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郑苹如"词条、维基百科"郑苹如"词条、澎湃新闻《郑苹如绝笔信后的密码档案》、金雄白（朱子家）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抗日战争纪念网相关资料、《兰溪史志》相关篇目、人民网抗战胜利80周年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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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上海郊外，沪西中山路附近。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地之间只剩黑沉沉的一片。
城里的春节气氛已经散去大半，离市区有相当距离的这片荒郊，连灯火都没有一盏，只有冬日的枯草在凛冽的夜风里发出细碎的声响。
一辆黑色轿车在夜色深处停下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随之熄灭。
车门打开，一名年轻女子被从后排押了下来。
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大衣，双手被铐住，颈间绕着一条黄金项链，链扣里嵌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皮鞋踏在冬日的枯草上，发出几声细碎的声响，随即就被夜风遮住了。
随行的人，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特务，名叫林之江，此行奉命前来执行枪决。
林之江在"76号"多年，见惯了生死，经手过的处决案子不止一次。
可他站在这个女子面前，枪举起来，又缓缓放了下去。那双手，有些不稳。
那个女子没有哭，没有叫，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求饶，更没有试图挣脱。
她就那样站着，先仰起头，对着漆黑的夜空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把目光放平，落回到林之江脸上，不疾不徐地说出了几句话。
林之江听完，沉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沉默之后，他点了头。
枪声随即响起，血染荒郊，那名女子倒下了。
这一年，她才二十二岁。
这个女子，是张爱玲那部《色戒》里王佳芝的真实原型，是191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祖籍浙江兰溪的中日联姻家庭的女儿，是1937年登上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封面的上海名媛，是深入日伪上层、秘密从事情报工作近三年的中统人员，是策划了多次刺杀行动、几乎得手却最终功亏一篑的行动参与者，也是在被捕拘押数十天、始终没有向审讯者透露半个组织信息的被关押者。
她叫郑苹如。
她的一生，从名古屋出生到上海沦陷，从《良友》封面到荒郊枪声，不过短短二十二年，却横跨了那个年代最动荡的历史层叠。
而那一片荒郊，那几句话，那个被林之江最终点头应允的请求，是她生命最后时刻里最沉默、也最值得被铭记的一个细节。
【一】名古屋出生，上海长大：一个中日联姻家庭里走出的女孩
郑苹如的家庭背景，放在1930年代的上海，是颇为少见的一种组合。
父亲这条线，是浙江兰溪出来的读书人。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字英伯，清末时代以官费名额考取留学资格，远赴日本法政大学就读。
那个年代，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里，有相当一批人被革命的浪潮席卷，郑钺也不例外——他在东京求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与于右任等人相识结交，参与到革命阵营的奔走之中。
正是在东京求学期间，他认识了木村花子。
木村花子，名古屋人，出身武士家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教与教育。
她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抱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与郑钺有了更深入的往来，两人相识、相知，随后结合。
婚后，木村花子跟随郑钺回到中国，改名郑华君，把名古屋的家庭与日本的生活，全都留在了身后，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郑钺学成归国之后，先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执教，此后陆续在山西、福建、江苏、上海等地的高等法院任职，先后担任过各地高等法院分院的检察等职务，在当时的司法界积累了一定的声望与地位。
他的学识背景、同盟会的革命资历以及长年的司法从业经历，为郑家在上海打下了相当扎实的社会根基——这不是暴发户式的富裕，而是多年积累起来的那种底气，有书香，有人脉，有规矩。
两人共育有五个孩子，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
1918年，郑苹如出生在日本名古屋。那时郑华君与丈夫的住所尚未稳定于中国，郑苹如便在名古屋呱呱坠地，不久后随家人定居上海，在这座十里洋场里度过了整个成长岁月。
她的生长环境，从一开始就是双语的。
父亲郑钺治学严谨，家教传统，让孩子们从小习汉文、读经史；母亲郑华君出身日本名门，把日本的礼仪文化融进了家里的日常起居，也亲自教郑苹如学日语，练日式礼仪。
郑苹如在这种氛围里长大，中日两种语言都如母语一般流利自然，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也远比寻常的中国孩子深入得多。
从明光中学到上海法政学院，郑苹如一路读下来，一路在上海的上流社交圈里崭露头角。
她爱看话剧，热衷于表演，在同学之间颇有人缘，同时也继承了母亲那种对仪态和外形的讲究——她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也知道如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进入法政学院之后，她开始更频繁地出入各类社交场合，留下了不少照片。
1937年7月，《良友画报》第130期将郑苹如选为封面人物。
《良友画报》在当时的上海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担当，创刊于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画报之一，每一期的封面选角都颇为慎重，能登上封面的女性，不仅要有出众的容貌，还必须在当时的社交圈里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话题性。
第130期的封面照片上，郑苹如烫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发，侧着脸，眼神清亮，嘴角微微带着一种从容的笑意。
那张照片，如今仍保存在各类历史档案与研究文献里，是郑苹如生前最广为人知的影像之一。
那一年，她十九岁。
也是在那前后，她与王汉勋相识。
王汉勋，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受过严格的飞行训练，毕业后被选送赴意大利进修深造，回国后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担任飞行员。
两人相识之后，感情渐渐深入，虽然彼此都忙于各自的事，聚少离多，这段关系却一直维持着，两人都在心里默默记挂着对方。
谁也没有想到，这段两厢情愿的感情，会被一场战争切断，再也无法续接。
【二】1937年，上海沦陷：从《良友》封面到情报人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淞沪会战爆发。
这场战役历时三个月有余，国军以血肉之躯在上海的土地上顽强抵抗，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最终因兵力差距无法弥补，节节败退。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全市沦陷，日军进入市区，南京路上换了旗帜，静安寺一带出现了持枪的日本宪兵，整座城市的气氛，从那一天起彻底变了样。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沦陷初期维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孤岛"状态，暂时没有被日军直接接管，英美法等国的租界当局仍在维持着各自的管辖秩序。
大量的抗日活动、地下情报工作，以及各种政治博弈，都在这个夹缝地带悄然进行。
郑家因为母亲郑华君是日本人，选择了留在上海，没有随许多人一起迁往内地或重庆。
这个选择，有现实层面的考量，也埋下了郑苹如此后走上情报工作那条路的伏线。
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中统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上海的工作人员，开始物色可以在日伪上层社交圈中活动的情报人员。
这类工作的要求格外苛刻：要懂日语且口音地道，要有足够过硬的社交背景，能出入日伪官员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场合而不引起怀疑，同时要具备相当的心理稳定性，能在持续的高压状态下保持正常。
这几个条件叠在一起，能完全满足的人极为有限。
陈果夫通过中间渠道，将郑苹如的情况介绍给了当时负责中统上海市党部调查统计室相关工作的陈宝骅。
这位陈宝骅，是陈果夫家族的亲属，对情报工作的意义了解深透。
陈果夫看中郑苹如，是因为她的条件几乎无可替代：日语流利，有日本文化背景，本人外形出众，父亲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与日本人接触不会天然引起警觉——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是天然的情报工作条件。
1938年1月，陈宝骅与郑苹如在上海法租界某处见了一面，说明了情况，正式向她发出邀请。
郑苹如没有犹豫，当场应承下来。
从那时起，她有了另一个身份——中统在上海的情报人员。
表面上，她仍是那个出入各类场合的上海名媛，穿旗袍，赴宴席，与日伪官员和日本人谈笑风生，彷佛对战局毫无兴趣，只在乎今季时装和哪家餐厅最好。
台面下，她在一次次觥筹交错之间，悄悄记下从日伪圈子里探得的消息，通过既定的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这种双重生活，是一种高度消耗神经的存在。
每一次坐下，每一句开口，都是表演，且不允许任何差错——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不行，知道的太多不行，表现得一无所知也不行，每一个细节，都需要随时调整，随机应变，在各方的注目下维持一张无懈可击的脸。
在数年的情报工作中，郑苹如确实获取过若干有价值的情报。
其间，中统还曾制定过一个涉及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子近卫文隆的行动计划，郑苹如因与近卫文隆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渠道，参与了前期联络工作，但上级最终评估行动效果与风险不成比例，将计划搁置，没有推进。
到了1939年，中统在上海的工作重心变得更为迫切，也更为具体。
这一年，汪伪政府与日本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的汪伪特工总部，已经成为上海抗日力量最直接的威胁。
由丁默邨与李士群共同主持的这个机构，在沪上制造了大量针对抗日人员的逮捕与杀害事件，是抗战期间上海城内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之一。
如何从内部打击这个体系，去掉几个关键人物，中统上海区将目标锁定在了丁默邨身上。
丁默邨，字君枚，是76号特工总部的核心人物之一，背景复杂，处事狡猾，对个人安全问题极为敏感。
他与76号另一核心人物李士群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内部矛盾由来已久，这成为后来各种行动复杂化的重要背景之一。
因为76号戒备极严，正面入手几乎没有可能。
要暗杀丁默邨，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接近他的人，从内部创造机会。
郑苹如与丁默邨，恰好有过一层旧日关联——丁默邨曾担任郑苹如就读的明光中学的董事，两人在学校场合里见过面，有着名义上的"师生之谊"。
这层关系，成了中统方面切入的突破口。
指令下达，由郑苹如重新接近丁默邨，择机行事。
【三】皮货店门前的枪声：1939年12月21日傍晚的静安寺路
接到任务之后，郑苹如以"叙旧"为名，重新与丁默邨建立起联系，开始在各类场合频繁露面，逐步进入他的社交视野。
丁默邨此人，在汉奸圈子里算是"有点文化"的一类，好诗词，好字画，也有着这类出身的男人常见的虚荣与好色。
郑苹如的拿捏极准，与他的往来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分寸，逐步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与好感，两人开始经常出现在同样的饭局和宴会上。
这期间，中统曾安排过一次行动。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1939年11月初，选址是郑苹如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私宅。
她以"家庭茶会"为名，邀请丁默邨前来赴约，中统特工已在附近一栋高楼的顶层架好了狙击点，只等目标进入射程。
那一天，丁默邨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近，特工们屏息以待——然而就在车即将转入那条街的时候，丁默邨突然命司机掉头，换了一条路，绕开了整片区域，扬长而去。
第一次行动，无功而返。
随后，中统上海区人员张瑞京重新制定了第二套方案，选定新的行动地点：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交叉口附近的西伯利亚皮货店。
西伯利亚皮货店在当时的上海名流圈里颇有名气，皮具款式时髦、价格高昂，是有头有脸的太太小姐们常来消遣的地方，每逢节前人来人往，是一个能让陌生人混入而不显突兀的地方。
方案是：由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名，将丁默邨引至皮货店附近，由预先埋伏在店内的特工伺机行事。
然而，计划在执行前就出现了裂缝。
张瑞京被76号方面的人察觉，随即被拘押。
与此同时，76号内部正值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的权力角力，李士群方面有意借此机会打击丁默邨，在得知这一刺杀计划后，暗中将计划放行，让中统的行动照常进行，同时为自己留了后路。
计划在这种复杂的内部背景下，照常推进了。
1939年12月21日，傍晚六时左右。
那一天，丁默邨受邀前往沪西，去码头大王潘三省家中吃饭，郑苹如受邀作陪。
饭后，几人打起了麻将，一直打到下午六点，丁默邨起身告辞，说晚上要去虹口参加一场宴请——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当晚在虹口酒家设席，邀请76号相关人员出席。
郑苹如表示自己要去南京路，与丁默邨顺路，两人共乘同一辆车出发。
车在黄昏的上海市区里穿行，灯火零星，街上还有行人。
行至静安寺路附近，郑苹如向丁默邨说话，说圣诞节快到了，让他陪自己进皮货店挑一件皮大衣当节日礼物。
丁默邨估量了一下路程，觉得不过顺道停一下，绕不了多少时间，便答应了。
车停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对面的安登公寓前，郑苹如先从右侧车门跳下去，向店门走去。
丁默邨随即从另一侧下车跟上，司机按照惯例没有熄火，保持着随时可以启动的状态。
就在走近皮货店门口的那一刻，丁默邨的目光快速扫过周围。
他看到了两个男子。这两人的站位不远不近，看起来像是闲着等人的顾客，但双手始终插在大衣口袋里，眼神的方向不对，注意力并不在橱窗里的货品上。
多年特工训练磨出来的直觉，让丁默邨在那一秒判断出了异常。
他没有声张，一手搂住郑苹如的肩膀，侧过身，低声对司机方向使了个眼色，示意随时备车。
司机领会暗号，立刻将车驶向路边，引擎轰鸣着等候。
丁默邨架着郑苹如以最快的速度转向车门，几步跨进车里，司机随即踩下油门，轿车疾驶而去。
埋伏在皮货店附近的特工来不及有效行动，仓促开了几枪，据史料记载，子弹打在了车身上，车已远去，丁默邨全身而退。
傍晚的枪声，在静安寺路的灯火里散开，随即被夜色淹没。
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前，行动失败了。
郑苹如的身份，从这一刻起，已经彻底暴露在了76号的视野里。
事发后，郑苹如本有机会脱身——当晚离开上海，去香港，去重庆，或者去任何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她没有走。
五天后，1939年12月26日，郑苹如在沪西宪兵分队人员渡边的陪同下，走进了76号大门，说是要去见丁默邨，把情况解释清楚。
她踏进门的那一瞬间，立刻被拘押。
从她身上，搜出了一把勃朗宁手枪。
郑苹如被押入76号之后，关押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负责看管她的是林之江，参与审讯的有佘爱珍、沈耕梅等人。
审讯持续了数周，无论对方如何施压，郑苹如始终咬定同一套说辞：刺杀丁默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起因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纷，丁默邨另有新欢，她受不了才花钱雇人出气，与任何组织毫无关系。
这套说辞，把一起有计划的刺杀行动硬是包装成了一桩情杀闹剧，不仅让审讯陷入僵局，还让此事在汪伪集团内部成了丁默邨难以启齿的一段丑闻。
整个审讯过程中，76号从她身上什么也没有拿到。
1940年1月16日，郑苹如在关押地用一张精美的宣纸信笺给家里写了封信，几句问候，落款是"苹如"，看不出任何异常，她以为自己还有出去的一天，所以没有任何告别的口吻。
这封信，成了她留给家人最后的文字。
1940年2月，春节前，76号特工总部方面下令将郑苹如秘密处决，指定林之江为执行人。
押送当夜，郑苹如被告知是要解赴南京，即将获释。
等到车停在沪西中山路附近的荒郊、车门打开要她下车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四周，已经明白了。
她走下车，脚踩在荒郊的枯草上，把目光投向站在面前的林之江——而林之江这个在"76号"见惯了无数次生死的特务，听完郑苹如随后说出的那几个字之后，手中的枪，第一次颤抖了，久久没能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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