事,都说没注意。

去4S店评估,说要做漆面修复,报了八百二。我付了钱,以为就这样算了。

第二次是半年之后的春天。

那次我是在车里取东西,取完锁门准备走,一个同事从旁边经过,顺口说了一句:「老沈,你那车——」我转过去,看到左前门到左后门,一道连贯的深划痕,从车头斜向车尾,力道很重,漆面翻卷,露出里面的底漆。

那一刻我有点站不住。

不是因为痛,是因为那道划痕太连贯、太笔直,一气呵成,不像是剐蹭,是蓄意的。

我去派出所报了案。接待我的民警问有没有监控,我说没有针对车位的,他说那这种案子很难立案,建议我回去再问问周围有没有目击者。我问他如果找不到目击者怎么办,他顿了一下,说:「那只能先备案。」

我知道备案是什么意思。

修了两千三,保险公司说这类案件不在理赔范围,全部自费。

那段时间我太太问过我一次:「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

我说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预算科做了快八年,性格算不上张扬,平时和同事的关系说不上多亲近,但也没有明显的过节。我把自己认识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想不出谁会跑来对我的车做这种事。

第三次,是第二次修完漆不到三周。

那天是个周四,下午两点半,我从会议室出来,绕到停车场,看见副驾驶那侧的车门有一道新的划痕,位置比前两次低,像是对方蹲下来划的,专门避开了刚补过的位置。

我当时只是站着看,没有骂人,没有踢车,什么都没做,只是站着看了很久。

然后我给太太发了条消息:「车又被划了。」

她回了两个字:「在哪。」

我没有回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

这次我没去报案,因为我知道结果。修了一千一,钱付出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修车,是在被人一刀一刀地放血,对方清楚地知道我在哪里,清楚地知道我的车停在哪个位置,清楚地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发现,然后一次一次来。

三次,三年,合计四千多块钱。

太太那天晚上问我:「要不以后不开车上班了?」

我说:「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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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四次是在一个周一的早上。

我比平时早到了二十分钟,把车停好,下车,随手往后看了一眼,然后我就没动了。

车顶,从前到后,一道划痕,力道极重,前三分之一的位置漆面整片翻卷,阳光打下来,那道白色的轨迹几乎是刺眼的。

我没有立刻去摸那道划痕,也没有立刻给任何人打电话,只是站在停车场里,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灯管——坏了一根,有点暗——然后低下头,重新看那道划痕。

从车头到车尾,笔直,没有任何犹豫的弧度。

我给4S店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开过去评估,报价两千一。我站在4S店门口给太太打电话,跟她说了数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就修吧。」

她声音里没有抱怨,但我听得出那种疲了的感觉。

我在4S店的等候区坐了很久,一直在想一件事:对方是怎么知道我的车停在哪里的。

停车场没有固定车位,先到先停,但我有习惯,喜欢停在靠近楼梯口的那一排,因为离办公楼最近,省了不少走路的时间。我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单位里跟我比较熟的同事大概都知道。

所以对方可能不是随机作案,他知道我的车,知道我的习惯,知道我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走。

这个想法让我背上一阵发凉。

下午从4S店出来,我没有直接回单位,而是去了附近的一家电子产品店。

店里的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头顶有点秃,看到我进来,从柜台后面抬了一下头:「买什么?」

我说:「停车场用的监控,夜视效果要好的。」

他从柜子里拿出三款,给我一一介绍。我听他说完,指了指其中一个广角款:「这个能覆盖多大范围?」

他说:「放在车里,前后各一个探头,能覆盖车周围相当大的范围,夜视用红外,晚上停车场的亮度够用。」

我问:「有没有延时录像功能,我不在车里的时候也能录?」

他说:「有停车监控模式,检测到有人靠近就开始录,能录好几天。」

我说:「就这个。」

装好记录仪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太太问我吃了没,我说没有,她从冰箱里拿了剩饭给我热,在厨房里问:「装了有什么用,拍到了又能怎样?」

我在客厅里换鞋,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就是想知道是谁。」

03

记录仪是周一下午装的。

我正常上了一周班,每天停车的时候习惯性地往记录仪的指示灯瞟一眼,确认它还在工作。周围的同事没人注意到仪表台多了个东西,或者注意到了也没有问。

那五天,什么都没发生。

到了周六,我去超市买东西,停车场换了个地方停,记录仪那天没什么有效录像。周日下午我带太太去老丈人家吃饭,车停在了老丈人楼下的小区里,不在单位附近。

周日晚上回到家,太太去洗澡,我坐在沙发上,想起来应该看一下这几天的录像。

我拿手机连上记录仪,进了回放界面,把录像从周一往后翻。

周一到周五,停车场来来往往,大多是同事的车,偶尔有人经过我的车,但都是正常路过,没有任何停留。

我翻到周日。

周日早上九点多,画面里,停车场空旷,我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一排里。没有异常。

我继续往后翻,翻到了周日晚上八点十七分。

画面里,停车场的顶灯是亮的,那根坏掉的灯管已经换了,整个区域比我印象中亮了一些。镜头的广角覆盖了车周围相当大的范围,画质在夜间录像里算是清晰的。

时间戳显示八点十七分的时候,画面右侧走进来一个人。

步速不快,走到我的车旁边,停了下来。

在那里站了大约三秒。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什么东西,俯身,手肘微微发力,沿着车顶,从前往后,手臂划过去。

整个动作不超过十秒。

对方抬起头,朝四周看了一眼,然后走了,走出镜头之前,顶灯的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

我把画面暂停在那一帧。

放大。

我看了大概有十秒钟,确认自己没有认错人。

然后我把手机屏幕扣在了膝盖上,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浴室里传来太太洗澡的水声,电视开着,播的是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在说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就那么坐着,感觉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

那张脸我认识。

单位所有人都认识。

周副局长,分管人事,主持干部考核,在珲州市财政局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局里仅次于一把手的实权人物。

04

那天晚上我没有告诉太太。

太太洗完澡出来,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拿了手机刷了一会儿,问我:「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我说:「有点累。」

她「嗯」了一声,没有追问。

我很庆幸她没有追问。

那晚我躺在床上到凌晨两点多,脑子一直是转的,把所有的可能性从头到尾反复推演。

首先是证据的问题。那段录像清晰程度我已经确认过了,时间戳、画面、人脸,没有模糊或者歧义的余地。我把原始文件导出来,存到了手机相册,又传了一份到网盘,在记录仪里保留了原始文件没有删除。

然后是选项的问题。

匿名举报。举报到哪里?纪委,还是信访办?一段停车场录像,证明的是财产损毁,按理说应该走司法程序,但派出所我去过,他们的态度我很清楚。而且匿名举报之后,对方如果知道有录像,会不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他是主管人事的副局长,他要找到我,需要费多大的力气?

当面对质。我在脑子里把这个场景过了一遍,大概停留了不到两秒就放弃了。

找局长。局长姓钟,和周副局长共事了十二年,两个人的关系在单位里是公开的秘密——不是铁板一块,但也不是随便插得进去的。我一个预算科的副科长,没有任何筹码,凭什么让局长站在我这边?

彻底沉默。把录像删掉,当没看见,继续上班。

我在脑子里把这个选项反复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放弃了,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勇气,是因为我真的咽不下去。那七千多块钱我可以不要,但我没办法接受一个结论——对方知道我拿他没办法,所以他可以一次一次来。

第二天早上我正常去上班。

在走廊里,我遇见了周副局长。

他从对面走过来,西装,公文包,步子很稳,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朝我点了一下头。

我回了个点头。

两个人都没停步,各自走过去。

我走到拐角,背后的汗已经湿了衬衫。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装了记录仪。他的神情里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他平时对我也不算熟悉,或许本来就是这个表情。

那天我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开了两个会,审了七份预算申请,签了三份文件,表面上跟平时没有区别。

但那段录像一直在我脑子里放。

05

第三天上午,快十一点的时候,同事小郑来找我借打印机,说他那边的卡纸,修了两次还没好。

我让他用,他站在打印机旁边等着,顺口问了一句:「老沈,你那车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说:「还能怎样,修呗。」

他把打印好的文件从出纸口抽出来,整理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老沈,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这句话跟刚才的语气不一样了,不是随便问问。

我看着他:「你听说什么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把文件夹进公文夹里,说:「停车场那个位置,不是谁都停的。」

然后他就走了。

我在椅子上坐了大概有五分钟,没动。

小郑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理解,他可能是知道一些什么,也可能只是在打听,还可能只是一句模糊的感慨,没有具体所指。但不管哪种,都说明一件事——我的处境,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已经有人在观察了。

这让我更难受,不是恐惧,是那种被人当成一道题目来解答的感觉。

我知道自己如果继续拖下去,这件事只会越来越难处理。时间拖得越长,那段录像的变数就越多,记录仪可能出问题,网盘可能出问题,我自己的心理也会在拖延里慢慢被消磨掉。

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迈出那一步。

我当时最大的问题不是敢不敢,是不知道往哪里走。

下午,我正在审一份预算补充说明,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显示「局办」,内容很简短:

「沈科,周局让您下午三点去一趟他办公室,有事情谈。」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了那条短信大概有一分钟。

然后我打开手机相册,确认那段视频还在,再打开网盘,确认备份没有异常,把记录仪的原始文件也在脑子里确认了一遍。

三点之前,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脸色不太好,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就那样出去了。

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

他的秘书小吴在门口等我,见我来了,说:「沈科,周局在里面,你进去吧。」把我带到门口就转身走了,没有跟进去。

我站在那扇门前,敲了两下。

里面说:「进来。」

我推开门。

周副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西装已经换成了办公室里穿的深色毛衣,面前摆着一叠文件,看到我进来,抬了一下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然后说:「把门关上。」

我把门带上,在椅子上坐下。

他没有说「请坐」,也没有寒暄,等我坐好之后,他停顿了大概三秒,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你那个记录仪,不只拍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