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明史》《明太祖实录》《大明律》《元史》《国初事迹》《草木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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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大都的城门从内侧打开了。
这一天，是徐达所部正式进驻大都的日子。
城头上的旗帜已经换了颜色，但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完好如初。
城墙的砖石纹丝未动，宫殿的屋脊依然金碧辉煌，主街两侧的铺面大多门扉紧闭，门板完好，没有被砸坏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打斗留下的印记。
前锋的士兵沿着主街往内城走，脚步声踏在青石板上，在宽阔的街道上一圈圈回荡。
平日里这条路上来往的是商贩、官员和货车，此时空旷得像是清晨未开市的样子。
偶尔有走散的禽鸟从屋脊掠过，在安静的路面上投下短促的影子。
内城的宫殿建筑群，保存得更为完好。
砖墙上没有刀剑的刻痕，廊檐下的彩绘没有被烟火熏黑，各殿里的陈设原封未动。
折叠整齐的锦缎摆在架子上，茶盏搁在几案旁，账册按次序叠放在书架格子里，砚台旁还有一方笔，砚池里的墨迹还未完全干透。
一切都像是主人刚刚起身离去，随时就要折回来。
但主人不会折回来了。
七天前，洪武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带着皇后奇氏、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一批近侍，趁着夜色从大都北面的健德门出城北走，直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
《元史》对这次出走的记载极为简短，只用了"出奔"两个字，没有任何渲染。
走的人，走了。走不了的，留了下来。
留在城中的蒙古女子，分布在城内各个坊间。
有的站在自家院落的门口，有的坐在廊檐下，有的抱着年幼的孩子，有的搀扶着年迈的长辈，任由换了颜色的甲胄和旗帜从面前经过。
她们不是溃兵，不是流民，只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来不及走或者无处可去的普通人。
徐达入城之后，下令军队严守纪律，不得骚扰百姓，不得损毁建筑，宫中财物和各类典册一律封存，等候南京的进一步指示。
城市秩序，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下，保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
然而，那些留在城内的蒙古女子该如何处置，没有任何现成的律令可以遵循，也不在徐达事先接到的指示范围之内。
消息飞马传回南京。
朱元璋放下了手中的折子，沉默了很久，然后给了徐达一个回复。
【一】元朝九十七年间的格局
大都城内留下的蒙古人，生活在一个已经运作了九十七年的历史结构之中。
这个结构的起点，是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元时的一项制度安排。
忽必烈改中都旧址为大都，以此为中心建立大元，开始了蒙古人对中原的系统性管理。
为了统治一个人口远超蒙古本族、文化积淀深厚的农耕文明，元朝建立了一套以民族出身为划分依据的人口等级制度，后世通称"四等人制"。
这套制度将治下所有人口分为四个层级：蒙古人处于顶层，在政治任命、法律待遇和军事资源的分配上享有最高优先级；
色目人排在第二层，这一范畴涵盖了来自中亚、西亚和西域的多个族群，包括回回、钦察、唐兀等，因为在蒙古西征期间较早归附，在政治和贸易层面被赋予了相对宽泛的空间；
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及已高度汉化的女真、契丹人，统称"汉人"，排在第三层；最底层是"南人"，即原南宋辖境内的南方汉族，权利最为受限。
这套划分，不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仕途上，元朝中枢机构的核心职位，几乎全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把持。
科举制度在元代数度停废，至正十一年（1351年）最终再度停止，此后再未重开。
即便在科举重开的年份，分配给汉人和南人的录取名额，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严重不相称。
在法律上，《元史》中关于刑法的部分，有不同等级人之间产生纠纷时处置差异的相关记载，汉人在同等情形下所受的法律保护，远不及蒙古人。
在土地和经济层面，蒙古贵族和大型寺院大量圈占耕地，使大批汉族农民失去了田产，沦为佃户，甚至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元代中后期黄河中下游洪涝频繁，朝廷多次征发大规模劳役用于治河，这一负担主要压在底层汉人和南人的肩上，各地积怨日深。
这些矛盾，随着至正年间元廷统治秩序的全面松动，以遍地起义的形式爆发出来，各路红巾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元廷的实际控制范围迅速收缩。
在这场席卷天下的动荡中，最终走到最后的，是一个出身濠州的贫苦农民之子。
【二】从濠州的要饭孩子，到南京的皇帝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至顺元年（1328年）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户佃农家庭。
父亲朱世珍替地主耕种了一辈子，家里兄弟姐妹一大群，粮食从来不够吃。
"重八"这个按出生时日排行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家庭与读书识字之间的距离。
至正四年（1344年），一场天灾彻底击垮了这个家。
当年淮北旱灾、蝗灾、瘟疫接连而至，短短数月，朱元璋的父亲、大哥朱重五和大哥的孩子相继病亡，家里三个人，接连走了。
没有棺材，没有钱，也没有一寸可以落土的地。
他们种的是别人的田，四周也都是别人的地产，兄弟俩找不到一块可以动土的地方。
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下去，给了他们一小块荒地，亲人才得以草草入土。
这段经历，朱元璋后来在御制祭文里反复提及，字字沉重。
此后，朱元璋进了皇觉寺出家，不久寺中断炊，被打发出门化缘讨饭，带着一只破碗走遍了淮西各地，流浪了三年有余。
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投奔了驻守濠州的郭子兴部红巾军，从此踏上了另一条路。
在军中，他先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逐渐获得信任，开始独立领兵。
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接管了这支队伍，以和州为根基，向南进取，渡过长江，攻下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以此为根基，蓄积力量。
此后十余年，他先在鄱阳湖大战中击败拥有数十万大军的陈友谅，以少胜多，奠定南方大局；再灭割据苏浙的张士诚，将整个南方整合在手中。
两路劲敌相继覆灭，他将全部兵力转向北方，目标直指已经风雨飘摇的元廷。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称帝当年，他以徐达为主帅、常遇春为副帅，发兵北伐。
【三】大都怎么易的帜
洪武元年的北伐，推进之快，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明军从南京出发，渡淮河，过黄河，连克山东、河南诸地。
沿途的元朝守军，有的在明军到来之前便弃城撤逃，有的在接战之后不久便率部归降，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成建制的持续抵抗。
这种溃败，根源不在兵力的绝对悬殊，而在于元廷内部长年累积的人心离散，在外部压力到来时的集中坍塌。
大都的处境，与整个帝国的颓势如出一辙。
城内守军数量有限，粮草储备也不足以支撑长期防御。
朝堂上围绕是否出城迎战，争执了相当一段时间，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方案，大量宝贵的时间在内部拉锯中白白消耗掉了。
明军一步步逼近，大都的防线越来越难以支撑。
洪武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携皇后奇氏、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一批近侍，从大都北面的健德门出城，一路北行，奔赴上都。
《元史》记载此事，用的是简短的"出奔"二字。
随行的队伍走得匆忙，带走了能带走的人，却带不走这座运转了九十七年的城市，也带不走城里那些无处可去的人。
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徐达率部正式进驻大都，城头易帜，大都旋即改名北平，纳入大明版图。
徐达入城之后严申军纪，明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损毁建筑，宫中财物一律封存造册，等候南京方向的指示。
城市秩序，在明军的严格管控下，得以维持在基本稳定的状态。
但眼前还有一道悬而未决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
【四】城里留下来的那些人
大都换了主人，但城里的人并没有都走。
留下来的蒙古人，数量相当可观。
元顺帝出走时，带走了皇室和一批高级贵族，却带不走这座城市里数以万计的普通蒙古人。
她们分布在城内各个坊间，构成了一个身份层次宽泛、处境各异的庞大群体。
层次最高的，是来不及随御驾出走的宗室旁支和贵族家眷。
这些人在元朝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圈层，平日衣食富足，奴仆成群，却在短短数日内失去了一切依托。
她们的男性家眷，或随驾北走，或在战乱中失去联系，留下她们独自面对这座已经换了主人的城市。
中间层是数量更为庞大的宫廷女官与侍从，以及中下层蒙古官员和商人的妻室。
她们大多在大都生活了几十年，有的就出生在这里，孩子在附近坊间玩耍，亲眷就住在隔壁街坊。
离开这座城市，她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漠北草原对她们来说，只是一个地名，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家。
最底层是数量同样可观的普通蒙古平民妇女，从事纺织、售卖等各类日常营生，是这座城市日常运转的组成部分。
她们之中，不少已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在中原出生的蒙古裔，说汉话比说蒙古话更为顺溜，对遥远的漠北，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印象。
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复杂的处境，徐达军中的将领们先后提出了几种处置方案：有人主张将留城蒙古人一律贬入奴籍，充赏有功将士；
有人认为应仿照历代处置降族的先例，将她们迁置于偏远地区强制垦荒；
有人力主将所有蒙古人驱逐出长城，遣送漠北，以绝内部隐患；也有声音更为激进，主张对其中身份敏感者直接处决。
这几种方案，各有其内在逻辑，先后呈报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案头。
朱元璋看完，没有立刻表态，也没有采纳其中任何一种。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北平城的旗帜换了，城内的日子却没有停下来。
那些留在城中的蒙古女子，依旧在各自的院落里生活着。
街市还是早早开张，织机还是嗡嗡作响，孩子还是在坊间的石板路上跑来跑去。
巡逻的士兵换了面孔，门楼上的旗帜换了颜色，其余的，一如既往。
朱元璋的最终裁决，没有在这一年到来。
第二年，没有。第三年，还是没有。
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距离大都易帜整整四年之后，那道命令才终于从南京发出，被写入《大明律》，刊印成文，向天下颁行。
颁令之日，没有刀兵，没有喧嚣，城内的蒙古女子们依旧过着平静的日子，一切都安静得像是例行颁发的寻常政令。
而就在那道命令写入国家律典、向天下颁行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往后百年之间，这道律令将以一种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方式，让漠北草原上那些久经沙场的蒙古人，陷入一种此生都无法参透的困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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