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我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出成田机场的时候，东京正下着小雨。那年我二十六岁，脑子里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美好想象。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来日本的原因特别简单。那时候国内到处都在传，日本工资高、环境好、社会文明、秩序井然。我在老家一个月挣四千块人民币，听说日本刷盘子一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人民币，脑子一热就办了留学签证。我妈把家里存的六万块钱全给了我，我爸在火车站送我的时候说了句："出去了就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

我当时心想，等我在日本站稳脚跟，一定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刚到东京的头三个月，我住在一间四平米的房间里。不是夸张，是真的四平米。一张单人床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地方刚好放一张折叠桌。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每天早上要排队。房租每月五万五千日元。

语言学校的课程是上午，下午和晚上我就去打工。第一份工是在居酒屋洗碗，时给八百五十日元，约合人民币36快。那时候东京的最低时给好像是七百多，老板觉得给我八百五十已经很够意思了。每天站五六个小时，手泡在水里，冬天的时候指关节全是裂口。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收工已经十一点多了，我骑自行车回住处，路过一家便利店，看见里面灯火通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收银台后面站着。我当时想，日本不是很富裕吗，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在打工？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日本太正常了。很多老人不是因为闲不住才工作，是真的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2007年我进了一家中等规模的IT公司。说是IT公司，其实就是做外包的。工资起薪二十一万日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大概九千块，扣完税和社会保险，到手大概十七万，约合人民币七千二百块。房租七万，水电煤气一万五，手机费八千，交通费一万，吃饭四万，剩下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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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亲戚朋友听说我在日本工作，都觉得我肯定挣了大钱。每次过年打电话回去，总有人问："在日本一个月挣多少啊？换成人民币得有一两万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是，换成人民币是不少，但在东京，这点钱真的只够活着。

日本职场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矩，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加班是默认的，不加班反而会被认为工作态度有问题。我的直属上司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每天板着脸，从来不会直接夸你，但你做错一点小事，他能用那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让你难受一整天。

"林桑，这个报告的格式不对啊。之前不是教过你了吗？还是说，你们那边的习惯不一样？"

"你们那边"——这四个字我在日本听了无数次。有时候是无心的，有时候是故意的，但每一次都像一根小刺扎在心里。

工作第三年，我终于攒了一点钱，想着把爸妈接来日本玩一趟。结果出发前一周，我妈打电话来说不来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爸身体不太好，医生说不适合坐飞机。"后来我才知道，我爸那时候已经查出了肺上的问题，他们瞒着我，怕我担心。

那年年底我请了假回国，在医院陪了我爸一个星期。他瘦了很多，但还是笑着跟我说："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别惦记我。"我在医院走廊里哭了很久。我突然觉得，我在日本拼死拼活这些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到东京以后，我开始认真想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在这里待多久？

那时候国内的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日本的报道几乎都是正面的。什么日本街道干净得可以躺着睡觉，日本人素质高从来不闯红灯，日本的服务态度好到让你感动流泪。我不否认这些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它们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切面，而且是最光鲜的那个切面。

没有人告诉你，日本的干净是靠无数个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维持的。没有人告诉你，日本人的"高素质"背后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目光里，不敢越雷池一步。

没有人告诉你，日本服务业的"态度好"是用从业者的尊严换来的，那些对你鞠躬微笑的店员，回到后厨可能正在被店长骂得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