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长江刀鱼鱼汛壮观，年捕捞量曾达1700吨。后来因过度捕捞，2011年产量骤降至不到10吨，自然种群濒临崩溃。
2019年取消专项捕捞许可，2020年全面禁捕，成效立竿见影。2020年6月，鄱阳湖火焰山水域一网上百条刀鱼，单船日捕量从2017-2018年的0.15条狂飙至142条，研究人员直呼从未见过如此盛况。眼看刀鱼迎来连续5代繁殖的良机，湖口建闸的难题却令人十分揪心。
鄱阳湖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平水期水域面积达3150平方公里，常规蓄水量高达276亿立方米，平均水深8.4米，最深处25.1米。
湖区记录鱼类203种，既有银鱼、鳗鲡、凤尾鱼，也有春鲶、夏鲤、秋鳜、冬鳊，正常年份年产鲜鱼2-3万吨，高产年份可达3-4万吨。
7-8月藻类密度超过200万cells/L，基础饵料充足，野生鱼虾不愁吃喝。湖面宽广与食物丰富，为鱼类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
更难得的是，鄱阳湖保持着与长江的自然沟通，这在大型湖库中已不多见。鳤鱼、鳡鱼、刀鱼、鳗鲡等洄游性鱼类在此找到产卵场或索饵场，而太湖、三峡水库等地因水闸大坝切断了洄游通道，自然种群大幅减少。
湖区既有静水环境又有流水环境，既有深水区又有浅滩区，加之湖滨大面积湿地，构成了复杂多样的生境，孕育出强大的淡水生态群落。
鄱阳湖是长江刀鱼的重要产卵基地，每年4-8月，从近海溯河洄游的鱼群陆续抵达产卵。70年代，程家池、东湖、草湾湖等20多个子湖遍布刀鱼产卵场，面积达2000公顷，资源极为丰富。
80年代年产量仍高达1500吨，但从90年代开始锐减至900吨左右。2013-2014年的调查显示，采集的986尾刀鱼平均体长仅22厘米，平均体重42克，体长缩减至90年代的18%，体重仅剩55%，呈现明显小型化趋势，成鱼生殖能力大大下降。
真正的转折点在2019-2020年。2019年取消刀鱼专项捕捞许可证，2020年主要产卵场与索饵场纳入禁捕范围，核心栖息地得到保护。
2010-2014年间，一条渔船平均每天仅捕获1.6尾刀鱼，到2020年单船捕捞量提高80多倍，部分采样点每张刺网捕获几十尾，渔获占比高达80%以上。
无论是溯河洄游的江刀，还是淡水定居的湖刀，禁渔都为自然种群提供了爆发性增长的可能。
刀鱼类群颇为复杂。江刀与湖刀外形相似，经济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前者一条价值千金，后者则为普通水产。二者大致可通过上颌长和头长的比值加以区分，长颌鲚比值范围在1.012-1.524之间，短颌鲚则落在0.728-0.997之间。
体长达到15.43-27.8厘米的大型短颌鲚，比值可达0.997，与长颌鲚下限1.012极为接近，此时专家学者也难辨真假，只能通过分子生物学层面鉴定，难度很高。
然而，鄱阳湖水利枢纽的设想为刀鱼复苏带来最大不确定性。2022年5月发布的环评报告认为，在流域生态环境改善背景下，建闸的不利生态影响可得到缓解，项目具有可行性。
拟建水闸长2993.6米，设置64个泄水孔，理由是长江上游水库群改变了下游河川径流节律，导致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时间延长，建闸可拦蓄湖水，控制汛后水位削落。
但建闸后鄱阳湖将变成半封闭湖泊，生态隐患不容忽视。刀鱼产卵群体全部来自长江干流，洄游通道一旦被阻断，四大家鱼、鳤鱼等同样无法顺利洄游，三场功能将消失殆尽，长江禁渔的成效也难以保证。
鄱阳湖也是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2022年5月流域内江豚数量已增至700余头，而全国总量仅1000余头，建闸将使其陷入生存危机。
湖区还是全球著名水鸟越冬场，记录水鸟462种，每年30-70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建闸带来的生境变化将难以预期。
除上游水库影响外，湖区采砂也是水位下降的推手。1998年长江干流禁止采砂后，大量采砂户转向鄱阳湖及周边支流，猖獗十年直至2008年全面禁止。
但大规模采砂使鄱阳湖泄流能力增加1.5-2倍，湖水更易经由湖口排入长江，枯季都昌平均水位降低2米，这种破坏已难以逆转，偷采盗采仍时有发生。
从长江保护整体来看，湖口建闸或将加剧下游水位下降，降低长江口抵御咸潮能力，进一步肢解流域自然生态系统。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长江流域层面统筹，严格坚持三峡工程规划确定的防大洪水原则，提高湖区流域水利工程调节能力，增加汛后补水，修复入江水道。
依据《长江保护法》，流域管理机构应将生态水量纳入年度调度计划，保障枯水期和鱼类产卵期生态流量，维护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保障长江河口咸淡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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