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去世时的悼词是按照儒家规范写的。

18世纪的欧洲人家里没有一套中国瓷器、没有一件中式家具,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贵族。

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曾经是西方世界仰望的对象,甚至有人说——欧洲差一点就被“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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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这样描述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欧洲:“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处不在。”

这不是夸张。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总司令”,著作中论及中国的作品将近80种、信件200多封。他在《哲学辞典》里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甚至认为人类文明、科技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

伏尔泰因此被同时代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广泛阅读了孔子的著述之后,写出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他深受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的影响,去世之后的悼词都是按照儒家规范来写的。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以及《易经》和六十四卦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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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总觉得“西学东渐”是近代才有的事,殊不知在更早的时代,曾有过一场浩浩荡荡的“中学西渐”。欧洲人从中国输入了儒家人文精神,中国人在那时从欧洲进口的,反而是科学技术。

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以讨论中国哲学为时髦;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谈论西方制度为风尚。文明间的高下,在时间的流转中悄然换了位。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得把视线拉回到1644年。

明朝末年,中国其实正处于一个科技井喷的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几位科学巨匠几乎同时出现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

然而满清入关后,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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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723年。康熙帝与罗马教会发生“礼仪之争”后,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几乎完全中断。

但比中断更可怕的是主动的毁灭。

《天工开物》因含有“北虏”等敏感字眼,在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未被收录,一度在国内失传,后从日本回传。明代一批兵书因犯忌被禁毁,如《武备志》全毁、《军器图说》抽毁。乾隆朝文字狱达130余起,《明史》案绞杀70余人,《南山集》案牵连三百余人,“一柱楼诗案”株连200人。史料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惨酷者”。思想被层层禁锢,文化科技的发展活力严重受阻。

这背后有一个残酷的逻辑: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华夏,人口仅数百万,要统治数亿汉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怕汉人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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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有学者从经济角度给出了解释——明末中国经济达到农业文明的高水平均衡之后,陷入了“高水平陷阱”,农业经济的高产出和高人口密度反而抑制了科技创新的动力。但这个解释还不够触及根本。

八股取士自明朝出现之后,直到清朝,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只起着堵塞的作用。科举考试不考科技知识,知识分子全部涌向“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全社会最有智慧的大脑被用来写八股文,而不是用来思考世界的规律。

更关键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与科学精神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要求怀疑与求证,专制要求服从与盲从。当政权把思想控制当作统治第一要务时,文明内在的创新活力就会被系统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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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一点:四大古代文明里,中华文明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从它起源一直绵延下来了。这一点上,其余三大文明都没能做到像我们这样连续传承至今。

但“唯一”这个修辞,确实容易被更深的思维框住。如果只有我们最高,那我们就没有学习别人的必要;如果我们最纯粹,那我们就没有自我革新的动力。

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陷阱。曾经的我们领先过,也因傲慢与封闭而落伍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不在于是否“唯一”,而在于是否能在开放中进化。

一边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们在反复讨论中华文明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一边却有一些国内的所谓“学者”,整天鼓吹文明西来说,好像中华文明是从别处传来的,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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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这种“中华文明不值一提”的论调,恰好中了当年清朝统治者埋下的毒——他们想用文字狱和思想控制打断汉人的文化脊梁,让汉人失去自信。没想到几百年后,还有人在这条路上往前拱。

文明的高下,从来不是靠谁来定义,而是靠文明自身的生命力来证明。而生命力的源泉,在于不断地开放、交流、自我更新。封闭走向落后,开放通向强盛——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铁律。

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四大发明重塑了世界的面貌,也曾经因闭关锁国而遭受百年的屈辱。今天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或许就是:真正伟大的文明,从不惧怕向别人学习,因为它的自信不需要靠贬低别人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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