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帝时一人赞同一人反对，两人后来的命运反差令人感慨|刘备|刘禅|曹丕|曹魏|蜀汉|诸葛亮|谯周

有人说，看一个朝廷的路向，先看它重用什么人。蜀汉这盘棋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往往不是刘备、诸葛亮这些聚光灯下的人物，而是站在一旁进言的臣子。费诗和谯周，一个在关键时刻摇头，一个连声赞同，几十年后再看他们的结局，倒像是给蜀汉整段历史做了个冷冰冰的注脚。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不掌兵权，也不算一品重臣，却先后参与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刘备在成都称帝，一件是蜀汉在成都投降晋军。前后40多年，朝堂不变，皇城未移，人已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成都”二字始终如旧。就是在同一座城市，一个劝刘备不要急着登基，一个劝刘禅早点放下江山，这种前后对照，很难不让人多想几句。

在说刘备之前，得先看一眼曹丕。因为没有曹魏那边的“禅让”戏码，就很难理解蜀汉朝堂上到底在争什么。

一、魏蜀两种称帝方式：一个禅让，一个自立

东汉末年，天下乱成一锅粥时，朝廷实际上已经空壳化。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刚死不久，他的儿子曹丕已经是名义上的魏王，握着天子兵权、官员任免大权，可以说该握的都握住了。

那年冬天，大臣们一次次上表，让汉献帝“顺天应人”，把皇位让给曹丕。史书上写得很规整：汉献帝下诏，说自己德薄，不能承继祖宗之业，要“禅位”给曹丕。曹丕表面推辞几次，照例说“惶恐不安”，朝臣再劝，再三“恳请”，仪式走完，魏朝就这样取代了东汉。

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在今天河南焦作一带修宫室、赐田邑，从记载来看，他后来的日子并没有太惨，至少比很多亡国之君的下场要平和得多。整个权力交接过程，没有血雨腥风，反而披着一层“尧舜禅让”的古典外衣，形式上还算体面。

这场“和平接班”，给曹魏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一个名义上的合法性。天下群雄，再怎么心里不服，嘴上总得承认一句：皇帝是“禅让”来的。这种政治包装，在那个时代是有价值的。所谓“天命有归”，大家至少不好公开喊“篡位”。

也正因为如此，当蜀汉这边要不要“再立一个汉室”时，问题就变得棘手了。曹魏已经占着“受禅”的名义，自居“新天子”。刘备要在成都称帝，就意味着公开否认曹魏的合法性，另起炉灶，天下会怎么看？蜀汉内部又该怎么说服自己？

费诗和谯周，就分别站在了两种不同的回答上。

二、刘备在成都称帝：一人反对，一人力挺

221年5月15日，成都。刘备已经是汉中王多年，益州收拢在手，荆州虽然丢了，但蜀中算是一块相对稳固的根据地。曹丕称帝不到一年，东吴那边孙权也在观望。此时刘备要不要登基，不仅关系自己的一世名号，也关系蜀汉以后要怎么和魏吴三家周旋。

朝臣里支持的声音不少，理由也很熟：汉祚未绝，天命在蜀，民心所向，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有资格继承汉统。谯周就在这一派之中，而且态度非常明确。

据记载，谯周上言大意是：汉室虽然名义上把天下让给了曹丕，但那是迫于形势，并不是真正的“天命转移”。刘备兴兵讨贼，入蜀安民，自然是承接汉朝余绪，如今不称帝，反倒有愧宗庙。刘备听了很动心，不断让人再议。

与之相反的，是费诗。

费诗出身益州，早年做过绵竹县令，守城时能安民、也懂军事，后来被刘备看中，带在身边做督军从事。这个职务，说白了就是既管军中文案，也要跑前跑后，算是实打实干活的一类人。

称帝的议论一出，费诗被叫来问话。刘备问：“诸人皆言可称帝，卿以为何如？”这话既是征询，也是试探。

费诗没有顺着话说。他的考虑很现实：蜀汉版图有限，国力比不上北方大国，战局又未稳，这个节骨眼上登基，名义上固然好听，但难免被人说成“分裂天下”。他据理力陈，说蜀汉若以恢复汉室为名，称汉中王已经足够，再往上走，一旦形势不利，难免被人冠以“僭越”之名。

这种话，在一个准备登基的君主耳朵里，说轻了是“扫兴”，说重了就是“拂逆圣意”。刘备沉吟良久，没有当场发怒，却在之后的任命上，把费诗外放到了南中的牂柯郡做太守。

很多年后，蜀人回想这一段，都知道费诗因为反对称帝被“打了个边鼓”，政治分量大不如前。而谯周呢？随着“拥立功劳”被更多人记住，官阶一路升到光禄大夫，成了朝中“说理”的代表人物。

有意思的是，两人私下的脾气完全不同。一位史家曾粗略概括：费诗语多直截，不太会绕弯；谯周则是典型的书生式辩论，总喜欢从经义天命上找依据。

有传说记载，当年刘备正式决定称帝前的一次座谈上，费诗忍不住又说了一句：“今地不过二州，而称帝于西隅，恐非长久之计。”旁边有大臣压低声提醒：“言可到此为止。”费诗只冷冷回了一句：“为臣不言，乃是长久之祸。”这类对话，即便有后来润色的成分，也能看出他那种宁肯得罪，也要说完的话。

三、费诗的路：实干、进谏，与一次被忽视的提醒

被贬出成都后，费诗在南中任牂柯太守。那一带山川阻隔，民风杂糅，治起来并不轻松。从已有的记载看，他在地方治理上很用心，安抚夷汉，开渠修路，没闹出什么乱子。刘备晚年出兵东吴，夷道失利，国中多事，他仍然稳稳守着自己的那片边地。

蜀中局势再有转机，是诸葛亮摄政之后。丞相整顿内政、准备北伐，需要熟悉军政的老臣。大约在建兴初年，费诗被召回朝，迁为谏议大夫。这个官名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丞相希望他继续“多说话”。

225年秋，诸葛亮准备处理一个棘手人物——孟达。孟达原本是刘备的部将，后来因为种种恩怨投降曹魏，又在汉中、上庸一带盘踞多年。此时孟达暗中向蜀汉示好，希望“两头押宝”，诸葛亮有意利用他在关中牵制曹魏。

费诗被叫来一起商量。书上说，费诗当面劝阻：“孟达负帝王，叛主再三，不可信也。今若厚以恩礼，彼怀反覆，终致大祸。”诸葛亮衡量再三，仍决定给孟达机会。结果不久之后，孟达反迹败露，被司马懿围攻击斩，连累的还有一路拉扯出来的关系网。

这件事很少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但稍微琢磨一下，就能看出费诗与诸葛亮的不同倾向。诸葛亮看重的是战略机遇，希望利用孟达制造战场牵制；费诗看到的是人心的不可信，怕“押错宝”。从结果来看，费诗判断那一条是对的。

然而，历史的惯性并不会因为一次正确预判就转向。费诗虽有识见，却始终只在“谏”、“议”的位置上徘徊，没有真正掌握决策权。加之他早年反对刘备称帝的印象未散，政治前途很难再上一个台阶。等到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进入蒋琬、费祎时代，费诗已经逐渐退居二线，名义上仍在朝，实际影响力有限。

从头看下来，他一贯的特点不难总结：肯干事，敢说话，却不擅长在权力缝隙里为自己找安全的位置。这类人，在任何朝代都不算多，也往往不算“走运”。

四、谯周的路：从劝帝到反对北伐的“清议先生”

相比费诗走的“实务路线”，谯周走的是另一条路。

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自小以博学闻名于益州。刘备入蜀后，这样的读书人自然被吸纳入仕。先做典学，掌管国学、太学之类的教化事务，后来又做中散大夫，专门负责进言论议。

刘备称帝时，谯周积极上表劝进，赢来皇帝的信任。到了诸葛亮主政，他并不负责具体军政，却在“出谋划策”的层面，被视作一个重要声音。这个时期，谯周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守内为上，慎战为要。

诸葛亮筹备北伐时，朝中原本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主战，觉得必须北上讨魏，为刘备报仇雪恨；也有人主守，认为蜀地险固，养精蓄锐更稳妥。谯周就站在保守一方。他写了名篇《仇国论》，表面上是谈“仇敌”、“仇国”，实际是借题发挥，批评持续北伐会消耗国力，让蜀汉陷入长期的疲惫。

陈祗等主战派对此很反感。据说有一次朝中争论，陈祗忍不住拍案：“今大敌当前，尚言不战，可乎？”谯周慢慢回了一句：“战，亦有时；不战，亦有时。误其时者，亡。”言下之意，不是绝对反战，而是怀疑此时北伐之时机。

公允地看，谯周这种观点，并非完全站不住脚。蜀汉地少人寡，粮道艰难，北伐确实是极耗国力之举。但问题在于，他的思路更多停留在“讲理”层面，对已经确定的大战略缺乏执行上的配合。从诸葛亮的立场看，需要的是齐心合力推进，而不是反复从理论上质疑。

这类分歧，在当时未必显得太尖锐，却随着时间一点点发酵。北伐几次，劳师费财，实效有限，蜀汉朝堂上保守声音渐多，谯周也就愈发显得“有先见”。

到了刘禅时代，谯周官至光禄大夫，在朝中的地位，可以说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讲学的秀才”了，而是舆论上的“清议先生”。遇到大事，很多人会先问一句：“谯光禄以为如何？”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他对刘禅决策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在蜀汉灭亡前夕，展现得非常明显。

五、263年的成都：一场投降前后的对话

263年，魏国已经变为晋权司马氏的天下。司马昭决意一统中原，派钟会、邓艾等大将分道伐蜀。邓艾一路翻山越岭，由阴平出奇兵，兵锋直指成都。

此时蜀汉的军力分布极为被动。姜维主力远在前线，后方防御空虚，成都城内可用之兵极其有限。邓艾突然出现在近郊时，城中一片震动。

刘禅召集大臣议事。史书只留下几个名字：诸葛瞻战死，黄皓这种宦官早已失去办法，真正能说得上话的，已经所剩不多。谯周就在这个时候再次站了出来。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有人主张拼死一战，有人还在幻想前线姜维回来救援。谯周的意见却完全不同，他认为大势已去，再战只会造成无谓的死伤。大致意思是：国力不支，人心已疲，强支危局，徒增白骨。与其让百姓陪葬，不如保全社稷血脉，以待将来。

有人反驳：“昔日丞相数次北伐，岂不知险？今以一城之困，遽议降服，不亦太速乎？”谯周答：“丞相之伐，在其可为之时；今日之守，在其不可守之日。事不同也。”这类辩解，既为自己辩护，也为投降寻找道德上的托词。

刘禅最终接受了投降的建议。成都开城迎邓艾，蜀汉正式灭亡。这一纸降书上，谯周的影子不能说没有。

从那天起，费诗与谯周的命运，彻底走向不同的轨迹。费诗早已去世，没有看到这一步；谯周则以“劝降之功”被司马昭嘉奖，不久封为阳城亭侯，后又在晋武帝司马炎时被任命为骑都尉，虽然官不算顶级，却也位列朝班，有了新主人。

令人注意的是，此时的谯周，已经年老多病。他多次表示想回到蜀中故乡，终老余年，却始终未获准许，最后病逝在京城，未能返乡。这种结局，不算悲惨，也谈不上风光，只能说是平缓地落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六、两条路的反差：政治理念与命运选择

把这几段经历拼在一起，费诗和谯周的反差就呈现出来了。

费诗在刘备称帝时坚持反对，在孟达问题上坚持谨慎，对蜀汉的北伐虽少见明文评价，但从他一贯行事方式看，更重视的是实际可行性。可惜，他的“逆耳忠言”，既触碰了刘备的自尊，又不符合诸葛亮进取的大战略，于是被边缘化，后半生在“有职无权”的状态中度过。

谯周则一路顺势而为。刘备要称帝，他论天命、论汉统，为登基铺垫道德依据；诸葛亮主战，他不在前线掣肘，却在文论中提醒“不可轻战”；刘禅时代风向转守，他更明确地劝阻劳师远征；到了国破城下，他又从“民命”出发，主张投降。每一步都不算离谱，却步步靠近现实权势的需要。

这样一对比，很容易滑向简单的道德判断，把费诗视为“直臣”，谯周视为“投降派代表”。但如果把时间轴拆开，放在当时的环境里看，他们的选择也并不是那么单薄。

费诗的直言，确实立基于一个判断：蜀汉若要立足，必须在对外不认魏、对内稳住人心的基础上，慢慢扩展力量，过早称帝会削弱对曹魏的道德谴责力。他担心的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政治考虑。只不过刘备已经走到了人生终点前的一段路，迫切需要一个象征，来证明自己确实承接了汉室衣钵，费诗的反对，在这种心理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谯周的投降主张，也不完全是为了自保。面对邓艾兵临城下，蜀汉的军事实力与晋军对比差距过大，守城的前景确实不乐观。他选择从“保全百姓与宗庙后代”出发，也有其逻辑。问题在于，这样的“务实”，与他当年劝刘备称帝时高举的“汉室正统”一对照，就难免显得前后不一。

从这一点看，两人身上反映出的，其实是蜀汉政权内部两种典型的政治理念：一种偏向实务与坚守，以长远利益为重，而不太顾忌眼前的形式和名分；另一种偏向经义与道德包装，更看重如何在天命、名义上站得住脚，同时又在每个阶段寻找自保空间。

蜀汉在建立之初，更需要的是费诗式的人物，帮着打天下、守地盘；而到了后期，国力衰败、外敌压境，谯周式的“讲和派”就逐渐占了上风。从这个角度说，两人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分别代表了蜀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心态。

七、蜀汉政权的困境：理想、权谋与国家能力

把目光放宽一些，从曹魏到蜀汉，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