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郑苹如词条、《良友》画报第127期（1937年）、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史料、《孤岛上海》相关历史文献、张爱玲《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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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1日，上海，江湾。
这个日期，放在民国历史那条长得看不到头的时间轴上，算不上什么特别显眼的坐标。
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多到让每一天都压得喘不过气来，让人不知道该记哪一天，又该忘哪一天。
上海这座城市，自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就进入了那段被后人称为"孤岛时期"的特殊岁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占区四面包围，活脱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岛上的日子，表面上还维持着一种令外人咋舌的繁华：霓虹灯还亮着，百乐门的舞池里还有人踩，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橱窗里还摆着让人移不开眼的洋货，街上的行人还是衣着讲究的派头，看上去和战前没多大区别。
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揣着同一块石头——这份繁华，到底还能撑多久。
1940年2月11日一早，一辆车从上海市区出发，沿着公路往江湾方向开去。
车上坐着一个女人。二十二岁，旗袍，容貌出众，神情出人意料地平静。
押送她的人坐在旁边，不时侧头看她一眼，又把视线移开。
车窗外，上海的街道一条条从窗边退走，楼房渐渐变得稀疏，市声慢慢消散，换成了郊外特有的空旷和寂静。
接近刑场的那一段路上，这个女人开口了，向押送的人说出了一个请求。
押送人员听完，久久没有说话。
然而，就在那几个字落进那个清冷的早晨之后，这个见惯了生死的人，竟在原地愣了许久，始终没有开口说出那个"不"字……
【一】名门之后，混血美人，一张上海滩难以忽视的脸
郑苹如的出身，放在民国上海那个五方杂处、各色人物云集的地方，也是颇为少见的那种。
父亲郑钺，祖籍浙江，清末生人。那个年代能出洋留学的，家里多少都有些底子，郑钺也是如此。
他早年东渡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
法政大学在清末民初出过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人里后来各有建树，郑钺是其中之一。
学成归国之后，他回到上海，在司法界站稳了脚跟，做的是法律相关的差事，有稳定的收入，在上海圈子里也积攒了一定的名望和人脉。
但郑钺这个人，不是那种守着一份安稳差事就能满足的性子。
他年轻时加入了同盟会，骨子里装着那个年代读书人特有的理想与抱负，是有信仰的那种人，不是光拿薪水过日子的主儿。
这条隐在生命底色里的线索，对于理解他后来为何愿意让女儿踏入险地，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母亲木村花子，是地道的日本人，生在明治年间，出身普通的日本家庭，后来嫁给了郑钺，随夫来到上海，改了个中文名字叫郑华君，就此在这座城市扎了根，一住就是几十年。
郑华君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把上海的弄堂气息、梧桐街道、咿哦声调都住进了骨子里，和这座城市之间，早就分不清是人适应了城市，还是城市接纳了人。
郑苹如，就是这两个人的孩子。1918年8月16日，生在上海。
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一半一半的血统，给了她一张在那个年代极具辨识度的脸。
五官轮廓清晰，皮肤白皙，眼神明亮，带着一种说不清来路的气质——不是那种一眼看去就让人觉得不过如此的美，而是越看越有东西在里面的那种，越看越耐看。
她从小读书，聪明，学东西快，日语说得和母语一样流利，一点口音都不带，一旦开口，本地日本人也未必能察觉出她有中国血统。
这个能力，在后来孤岛时期的上海，成了一张相当管用的通行证。
郑家在上海的社交圈子里有一定的人脉，郑苹如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见过各色人物，礼仪举止是家教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谈吐得体，进退有度，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里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就算放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大上海，她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不会成为背景板里的一个人影。
1937年，《良友》画报第127期，在封面上刊登了郑苹如的照片。
《良友》画报，1926年在上海创刊，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画报之一，面向有文化水平的都市读者，内容涵盖时事、文艺、社会、体育、电影等各个领域，在国内外均有相当的发行量，是彼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
那个年代上过《良友》封面的，有影星阮玲玉、胡蝶，有各界社会名流，有体育健将。
能出现在这张封面上，在当时是有实质性含金量的事，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上的。
郑苹如上封面那年，十九岁。
照片上的她，旗袍，精心打理过的发式，嘴角带着那个年代时髦上海女孩特有的轻松笑意，整个人的气质介于邻家女孩和名媛之间，亲切而不失风度，漂亮而不让人觉得遥远。
就是这张照片，在她死后的几十年里，成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影像——一个十九岁女孩的笑脸，定格在了一张泛黄的旧画报封面上，岁月从那里静止，再也没有动过。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良友》封面上笑得好看的女孩，三年之后，会死在上海郊外江湾的寒风里，年仅二十二岁。
【二】战火之后，孤岛之上，一个在上海暗流里悄然开始的故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了。
中日两军在上海展开激烈交战，这场仗历时整整三个月，伤亡极为惨烈，最终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告终。
1937年11月，上海大部分地区陷落，但英美法等国管辖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为列强之间复杂的政治格局，暂时得以保留，形成了一座被日占区四面包围的孤岛。
这个格局，从1937年11月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正式进入租界为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上海孤岛时期"，前后将近四年。
孤岛里的上海，是个极为矛盾的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叠在一起，既荒诞，又真实。
一方面，租界里的日常生活，以一种令外人咋舌的顽强在延续着。
商业、娱乐、出版，该有的都还有，百货公司照常营业，咖啡馆照常开门，舞厅照常有人光顾，外国人、中国商人、文化人、各路过客，在这块四面受困的夹缝里各显神通。
大量难民和资本的涌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租界经济的表面繁荣，那几年上海出版业的活跃程度，放在整个民国时期都算得上突出。
另一方面，孤岛内部的暗流从来没有停歇过。
情报战、暗杀、绑架，在这座城市的皮肤下面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各方势力在这块狭小的地盘上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拨开表面的繁荣，里面是另一番险象环生的光景。
那几年，租界里隔三差五就会传出某人被暗杀、某人失踪、某处发生枪击的消息，多到让人渐渐习以为常。
淞沪会战结束后的某个时间，郑钺把女儿叫到了身边，谈了一次话。
那次谈话的内容，史料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父女俩说了什么，从哪里说起，谈了多长时间，郑苹如当时是什么反应，这些细节都已经无从知晓。
但谈话结束之后，郑苹如悄然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情报工作，成了一名秘密情报员。这个机构，就是通常所说的军统。
选她来做这件事，理由是明摆着的。
日本血统让她可以在某些日方背景的场合里不显突兀，流利的日语是一把能打开某些门的钥匙，出众的外貌和得体的社交能力，让她可以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自如活动，既不会引起多余的注意，又能接触到足够广泛的人脉。
这种条件的组合，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是一套极为稀缺的搭配，军统不可能视而不见。
从外表上看，郑苹如还是那个活跃在上海社交圈里的时髦女孩，出入各种场合，认识各色人物，说话得体，笑容好看，是那个年代大上海的一道风景。
从实质上讲，她在这些场合里穿行的同时，一边周旋应付，一边收集情报，一边把获取到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这种双面人生，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前后将近两年时间。
两年里，她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上海的各种场合，收集到的情报秘密传递出去，具体做了多少，史料的记录是零散的，但她的名字确确实实留在了军统的档案里，那是实打实的记录，不是传说。
【三】1939年的任务，一个让人听名字就心里发怵的目标
1939年，军统给郑苹如安排了一个新的具体任务，目标人物是丁默邨。
丁默邨，1901年生，湖南常德人，本名丁叔量，字默邨，史料里也有写"丁默村"的版本，不同来源写法略有差异。
他的早年经历颇为复杂，年轻时有过一段革命背景，做过一些与那个年代政治变局相关的工作，后来走上了与早年截然不同的路，和汪精卫集团挂上了钩，成了汪伪政权在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正式挂牌运作，丁默邨是这个机构的实际负责人。
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被简称为"76号"，是孤岛时期上海最令人谈之色变的所在之一，凶名远播，在租界里几乎无人不知。
76号在孤岛时期的名声，简单说就是：没有什么事是它不敢做的，没有什么手段是它不敢用的。
针对抗日人士和各类抵制日伪的人员，76号使尽了一切手段，残酷程度有大量史料为证。
住在租界里的人，大白天提起76号，都会本能地压低声音，生怕惊动了什么。这两个字，在那几年的孤岛上海，就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符号。
军统的任务，是让郑苹如接近丁默邨，伺机刺杀。
这个任务，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极度危险的事。
丁默邨周围的人，全是在各种险恶场合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安保森严，毫无松懈可言。
而他本人，在各种复杂局面里经历了多年，对危险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警觉——这种人，轻易是骗不了的。
要在这种人面前扮演一个毫无破绽的角色，撑上足够长的时间，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郑苹如凭借日本血统和亲日的外表，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逐步出现在丁默邨的视线范围内。
丁默邨比她年长将近二十岁，对这个年轻漂亮、能说一口流利日语、在上流社会场合里游刃有余的女子，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两人之间的往来随之日渐频繁，开始在各种场合里成对出现。
在这段看似寻常的往来背后，郑苹如一边应付着丁默邨的殷勤，一边把通过这层关系获取到的情报，悄悄传递出去。
这种状态，从1939年春天一直持续到了秋末，将近大半年。
这大半年，放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不过是日子的一个寻常切片。
可对郑苹如来说，这大半年里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都是悬在刀刃上过的。
对外要维持住那套让丁默邨和他周围的人信任的人设，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不能有破绽；对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把有用的消息记下来，找到机会传递出去；与此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76号那张铺得极广的监视网络，不能被任何一处细节露出马脚。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是郑苹如清清楚楚知道的。
郑苹如就这么撑着，一直撑到了1939年12月。
1939年12月，刺杀计划进入了执行阶段。
军统选定的行动地点，是南京西路上的一家皮草行。
选皮草行作为地点，是有讲究的——对于那个年代有钱有闲的上海人来说，冬天进皮草行挑皮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以逛街购物为由约人同往，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心；而且店铺空间相对封闭，进出口有限，便于事先布置人手，等待时机。
军统方面提前在皮草行内部和附近安排了行动人员，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时机。
郑苹如按照计划，以逛街购物为由，约丁默邨同往。丁默邨同意了。
两人走进了那家皮草行。店里挂着一排排各色皮货，在灯光下显出厚重的光泽，是那个年代上海冬天里寻常的消费场景。
两人挑选皮草，谈笑，一切看上去都与平日里无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丁默邨突然站起身来，以有急事为由，拉着郑苹如快步走出了皮草行，上了车，绝尘而去。
关于丁默邨如何察觉到异常，不同史料给出的解释存在出入。
有说法是随行人员发现了周围可疑的布置，也有说法是丁默邨本人多年磨练出来的危险直觉，在那一刻感到了某种无从言说的不对劲。
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是一样的：刺杀，就这么失败了。
此后不久，郑苹如的身份暴露，被76号逮捕，关押在极司菲尔路76号。
父亲郑钺得知消息，立刻四处奔走，动用了郑家在上海积累的所有人脉关系，托人说情，反复斡旋，把每一个可能的口子都试了一遍，始终没能撬开76号那扇铁板一块的门。
这场营救，从郑苹如被捕一直持续到处决前夕，一天都没有停过，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两个月之后，处决的决定作出了，执行日期定在1940年2月11日，地点，上海郊外的江湾。
那天一早，押送人员奉命将郑苹如带上车，从极司菲尔路出发，往江湾方向开去。车上这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容貌出众，神情平静得出人意料，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车窗外的景色。
押送人员侧过脸看了她一眼，再看了一眼，心里产生了某种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手上的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快到刑场的时候，郑苹如平静地开口，说出了一个请求。
然而，当押送人员听清楚她说出的那几个字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车内只剩风声，最终，缓缓点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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