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的傍晚，父亲站在客厅中间，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却又带着一种决绝的神情。
"我要和你妈离婚。"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看我，而是盯着茶几上那盆已经枯了半边的绿萝。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还端着半杯水，动作僵在那里，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我那年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做文案策划，每个月工资四千块，租着城中村的单间，周末才回家。那天恰好是周六，我回来得早，撞上了这场我从未预料过的变故。
"为什么？"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
父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说："我外面有人了，她怀孕了。"
那一刻客厅里安静得可怕。窗外有小孩在楼下追跑打闹，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显得格外刺耳。
母亲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手没有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懂——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果然如此"的疲惫。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段时间频繁加班、手机从不离身、衬衫上偶尔带着陌生的香水味，这些细节母亲早就察觉了，只是一直在等一个答案。
"是你秘书？姓周的那个？"母亲问。
父亲点了点头。
我站在餐厅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脑子里嗡嗡作响。我想冲上去揍他一顿，想摔东西，想大吼大叫，但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我叫了二十二年父亲的男人，觉得他突然变得很陌生。
父亲提出的条件让所有人都意外——他说房子留给我和母亲，存款全部归母亲，他只带走自己的衣物和那辆开了五年的车。净身出户。
亲戚们都说他疯了。大伯专门从老家赶过来，在我家客厅里拍着桌子骂他不是东西，说他对不起我妈二十多年的付出。父亲就坐在那里挨骂，一声不吭，像是觉得这些骂他都受得起，受完了就能心安理得地走。
母亲始终没有哭闹。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你想好了，那就离吧。"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从父亲开口到拿到离婚证，前后不到两个月。那段时间我几乎没和父亲说过话，他试图找我谈过一次，被我关在房门外面。他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最后说了句"对不起"，就走了。
搬走那天是个阴天，他拎着两个行李箱下楼，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把箱子塞进后备箱。他抬头看了一眼阳台，我往后退了一步，躲进了窗帘后面。车子发动，开走了，拐过小区门口那棵大榕树就看不见了。
母亲那天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吃饭的时候她笑着说："以后就咱俩了，妈给你做好吃的。"我埋头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咸得发苦。
日子还是要过的。母亲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保育员，工资不高但稳定，加上父亲留下的那些存款，生活不算拮据。我把工资的一半打给她，她每次都说不用，但我知道她会悄悄存起来。
我开始拼命工作。不是因为什么励志的理由，就是单纯地想让自己忙起来，忙到没时间去想那些事。一年后我跳了槽，工资翻了一倍。再后来又跳了一次，进了一家还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月薪过万了。
母亲的生活也慢慢有了新的节奏。她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交了几个聊得来的朋友，周末偶尔约着去公园走走。她瘦了一些，但气色反而比以前好了，大概是因为不用再为那些深夜不归的电话焦虑了。
我们都在努力把生活过好，像是要证明什么。
父亲的消息偶尔会从亲戚那里传来。他和那个周姓女人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后来据说是与合伙人闹了矛盾，自己出来单干，做什么赔什么。
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心疼，就是一种很淡的、事不关己的平静。他选了那条路，路上的风雨是他自己的事。
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那天是个周日下午，我在家陪母亲包饺子。她擀皮，我包，配合得很默契。电视里放着什么综艺节目，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门铃突然响了，我以为是快递，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父亲。
他老了很多。才三年，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周敏，我知道她的名字，虽然从没正式见过面。她比我想象中普通，中等身材，圆脸，素面朝天，看起来也很憔悴。她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两三岁的样子，缩在她腿后面，怯生生地往里看。
我愣在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远。"父亲叫我的名字，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你来干什么？"我的语气比我预想的要冷。
"我……"他张了张嘴，像是准备好的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了。旁边的周敏低着头，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
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谁啊？"
她走到门口，看见父亲的那一刻，手里的擀面杖差点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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