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核心区内，经初步探查共发现16处遗址，分别编为1～16号地点。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年间所挖掘的遗址共有第二地点（祭坛、积石冢）、第三地点（积石冢）、第五地点（积石冢）、第十三地点（金字塔）和第十六地点（积石冢）。第一地点只是小规模试掘，其他十一处地点都没有挖掘。
目前现有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来源于上述已挖掘和试挖掘的6处遗址，其他11处地点，还要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能再次挖掘。
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大型土台建筑基址（金字塔）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有三个遗址地点依山势按南北轴线分布，“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牛河梁遗址群总体布局的一大特点。这里不仅有冢坛结合，还有庙与墓的组合，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祭祀中心。它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上古时期黄帝等代表人物在北方活动以及对史前宗教、建筑、美术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所以说，牛河梁遗址对了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女神庙又被称为一号地点，由山台与神庙两部分组成，山台位于庙的上部，由三个经人工平整的台址呈“品”字形组成，总面积40000平方米。下缘及周边遗留有原始的人工砌筑的挡土石墙，可以算是史前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是与庙相关联的建筑组合。山台上已经发现直径近一米的圆形土坑多个，并出土了大型陶器、陶祭器及兽骨。专家推测，这是专为女神庙准备的广场，用于祭祀或集会。
女神庙位于山台坎下8米处，与山台大致同一轴线，庙址平面呈南北狭长状，南北最长处18米，东西最宽处9米，呈南北方向，北部偏东20度，庙为半地穴式建筑，现保存的地下部分深度在0.8—1.0米之间。从地下与地上交界处保留的弧形墙面观察，墙基地下部分竖直，地面部分成拱形升起。庙址共分为两个单元，北部为主体，南部为另一个单体。主体多室相连，呈圆形，相当于主厅，与左右两个圆形侧室相通。主室的北侧与一竖置的长方形室相通，南侧与两个相连的圆形室相通，再往南却与一个横置的长方形室相通。这样庙的主体就构成了七室相连的布局。主体最南端间隔2.05米处为一横置的单室，横长6米，宽2.65米。从残存的墙块和木柱痕迹分析，庙为土木结构，地上墙体由木柱支撑，柱内侧四壁以成束的苇草贴泥抹平又经烧灼，形成多层墙面，墙面有以赭色和朱、白二色彩绘的壁画，图案为勾连几何形纹饰，房顶呈拱形起筑，已倒塌。
女神庙出土的文物主要有人物塑像、动物塑像、陶祭器和陶器四种。镂孔型陶祭器堪称“彩陶王”，敛口盆，熏炉器盖，圆形盖式器。泥塑动物可辨认的有龙和鸟形残件。龙有双吻，双爪前伸，硕大的獠牙绘成白色，似猪更像熊；泥塑鸟爪与翅，爪的趾节分明，似一种大型猛禽。人物塑像残件是庙内重要发现，已发现可辨认出形状的有上臂、腿部、肩部、乳房、手部，均表现女性特征。按塑像残件分析，“人物”个头大小可分为三类：一是真人大小，二是相当于真人两倍大小，三是相当于真人三倍大小。相当于真人三倍的残件是一个鼻子头和一个大耳朵，从质地大小看，它们同属于一个个体。推断这个神像高约5米，坐着也应有3米高。
神秘的女神像发现于1984年10月31日，当女神像露出地面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屏住了呼吸，整个现场悄无人声。只有小铲和小刷子剥离泥土的声音在沙沙响着。慢慢地，女神头像完全显露在大家面前，她的表情如此镇定而坦然，似乎正带着微笑注视着五千年后的人们，神秘而自信。这是一尊较为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除左耳、下唇有残缺外，面部整体保存完整。头像与现代人脸比例相等，泥塑为黄土掺草禾一类物，未经烧制。内胎泥质较粗，各部位用细泥捏塑，外皮打磨得光滑，面上涂彩。头的后半部留有贴附于墙的痕迹，由颈部直通向头顶，有一竖立的木柱痕，这是塑像时用的骨架。她那方形的扁脸、凸起的颧骨以及斜立的眼、低而短的鼻、长而薄的唇，都显示出蒙古利亚人的特征。隆起的额部，圆润的面部，小而纤细的耳朵，尖而圆的下颚，无一不显示出女性的特征。这个头像含有相当丰富而微妙的表情，整个头像的塑造在写真的基础上适当夸张，把传神、表情、动态融合一体，表现了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情感。她嘴角上翘似笑欲语，眼眶里深深嵌入圆形玉体为睛，背面正中则琢出一细而短的玉钉，使整个睛体形如现代的图钉，从而可以牢牢嵌进泥塑的眼眶内，眼神流露出一种神秘感。塑像虽然只是头部，却由此展现了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女神形象。头像写真而神化，专家根据位置推测，头像应为祖先偶像。且为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形式，说明当时已进入祖先崇拜的高级阶段。
如此珍贵的女神头像出土的那一刻，全体人员心中肃然，崇敬而神圣的心情油然而生。当时考古队中唯一的女队员魏凡荣膺重任,垫上红绸子,捧着女神像,在大家的簇拥下,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回驻地。从发掘现场到驻地，平常10分钟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多小时。
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朱达说，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泥塑女性裸体群像残体。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些彩塑女神像，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与西方的维纳斯媲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而多成灰渣，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联系中亚地区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
这就说明，女神像已经不单单是艺术造型了，女神头像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十分典型的标本。这是亿万华夏儿女第一次看到的五千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该雕像完美地塑造出一个极富生命力而又神话了的女神面相。她不仅是我国文明时期艺术高峰的标志，也是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五千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红山人的“共祖”。也有专家认为，女神可能为地母神、生育神、农神，或就是女娲。在女神庙中还发现了一些祭祀用的陶器，说明当时围绕女神庙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史前社会的宗教崇拜，大都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三种崇拜的演化。这种演化一般同原始公社由形成、发展到解体的几个发展阶段相联系。从牛河梁女神庙看，在富丽堂皇的庙宇内，供奉着规模宏大的女神像群，陪衬着各种鸟兽像，陈设着造型考究的陶制祭器。这些信息资料的发现，对研究上古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史前宗教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表明那个时期崇拜的对象是女神（女祖），也表明一个群体的生命力、延续力所受到的广泛重视。女神头像的出土，向世人昭示，经过数千年的演化，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发展到祖先崇拜阶段。也就是说：红山文化后期，中国北方已经进化到文明时期。
女神庙中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也折射出人世间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已经用宗教形式固定下来，原始礼制已成了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这是礼制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华文明正在这里产生并向外发展、扩散。女神庙是牛河梁遗址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女神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
女神庙遗址总面积75平方米，这次仅挖掘了6平方米，还有更大的惊喜等待发现。
祭 坛
目前在牛河梁已发掘的遗址中共发现两处祭坛，在五号地点有一处长边8米的方形祭坛，这处祭坛与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圆形祭坛相似，两个祭坛都不太大。已发现的祭坛都是与积石冢并存的，祭坛形状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说明古人已经具备了方圆观念或正在形成天圆地方的观念。
二号地点的祭坛处在两大积石冢群中间，面积庞大，很具代表性。祭坛为立石筑起的三重同心圆形，直径分别为22米、15.6米、11米，一层比一层高，以0.3米左右的高差向中心层层隆起。每层边缘栽立石料为界，石料为红色花岗岩，呈多棱柱体。这三圈石头的规格并不一样，最外圈的最粗，往里逐渐细，它一般的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立置如“石栅”。据考证，这石头桩的石材当地没有，有专家分析可能是从相对遥远的赤峰红山运来。顶层“石栅”的内、外侧，立排着上无盖、下无底的红陶黑彩筒形陶器，坛顶铺石灰岩石块，形成圆形坛体。在坛顶封石中心部位还发现有塔形器残片。在祭坛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筒形器和其他形状陶片。
在祭坛东西轴线上，并列了两排大墓，大墓南部还有四排东西排列头尾相接的小墓，有二十几个，这些墓就是著名的积石冢。
积石冢
积石冢是古人用石头砌筑的坟墓，顾名思义就是墓上积石。积石冢以前只在辽东半岛发现过，其时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的积石冢大都选择建在高度适中的山丘顶部，一般为一丘一冢，也有一丘双冢和一丘多冢的情况。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每座冢的占地面积都相当大，一般有300多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多平方米，平均的垒石高度在1米以上。冢以石墙为界，冢界为平砌的多道石墙，由外向内高起以形成台阶，顶上封土积石。所有石料大都为就近开采的硅质石灰岩，冢界内侧有彩陶筒形器群排列。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可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材之中，排列无序。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石砌棺材（位于墓的中心），长宽各3.5米，小的石砌棺材一般仅有1.5米长，宽仅0.5米。
牛河梁已经发现的十六个遗址，大部分是积石冢，有一部分已经被陆续挖掘。通过发掘发现，积石冢基本是环女神庙建于周围各山冈上，每冈一冢或多冢，每冢又有一个或若干个石棺墓，但每处积石冢只有一个中心大墓，所在的那个冢的位置往往在冈顶正中，是为冢群的主冢。主墓与同一冈冢的其他墓的主次关系一目了然。中心大墓的规格远远高于周围的一般小墓，随葬品多而且精，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以象征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中心大墓皆为男性，这表明当时男性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墓壁都起两到三层台阶。这种中国古代表示墓葬高规格的台阶制度，在史前文化墓葬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种有很明确的界限并具有严格的层次性的埋葬形式突显了中心大墓主人“一人独尊”的身份地位。这一座座积石冢，置于冈峰之巅，又层层迭起，已是后世“山陵”的景观或称为“陵区”，近似于“王墓”之规格。这些都说明积石冢已超越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公共墓地，而是表现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氏族已出现等级分化，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和严格的等级观念。但在发掘第二地点中心大墓时发现墓中是空的，在里面还发现有三国时的东西，证明在三国时期此墓曾被盗挖。还因为墓中太空，也有专家分析，这个中心大墓可能原本就是一座留给特定人物的、因意外原因而形成的空墓。
在这些大型的积石冢中，随葬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各式玉器。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的头下、胸前、身边或手边，种类有作为原始宗教信仰之物的玉猪龙，有挂于胸前的双联、三联玉壁，有勾云形玉佩、扁圆形玉环、圆桶形玉箍，有作为艺术品的玉鸟、玉鸽、玉龟、玉鱼、玉兽等，工艺精美，造型上追求神似，别具风格。其中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玉器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其中两枚玉猪龙均出土于第二地点一号冢的4 号墓，兽面玉牌出土于第二地点一号冢的21号墓，勾云形大玉佩出土于第二地点一号冢的27号墓，双玉龟出土于第五地点一号冢的1号墓，玉人、玉凤和另一枚玉猪龙出土于第十六地点的4号墓。
积石冢虽然结构复杂，但是规划有序。随葬品中唯有玉器，没有其他，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前墓制一绝。在积石冢中“惟玉为葬，惟玉是礼”。
令人惊叹的是在不同的遗址积石冢中还发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经检测后已证明既不是父女，也不是母子，那只能定位于夫妻，并表明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这就说明，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产生，婚姻和家庭关系已经十分稳定。
金字塔
“金字塔”也被称为十三号地点，位于女神庙西南侧两公里处、被当地人称为转山子的山丘顶上。遗址面积1公顷，是个边长100米的正方形。它与位于西面的第十六地点、东面的第十四、十五地点，成三点一线并等距离分布，与遗址群的中轴线近乎垂直。金字塔是遗址北侧一座大型土台建筑址，外观看就是一个正圆形土丘，四周用石头堆砌，残留高度7米，顶部似有建筑迹象。顶部中心部位散布着大片被扰动的冶炼坩埚片层，层内夹有少量炼渣和灰屑。中央土丘直径40米，砌石直径60—100米，总面积10000平方米。土丘是夯土筑起来的，每层夯土厚8—15厘米，土质为黄土、灰黑土和风基岩土各一层。而底部与山冈基岩面接触的部分为另一种夯土，红黄色，土质纯净，薄厚大体均匀，已接近后世夯土的施工标准。在同期考古文化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型单体建筑。它动用的土石方，都可以用上万立方米计算。围绕土山周围的山坡上还发现了30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布局、形状、结构、规模有相近之处，所以，考古专家将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可以说它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史前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
在文明时代初期，刚刚诞生的国家，为了突出帝王一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往往将王陵建造成塔式，层层叠起。金字塔有两种：一是距今6000年前的桌凳式金字塔；二是距今有4800年的阶梯式金字塔。牛河梁金字塔形成时间为两者之间，所以，考古学家依据测定从时间上推断其距今有5500年左右。
考古专家还围绕这座“金字塔”周围的积石冢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一座墓里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身高1.8米左右。他的头上横置有玉箍，左右肩和手脚等处皆佩置玉环，腰的下部则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大猪首玉饰，猪的两只大耳特别夸张。墓主的胸部佩置一个碧绿色玉龟。奇怪的是，这个龟无头无尾无足，浑然一体。令人联想到古籍记载中女娲补天时“断鳌足以立四极”的传说。
当初发现这座“金字塔”时，山上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冶铜坩埚片。而“金字塔”顶部的炼铜遗址有1000多个炼铜的坩埚，大的坩埚有1尺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像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如今，为保护这个炼铜遗址，考古工作者已将这些冶铜坩埚全部用土封于地下。
那么，这座“金字塔”式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专家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可能是辽西原始文明古国用以祭天的坛；也有人认为是王者的陵墓；还有人推测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有关，因为“金字塔”和冶炼坩埚的发现让人想到了上古时代“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女娲，据《淮南子》记载，天崩地裂时“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现有遗址发掘中共发现3件玉龟，均无足。无足之龟应该给我们带来启发。我们都知道，任何考古发现一旦与历史文献发生交集，就会有大的事件被证实或被发现。红山文化所有出土文物中并无金属，却发现了这个不是为了冶炼金属的冶炼遗址，不由人们不产生联想，这与传说中的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情节十分吻合。同时，苏秉琦先生推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正与上古的三皇、五帝时期相吻合。这也是说，可以想象，红山女神就是女娲，“金字塔”就是她炼石之处，牛河梁就是女娲尊享祭祀之地。
本文节选自聂斌程《第一缕文明的曙光》
【作者简介】聂斌程，辽宁省凌源市人，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曾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多年来致力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尤其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卓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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