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头坐在他家堂屋的门槛上，手里捧着一本翻烂了的族谱，翻一页叹一口气。族谱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从上往下排，排到他儿子陈书远那一行，后面就空了。空了好多年了，白纸黑字，空得扎眼。

“你说，我养了个博士有什么用？”他把族谱往门槛上一拍，抬起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全是不甘和困惑，“连个种都没给我留下。”

老陈头的儿子陈书远是我们村三十年来出的第一个博士。当年录取通知书送到村口的时候，整个村子都炸了锅，老陈头在村头的饭店里摆了八桌酒席，鞭炮放了半个钟头。他喝得满脸通红，逢人就拉着人家的手说：“我儿子，博士！”那是他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走路都不看地的，说话嗓门都比平时大两倍。谁能想到，十几年后，这个让他光宗耀祖的儿子，成了他心里最深的疙瘩。

事情说起来也简单。陈书远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娶了一个同是博士的姑娘。两口子都是搞科研的，一年到头泡在实验室里，发论文、做课题、带学生，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算有奔头。唯一的问题是——不生孩子。早些年说事业刚起步，等稳定了再说。后来稳定了，又说再等两年。再后来，老陈头的老伴得了肺癌，走之前拉着陈书远的手说：“妈就想看你生个孩子。”陈书远跪在病床前哭得跟什么似的，点头答应了。可老太太走后第二年，陈书远的媳妇还是没怀上。

老陈头急了，专门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去北京，在儿子的两居室里住了半个月。他每天对着儿媳妇念叨，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念到“你爸妈也不想绝后吧”，念得儿媳妇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最后躲进书房不出来吃饭。陈书远夹在中间，脸都皱成了一团。老陈头走的那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书远，你给爸留个后吧，爸求你行不行？”陈书远站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一句话都没说。

后来我听陈书远一个在县城当公务员的同学说——他是我们隔壁村老王家的小子，过年回家我们碰到一块喝酒，他喝多了跟我说的——陈书远的媳妇不是不想生，是身体条件不允许。常年的实验室工作，接触各种化学试剂，加上压力大、作息乱，她的卵巢功能早衰得厉害，自然怀孕的几率微乎其微。他们试过试管婴儿，做了三次，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陈书远的媳妇就哭一场，然后第二天擦干眼泪继续去实验室。这些事，老陈头不知道。陈书远没告诉他，大概是觉得说了也没用，父亲不会理解什么叫“卵巢早衰”，只会理解为“就是不想生”。

老陈头不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抱不上孙子的老人。村东头的刘老师，退休的小学校长，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儿子在深圳当律师，女儿在成都当医生。兄妹俩逢年过节给刘老师打钱，一万一万地打，村里人都羡慕得眼红，说刘老师有福气。但刘老师坐在麻将桌上，看着别人家的儿子牵着孙子来拜年，脸上的笑就挂不住了。他儿子三十九岁了，至今单身，每次打电话催婚，儿子就说“爸你不懂，现在大城市结婚成本多高你知道吗”。他女儿倒是结了婚，但嫁了个丁克，两个人养了两只猫，当儿子养，给猫买进口猫粮、做绝育手术、定期体检，花在猫身上的钱比村里人养一个真孩子都多。刘老师有一回跟我爸喝酒，喝多了，拍着桌子说：“我供他们读书，供到硕士博士，到头来一个不结婚一个不生娃，我刘家的根，断了！”说完趴在桌上呜呜地哭，哭得像个小孩。

在村里走一圈，你会有一种奇异的发现——那些儿女学历不高的家庭，反而子孙满堂，逢年过节热热闹闹，院子里跑着好几个孩子，鸡飞狗跳的。王木匠的儿子初中毕业就跟他在家里做木工活，二十岁就娶了隔壁村的姑娘，现在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木匠天天带着孙子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下象棋，嗓门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开拖拉机运沙子的老孙，儿子也没念什么书，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结婚早，孩子生得也早，老孙的老婆天天抱着孙子在村里遛弯，见人就炫耀孙子又长牙了、会叫奶奶了。而那些儿女考上大学、读了研、甚至出了国的家庭，老人们的房子通常安安静静的，门口种的花倒是开得好，但没有人踩。

老陈头坐在堂屋门槛上，把族谱翻得哗哗响。他说他今年七十六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还能等几年。他怕自己闭眼之前看不到陈家的后人，到那边没脸见列祖列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没在他身上听到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恐惧。他害怕的不是死，是死的时候身边没有孙子哭灵，是祠堂里他这一支的香火没人续上，是族谱上陈书远后面的那片空白，永远地空下去。

我试着跟他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压力大，生孩子不是想生就能生的。他不听，他认一个死理：念了那么多书，就该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传宗接代就是最重要的，比什么论文、什么课题、什么职称都重要。“书读了那么多，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他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

我发现我没办法反驳他。不是因为他说的对，而是因为我们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陈书远的世界里，人生的意义是自我实现，是追求知识的边界，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留下一点痕迹。而在老陈头的世界里，人生的意义从始至终就那几样：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抱孙子。这两个世界没有交集，唯一的纽带是血缘，但讽刺的是，血缘本身成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缝。

陈书远今年过年回来了吗？我问老陈头。老陈头摇摇头，把手里的族谱合上了，封面上的红纸已经褪成了灰扑扑的粉色，四个角都磨白了。“说忙，说有个课题要结题，过年回不来。”他把族谱夹在腋下，撑着膝盖慢慢地站起来。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走路的时候整个人往前倾，像是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不过他说了，今年清明节一定回来。”老陈头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院子里那棵他儿子小时候种的柿子树，树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柿子，黑黑的，皱皱的，被风一吹摇摇晃晃的。他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像是自言自语：“他说要回来给他妈上坟。我说行吧，上坟也行，回来就好。”

我在我们村里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了。他们把儿女培养成了飞出山沟的金凤凰，然后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老屋里，守着一本越来越薄的族谱，等着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趟的儿女，等着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出生的孙子孙女。他们不是不骄傲——逢人说起“我儿子在北京”、“我女儿在美国”，腰板还是比谁都挺得直。但那种骄傲里，掺着一种说不出口的、隐隐的失落。就像一个农民，春天播了最好的种子，秋天的时候，田里却什么都没有长出来。

他不知道的是，陈书远和妻子已经在联系领养机构了。那个在深圳当律师的刘老师儿子，也在去年悄悄买了婚戒。时代的大潮裹挟着每一个人滚滚向前，有些东西在消失，有些东西在生长。只是这些老人，怕是等不到看见的那一天了。他们守着自己的族谱和念想，在日渐空旷的村庄里，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而村口那个小卖部门口，王木匠洪亮的声音穿透午后的蝉鸣：“将军！哈哈，你这步棋死透了吧！”他孙子骑在他脖子上，揪着他的两只耳朵，笑得咯咯的。

老陈头回过头，往那边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