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大钊英勇就义的那一天，与他并肩牺牲的另外19位烈士究竟都是哪些人呢？
1927年4月初，张作霖在北平召开了一场名为“治共会议”的闭门商讨，会后一句话定下基调：“十日之内，务必清光潜伏分子。”自此，警车昼夜巡街，便衣在茶馆、书肆、校园四处埋伏，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一下子成了重点目标。谁也没料到，短短二十多天，北方革命网络会被连根拔起。
彼时的北方区委已运行四年，李大钊负责总体策划，秘书谭祖尧每日往返于西交民巷的小楼与各校区之间，分发文件、收集情报。学生党员多，口号响，印刷机昼夜轰鸣。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法政学堂，支部像灯火一样连成片。有意思的是，不少骨干同时挂着国民党北京党部的职衔，左联手段让“国共一家亲”在北方成为现实。郑培明就调侃过：“白天开国民党会，晚上开共产党会，帽子翻过来就是另一面。”众人一笑，忙得脚不沾地。
4月6日凌晨，巡捕房突然合围使馆。枪栓声撕破夜色，门一脚被踹开，李大钊从容合上手中文件，回头对身旁的学生说：“别怕，有人得站出来。”青年应声，“老师，跟您一起去！”外间脚步声逼近，两句低语就此定下生死契阔。当天，李大钊与十九位同志分批押往京师警察厅。刑讯持续十多日，铁索加身，却无人吐口。
这二十个人从来不是单一面孔。有旅法归来的谢承常，带回欧洲支部印出的《赤色青年》；有湖南学潮里冲锋在前的谢伯俞，才22岁已是北师大党支部书记；还有方伯务，学油画出身，平日在画板背后夹密件；最年长的莫同荣，1894年生，组织工会有一套，号召纱厂女工剪断长辫子，“剪完就跟我走！”唯一的女同志张挹兰，则负责女校联络，她被捕那天，拉着狱警的袖子轻声交代：“替我告诉母亲，布鞋别忘了缝里塞信。”
奉系的追捕瞄准两条线：一是区委机关，一是交通联络。杨景山负责共青团北方区的组织，经常用学生春游做掩护运送资料；路友于则驾着破旧卡车往返京津，车厢里木箱双层夹板藏着手枪。张作霖手下清楚，这些年轻人不是普通学生，他们织起的网络足以挑动北方铁路工潮。于是，军法处干脆上一道命令：主犯与从犯一律绞决，不留后患。
4月28日，大雾笼着草木，京师第一监狱铁门沉响。押解队伍分三批入场，木台下早备好棉被，吊索在风中摇。行刑前，邓文辉对看守笑道：“麻烦照料我那本《列宁选集》，别当废纸卖。”看守愣神，木梯已被踢落。傍晚时分，二十口棺木抬出香炉营，沿路百姓默然垂首，巷口老太太掀起门帘，嘟囔一句：“都是些娃娃呢。”
当天夜里，城里城外电线杆被悄悄贴满黑白传单，上写：“李大钊等二十同志已牺牲，北方火种不灭。”数周后，铁路工人忽然罢工，天津码头爆发海员工会集会，口号不再提“联合政府”，改喊“严惩凶手”。奉系虽以霹雳手段清场，却发现通信线路仍在潜伏：有人将情报藏进药材包，有人把小字报缝进被套，烧过的暗号纸卷随煤灰撒向渣滓洞。
回顾那场“十日清光”的急风暴雨，20条年轻生命的暂停，并未换来北方革命的休止符。骨干虽断，网却重生：新支部在胡同深处、在车间角落、在赴苏留学的船舱里重新联结。若说李大钊是北方火种的点灯人，那么与他并肩赴死的十九位同志，正是把光散向各行各业的火苗。短暂的熄灭之后，暗火伏流，终会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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