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黄植诚"词条、凤凰网《揭秘台湾空军飞行员黄植诚驾机起义事件》、观察者网2013年10月相关报道、腾讯新闻《80年代：两起惊动世界的国民党飞行员起义事件》、搜狐网及网易号相关历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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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8日，台湾桃园机场。
天刚亮不久，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机场跑道在早晨的斜阳里泛着一层浅白的光。
停机坪上，地勤人员像往常一样走来走去，各自忙着手头的活，没有人注意到什么异常。
台湾海峡那天天气晴好，能见度很高，隔着海面，对岸的天空一片澄蓝，像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普通夏日。
上午8时18分，编号5361的F-5F双座喷气式战斗教练机从停机坪滑向跑道。
这架飞机是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生产的，台湾向美方购得，价值约650万美元，机身上涂着醒目的"中正"两个字，是当时台湾空军拿得出手的最先进机型之一。
飞机装有一门20毫米机关炮，翼下可挂两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机载雷达和火控系统在当年那个年代都算得上顶尖配置。
前舱坐着台湾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那年他二十九岁，1973年从台湾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以优秀生身份毕业，飞过五种机型，飞行时间已经累积超过两千一百小时，二十六岁那年就被提拔为少校，是台湾空军里公认的年轻骨干。
后舱坐着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那天的任务是接受黄植诚对他进行仪表飞行考核，对许秋麟来说，这不过是职业生涯里数以百计的训练任务里的普通一次。
起飞，按科目完成，落地，交报告，完事。
黄植诚在舱盖关上之前，向停机坪上的地勤人员比了一个V字手势。
这个手势他做过很多次，地勤早就习惯了，没有人多想一秒。只有黄植诚自己知道，今天这个V，含义和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
8时18分，飞机离地，机头仰起，拖着两股白色气流钻进了晨雾。
台湾海峡，那一天风平浪静，海面上泛着碎银一样的浮光。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普通的8月清晨，一场足以震动整个台湾军界的事情正在那片蓝色的上空悄悄展开，一架飞机起飞时坐着两个人，落地时只会剩下一个，而另一个，将从东引岛的上空跌落，在冰凉的海水里漂浮片刻，然后被接上岸，踏上一段谁都没料到的、漫长而暧昧的余生……
【一】 世家子弟，暗舱里藏着一个多年的决定
要说清楚许秋麟后来的处境，得先把那天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说完整，也得先把黄植诚这个人说清楚。
黄植诚，1952年1月出生在台湾，壮族，祖籍广西横县，父亲生前是国民党空军，毕业于柳州航校，母亲是四川成都人，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二哥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
这家人从上到下几乎全跟飞机有关系，黄植诚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对飞行的熟悉程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1973年，他从台湾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以优秀生身份毕业，随后历任飞行员、分队长，1979年升任第五联队督察室飞行考核官——这个岗位的意思是，别的飞行员要过他这一关，才能拿到飞行资格认定。
二十六岁那年被提拔少校，在当时的台湾空军体系里是出了名的年轻有为，上头的眼里，他的职业路线清晰得像一条笔直的跑道：继续积累，继续往上走，大概率会成为台湾空军中高层指挥系统里的重要一员。
然而黄植诚心里藏了一件多年的事，一件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事。
父亲那一代人从大陆撤到台湾，把根留在了广西横县，把思念藏在了每一次对着海峡发呆的沉默里。
母亲临终前对他说的那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有忘。
父亲和母亲的故乡都在大陆，他从小听着关于那片土地的故事长大，那些故事里有老屋的样子、有某条河的名字、有某个亲戚的容貌。台湾是他出生的地方，但那片土地不是父亲一遍遍提起的老家。
1980年，桃园机场的训练场上，一张随风飘来的大陆气球传单落在了黄植诚脚边。
他随手捡起来，一眼扫过，上面写的是大陆成功向太平洋水域发射运载火箭的消息。
就这么一瞥，他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松动了——那不就是洲际导弹嘛，大陆竟然已经突破了封锁，研制出了这样的东西。这张随风而来的传单，在他心里种下了最后一粒种子。
1981年8月7日，黄植诚在桃园机场查了明天的飞行计划表。
任务安排得明明白白：他负责考核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的仪表飞行技术。
这组任务搭配，和之前的每一次没什么两样，只是这一次，黄植诚知道，时机到了。
第二天一早，黄植诚比任何人都提前到达了机场。
他走到编号5361的飞机旁，仔细检查了油量，确认满载，又把机上设备逐一核对了一遍，一切正常。
他走进座舱，动作慢慢的，脸上挂着平时那副不苟言笑的表情，让站在旁边的地勤人员看不出任何异样。
许秋麟随后到达，爬进后舱，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
他脑子里装着今天的考核科目，心思都在如何圆满完成任务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前舱那个人正在经历什么。
8时18分，舱盖关上。黄植诚向地勤人员伸出那个V字手势，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推油门，滑向跑道。
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黄植诚对着后舱喊话，告诉许秋麟接下来要训练仪表飞行技术，让他把暗舱罩盖上。
所谓暗舱训练，是用黑色的舱罩把前方视野完全遮蔽，让飞行员只能依靠座舱内的各种仪表来判断飞行状态，俗称"盲目飞行"，是考核飞行员的标准科目之一，许秋麟做过不知多少遍，没有疑虑，老老实实盖上了舱罩，在一片黑暗里等着考核继续。
舱盖落下的那一刻，黄植诚迅速切断了无线电联络，把机头悄悄向西转去，油门推到底，开始降低飞行高度，贴着低空向福建方向急速飞去。
凭借着两千一百小时积累下来的操控经验，他即使在仪表飞行状态下，也能以极快的速度保持航线不偏移。
整个飞机在海面上空飞得飞快，从台湾雷达的监控画面上，这架飞机悄悄消失了踪迹。
许秋麟在后舱里什么都看不见，但职业的直觉开始告诉他有些不对。
飞行时间明显比正常科目长，仪表上显示的飞行方向和速度数字也说不上来哪里别扭，那种不安感越来越强。
他撑了一段时间，终于再也憋不住，不管命令，一把掀开了暗舱盖。
一股海风刺骨地扑进来，他睁开眼，看清了窗外的世界——台湾海峡中线早已在身后，福建的海岸线正清晰地浮现在前方。
【二】 东引岛：从天而降，落进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麻烦
许秋麟坚决反对，强烈要求立刻返航。他的父母、妻儿都在台湾，他不能就这样被人带走，更不愿意让家人无端遭受牵连。他把能说的话都说了，声音因为慌乱和愤怒而微微颤抖。
黄植诚没有强迫他。
但问题在于，这个时候飞机已经飞到了福州机场附近的空域，油量在折返途中的来回飞行中已经大量消耗，所剩不多。
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黄植诚做了一个让自己冒了极大风险的决定：掉头，飞回台湾侧，把飞机开到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让许秋麟在那里跳伞。
东引岛，位于台湾海峡外侧，是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沿海布防的前沿据点，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地势险峻，植被茂密，海边礁石丛生，岛上常年驻扎着台湾军队，布有防空武器，是一个高度戒备的军事要地。
黄植诚驾机突然飞临这个岛的上空，这个举动一来会让飞机彻底暴露在雷达里，二来岛上驻军没有收到任何飞机飞临的通知，在不明情况下不排除直接对战机开火的可能。
对黄植诚来说，这个折返本身就是一场赌命——飞机从台湾雷达画面上消失了超过四十分钟，台湾方面随时可能派出战机来找，而他当时的油量已经接近临界，每多飞一分钟都是在消耗本就不多的余量。
他还是去了。
在东引岛上空，许秋麟弹射跳伞，伞花在高空打开。
黄植诚把飞机绕着那片空域转了一圈，确认许秋麟安全落地，才再次调转机头，飞向福建方向。
之后的事情，相关文献里有过记录：飞机飞抵福建福州义序机场上空时，机场工作人员没有接到任何战机将会降落的通知，一开始还以为这是敌机前来执行轰炸任务，立即上报福建军区，同时在地面布置了高射炮群。
军区调集了在附近执行任务的战机赶赴现场，将这架陌生的战机逼停降落。
黄植诚按照事先了解到的信号方式，驾驶飞机左右摇摆，放下起落架，这是事先约定的投诚信号。
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28分，编号5361的F-5F战斗教练机在福州义序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从前舱走出来，踩上大陆的土地。
机场工作人员第一眼就看到了飞机后舱盖上那道豁口——许秋麟打开暗舱之后，盖子在折返途中缺失了，留下一个清晰可见的敞口。
这个豁口，成了那次事件最直观的物证，也成了之后许多年里被反复提起的细节。
与此同时，在台湾东引岛上，许秋麟跳伞落海，被国民党驻岛部队的蛙人部队发现，随即被接应上岸。他落地了，活着，回到了台湾这一侧的控制区。
然而对许秋麟来说，这个着陆不是结束，是另一场漫长麻烦的开始。
他上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上级报告了整件事的始末。
他的陈述里有一个关键定性：黄植诚胁迫了他。
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定性并非全无道理——他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盖着暗舱带过了海峡中线的，等他打开舱盖，飞机已经在福州机场空域附近，那种措手不及的恐惧和愤怒是真实的。
说自己被胁迫，是许秋麟当时所能给出的、对自己处境最有利的叙述方式。
这份陈述，从那天起就这样写进了档案，再也改不了。
【三】 台湾军界的地动山摇，以及被卷进去的所有人
许秋麟从东引岛被接回台湾的时候，台湾军界上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黄植诚驾机离去的消息传回桃园机场，整个台湾的军事系统都震动了。
蒋经国得知消息之后，据记载是当场砸碎了手里的茶杯，以失职罪的名义要处理一大批相关人员。
黄植诚起义事件使多名将领相继下台，事件发生约三个月后，时任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在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引咎辞职。
想想这件事的规模——一架飞机离开，能闹到"国防部长"都不得不走人的地步，足见这件事对台湾整个军事体系上下的冲击有多大。
这不只是一架先进战机的损失，这件事戳穿的，是台湾空军在飞行员思想管理、日常监控和安全防范上的一系列漏洞。
上头的人要问责，下头的人要受查，每一个和黄植诚有过任何接触的人，都要进入调查程序。
黄植诚原来所在部队的长官们，全被调离岗位，要接受审问。
第五联队督察室里跟他共事过的人，逐一被过问。桃园机场的飞行员群体，接受了大范围的思想审查。
台湾当局之前就意识到飞行员可能叛逃的风险，针对性演练过反劫机训练，然而这些防范措施在黄植诚面前全失了效——考核官本人就是那个叛逃的人，谁来考核考核官？
这个问题，台湾空军体系一时间没有答案，只能把疑虑的口子开得越来越大，把调查的范围扯得越来越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秋麟走进了调查程序。
他不是一般的调查对象，他是那次飞行里唯一的亲历者，是距离整件事物理上最近的人。
他知道黄植诚在那架飞机上做了什么，知道飞机的飞行轨迹，知道事情是一步步怎么发展到他从东引岛上跳下来的。这些，在调查过程中都是绕不开的内容。
反复的问话、细节的核实、和其他目击者陈述的比对、和机场地勤记录的校验、和雷达数据的逐帧核查——在那个高度紧张的整肃氛围里，这套程序走下来需要的时间，外界没有详细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绝对不是走个过场那么简单。
许秋麟配合调查，坚持陈述自己是被胁迫的，坚持自己坚决要求返航、最终跳伞返台的事实。
这条叙事线，在事实层面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他确实是跳伞回来的，确实是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的，确实没有随黄植诚飞走。
调查结论最终有了。台湾当局给了许秋麟一个处理结果，一个让很多关注此事的人都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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