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的电话是在凌晨两点十七分打来的。
我接起来的时候,手机那头先是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然后是玻璃瓶碰撞的脆响,再然后才是他那把被酒精泡得沙哑的嗓子:“小李,出来陪我喝一杯。我在马瘸子这儿,就咱俩,没别人。”
我愣了大概三秒钟。
不是因为半夜被吵醒,而是因为三天前老赵刚出院。脑出血,差点没下来手术台。
“赵哥,你他妈疯了?”我直接从床上坐起来,被窝里的热气哗地散了,后背撞上冰凉的床头板。
“没疯。”他说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半拍,像是每一个字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才能吐出来,“就喝一杯。啤的。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认识他十二年,从他还在建筑公司当项目经理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他自己开了个小装修队。十二年来,我听他说过无数遍“我心里有数”。
每一次都没数。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上“老赵”那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未读消息通知在那里闪。屋外的风刮得厉害,十一月的北京后半夜,窗户缝里漏进来的风像是有人拿刀子在那儿戳。
我还是起身穿衣服了。
走之前去厨房倒了杯水喝,经过客厅的时候看见茶几上摆着我丈人上次来住的时候落下的半瓶牛栏山。瓶子没盖紧,一股子酒精味飘出来。我闻了一下,胃里翻了个个儿。
那味道太熟悉了。
熟悉到我想起很多人。我爹。我大伯。我姐夫。老赵。还有以前单位那个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在办公室泡枸杞水的刘科长——他枸杞水里兑的是枸杞泡酒,每天到十点左右,脸就红得跟关公似的,谁跟他说话他都乐呵呵点头,其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这些人的脸一张张从脑子里过,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不只是红脸。不只是发福的肚子。是更深的、更里头的、你一眼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就会慢慢浮上来的那种东西。
我穿上羽绒服,推门出去。
街上几乎没人。只有远处十字路口那儿有个卖烤冷面的摊子还亮着灯,烟囱里冒着白气。风裹着纸屑和灰土满街窜,刮在脸上生疼。我把拉链拉到下巴根儿,缩着脖子往马瘸子烧烤店的方向走。
马瘸子烧烤店在老城区那条叫槐树巷的死胡同里。
说是烧烤店,其实就是个违章搭建的铁皮棚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但生意一直不错。原因很简单:马瘸子的烤串用料实在,肉给得足,价格也不贵,最关键的是——他这儿没有打烊一说,你喝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他自己也喝。每晚九点以后,马瘸子就会从后厨摸出一个搪瓷缸子来,给自己倒上二两白的,一边翻串一边抿,翻着翻着脸就红了,说话也开始不利索,但他翻串的手从来不出错,羊腰子烤出来还是外焦里嫩,孜然辣椒面撒得匀匀的。
我到的时候,棚子里只有老赵一个人。
他坐在最里面那张靠墙的塑料桌子边,面前已经空了一个绿瓶子。燕京普啤,大瓶的,六百毫升。旁边还放着两瓶没开的,一瓶冰的一瓶常温。这是他的老习惯,掺着喝,说这样不上头。
“来了。”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珠子泛着一种我特别熟悉的浑浊的亮光,像是隔着一层油膜看人。脸是红的,鼻头尤其红,毛孔粗得像橘子皮,小血管从皮肤底下透出来,丝丝缕缕的。
“你不是说一杯吗?”我指了指那个空瓶子。
“就一杯。倒出来不就是一杯吗?”他笑了笑,笑容在酒精的作用下显得特别松弛,但那种松弛底下压着什么东西,我认识他太久,看得出来,“以前用扎啤杯,一杯刚好一瓶。你坐,我给咱点串。”
我说我不饿,他还是叫马瘸子过来加了二十个肉筋十个板筋两个腰子。马瘸子颠着脚过来记单,手里果然端着那个搪瓷缸子,酒味比老赵还重。两个喝酒的人面对面站着,周围空气里的酒精浓度瞬间上来了。
这种感觉很奇怪。你明知道面前这个人刚从医院出来,脑出血,医生肯定跟他说了不能再喝了。但他就是要喝。不是不懂道理,不是不怕死,是他骨子里有某种东西已经和酒精长在一起了,扯不开了。
我给你讲讲老赵这个人吧。
老赵大名赵建国,河北保定人,七四年生人,今年整五十。人不高,一米七出头,年轻的时候瘦,这十几年像发面一样慢慢慢慢发起来,现在一百八十斤打不住。肚子尤其大,不是那种软塌塌的肥肉,是硬邦邦的、胀鼓鼓的那种,像里面揣了个西瓜。他每次弯腰系鞋带都喘,脸憋得通红,呼哧呼哧的。
他二十岁来北京,干过工地搬砖,干过保安,后来跟了个包工头学会了看图纸,一步步做到项目经理。在那个月薪普遍还是三四千的年代,他已经能在酒桌上用两瓶五粮液换回来一个三十万的合同。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辈子,成也是酒,败也是酒。”
这话不假。
零八年奥运会那年,他帮公司拿下了鸟巢附近一个配套项目的装修标。那顿饭他喝了一斤半,白的,中间吐了两次,回来接着喝。甲方代表是个东北人,膀大腰圆,酒量深不见底。老赵陪着他从六点喝到晚上十一点,最后东北人拍着他肩膀说“兄弟,冲你今天这表现,这活儿给你了”。那单活儿他个人提成拿了十二万,在通州付了首付买了他人生中第一套房子。
但也是那一年,他第一次因为喝酒进了医院。
胃出血。
吐出来的东西咖啡色的,跟酱油似的。他老婆吓坏了,打120的时候手都在抖。到医院一查,胃黏膜大面积糜烂,医生说再晚来半天可能就穿孔了。那次住了半个月院,出来之后他戒了大概四十天。四十天后他过生日,朋友们张罗着庆祝,他说不喝了不喝了,一个朋友说“过生日不喝酒那叫过生日吗”,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喝了“一点点”。
那一点点是多少呢?他跟我坦白过,大概半斤白的,外加三瓶啤酒漱口。
从那以后他老婆就不太管他了。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吵了无数次架,摔了无数个碗,有一次他喝多了回来,老婆把门反锁了不让他进,他就在楼道里睡了一宿。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来度,第二天早上邻居发现他的时候他人已经冻僵了,嘴唇发紫,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邻居赶紧敲门叫他老婆出来,两个人合力把他抬进屋里,用热水擦身子捂了半天才缓过来。
那次之后他消停了一阵子。确实消停了。每天按时回家,吃完饭就看电视,九点多就睡了。
大概过了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约他吃饭,他要了一碗牛肉面,吃到一半突然抬头看我,眼睛里头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急切的光:“小李,你觉不觉得这面里头缺点儿啥?”
我说缺啥?
他说:“缺点儿酒。这面要是来二两白的,那才叫圆满。”
我当时就笑了。他也笑了。笑着笑着他就认真了,叫服务员过来问有没有酒。服务员说有啤酒,他说那来一瓶吧,就要一瓶。服务员拿来了,他倒了一杯,喝了一口,整个人肉眼可见地舒展开了。那个舒展不是装的,是身体层面的、生理层面的——肩膀松下来了,眉头展开了,说话的语速慢了,音量却高了。
他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你知道吗小李,不喝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根绷紧了的皮筋,绷得太紧了,绷得都快断了。喝上第一口,那根皮筋就松了。喝到第三杯,皮筋就没有了,我就是我了。”
我当时没接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接。我自己的体会是,酒精这种事情,一旦你把它当成了解药,你就已经中毒了。
“你在想啥呢?”老赵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没想啥。”我拿起那瓶常温的啤酒给自己倒了一杯,泡沫冒得很快,差点溢出来,“想你身体怎么样了。”
“好着呢。”他说这话的时候下意识摸了摸后脑勺,指尖在头发茬子上蹭了蹭。这是他的新习惯。出院以后才有的。医生说那根血管虽然暂时堵住了,但血管壁已经很脆弱了,就像一根老化的橡皮管子,随时可能再破一次。
“医生怎么说的?”我明知故问。
“医生说啥你还不知道吗?”他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戒烟戒酒,清淡饮食,控制情绪,定期复查。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都快背下来了。”
“那你倒是听啊。”
“听,听。”他说着,一口干了半杯,“这不是在听嘛。你看我今天才喝了几瓶?一瓶。放以前,这时候至少三瓶打底了。我这已经是听了医生的话了,减量了,懂吗?减量。”
我忍不住笑了,不是觉得好笑,是一种被他的逻辑噎住了的笑。
马瘸子端着烤好的串过来,铁签子上还在滋啦滋啦冒着油。孜然和辣椒面的味道撞进鼻腔,很冲。老赵接过去,在盘子里翻了两下,挑了一根烤得最焦的肉筋咬了一口,一边嚼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你说那些不喝酒的人,他们晚上都在干啥?”
我想了想:“看电视?刷手机?陪孩子写作业?”
“没劲。”他摇摇头,“你说人活着图个啥?白天累死累活挣那点钱,晚上回家吃个饭洗个澡就睡了,第二天起来又是那一套。一天一天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一样。你不觉得这日子缺点儿啥吗?”
“缺点儿酒?”
他愣了一下,然后乐了,拿签子指着我:“你小子嘴还是这么损。”
我也笑了笑,没说话。
因为他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不只是老赵,我见过太多把喝酒当成生活核心的人了。对他们来说,酒不是消遣,不是社交工具,不是偶尔的放松。酒是生活的标点符号。没有酒,他们的日子就是一大段没有句号没有逗号没有感叹号的流水账,黏黏糊糊没完没了,分不清哪里该停,哪里该重读,哪里该愤怒,哪里该沉默。
老赵是这样。
我爹也是这样。
我爹今年六十七了,喝了四十多年酒。年轻的时候在县化肥厂上班,三班倒,下了夜班别人回家睡觉,他先去厂门口的小饭馆里坐一会儿。要一个拍黄瓜,要二两散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慢慢喝。喝完回家倒头就睡,睡到下午起来吃饭,吃完饭接着去上班。
我小时候对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是和酒味儿绑在一起的。他身上永远有一股酒气,不是刚喝完那种刺鼻的酒气,是一种陈旧的、发酵过的、像是从他皮肤里渗出来的味道。我们家衣柜里挂的他的衣服、沙发上他常坐的那个位置、甚至他盖过的被子,都有这种味儿。我妈说他“腌入味儿了”,我当时觉得是玩笑,后来发现是真的。
他的脸也和老赵一样,常年是红的。不是健康的那种红润,是一种病态的、发暗的红,像是生锈的铁皮。鼻子上全是扩张的毛细血管,医生说那叫“酒糟鼻”,学名叫“玫瑰痤疮”,但一点也不玫瑰。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眼白上的血丝退不下去,眼角常年有分泌物,他自己不当回事,用手一揉就算了。
我妈带着他看过很多次医生。每次都一样,医生说不许再喝酒了,他点头答应,回家消停几天,然后偷偷喝。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他把白酒装在矿泉水瓶子里藏在床底下、衣柜顶上、阳台的花盆后面。我妈翻出来一瓶他就换个地方再藏一瓶,跟打游击似的。有一次我妈大扫除,从家里翻出来七个装酒的矿泉水瓶子,气得哭了,他站在旁边搓着手,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但第二天还是喝。
我问他为什么要藏酒,他说:“我也不是想骗你妈,我就是觉得没有酒,心里空落落的,慌得很。”
那种慌是什么感觉?他描述不出来。后来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词,叫“酒精依赖综合征”,说白了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酒精的存在,一旦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降下来,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发出警报。那种“慌”,是生理层面的戒断反应,和你饿了三天的肚子咕咕叫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它发生在脑子里。
我姐夫也是这么个人。
我姐夫姓周,河南人,在郑州做建材生意。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戴个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但你要是跟他喝过一顿酒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是两种生物。不喝酒的时候他话少,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点拘谨。三杯白酒下肚,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开始吹牛,嗓门变大,手势变多,从国际形势扯到他的生意经再到他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滔滔不绝,谁也插不上嘴。
我以前以为他是故意的,是“酒壮怂人胆”的那种怂。后来发现不是。他是真的控制不住。酒精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脑子里某个平时锁着的房间,房间里关着另一个他。那个他是他想要成为但平时不敢成为的人:豪爽的、有趣的、无所顾忌的。
但问题是,那个房间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他喝多了特别爱打电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挨个打,逮着谁跟谁聊,一聊聊半个小时。内容天马行空毫无逻辑,但偏偏他觉得自己说得特别有道理。有时候半夜一两点给我打电话,跟我讲他今天下午跟客户说的某一句话有多漂亮,翻来覆去地讲,讲到激动处还要我回应他。我要是敷衍了他说“嗯嗯”,他就会生气:“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第二天他完全不记得打过这些电话。你要是跟他说了,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脸涨得更红了,一个劲儿道歉。然后隔两天,照旧。
他老婆——也就是我姐——因为这事儿跟他干过无数次仗。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姐把他手机抢过来摔了,屏幕碎得跟蜘蛛网似的。他当场暴怒,一脚踹翻了茶几,茶几上的果盘茶杯遥控器哗啦啦碎了一地。我姐吓懵了,抱着孩子躲进卧室把门反锁了。
第二天酒醒,他跪在卧室门口给我姐道歉,额头在门上磕得梆梆响,孩子在里面哭,他在外面哭,一边哭一边抽自己嘴巴,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那场景我光是听着就觉得揪心。
但这事儿后来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他不踹茶几了,改成跑到阳台上去打电话,把阳台门关得死死的,蹲在花盆中间,对着手机低声说话,像个特务一样。我姐也懒得管了。她说:“只要他不发疯,喝就喝吧。”
这就是我见过的大部分喝酒男人的家庭。不是不管,是管到最后累了,管不动了,爱咋咋地吧。
“再来一个腰子。”老赵的声音又把我从走神里拽回来。
他把剩下那半个腰子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囊囊地嚼着,油从嘴角流下来,他拿手背一蹭,手背上亮晶晶的一道。马瘸子在那边翻着串,烟冒起来,被棚顶的灯泡晃得一片模糊。这种场景我见过太多次了。烧烤店。小饭馆。路边摊。啤酒瓶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的声音。男人们脸喝得红通通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没边儿。有人开始掰扯二十年前的旧账,有人突然伤感起来说起已经离婚的前妻,有人拍着桌子骂老板不是东西,有人搂着旁边人的脖子说“兄弟一辈子”。
酒醒之后这些都不算数。
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喝。
酒这个东西最大的魔力,不在它本身,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正当的崩溃空间”。你想想,清醒的时候你敢崩溃吗?不敢。你得上班,得挣钱,得在老婆孩子面前保持形象,得在同事客户面前端着,得在朋友圈里展示你过得还不错。你绷着,从早绷到晚,从周一到周五,人人都在绷着。但酒精一来,规矩就松动了。“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酒成了挡箭牌。你可以趁机把平时不敢说的话说了,不敢流的泪流了,骨头缝里那些压抑了一年的疲惫和委屈,终于能在酒精的掩护下静静地释放一会儿。
问题是,这个“一会儿”的成本太高了。
高到你自己可能都算不清。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三点二十。
老赵面前又多了一个空瓶子。说好的“就一瓶”,现在已经不知道第几瓶了。他的眼睛更红了,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但他还在跟我讲他儿子的事情。
“我跟你说小李,我儿子是真争气。”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用手指着空气,好像他儿子就站在那儿似的,“年级前十,次次都是。老师说他能考个一本没问题。一本!你知道我们老赵家往上数三代,最高的才读到高二。他能念一本,我就是明天闭眼我也认了。”
他说着眼眶就红了。
我不知道这个红是因为酒精还是因为真的动了感情,可能都有。喝酒的人情感和酒精是泡在一起的,分不清楚。酒精把血管撑开了,血液涌上来,眼泪就特别容易掉。很多平时挺硬的男人,一喝酒就变得特别感性,看个稍微煽情点的电视剧都能哭得稀里哗啦,跟换了个人似的。
但这种眼泪是真的吗?
我倾向于认为,是真的。只不过它们平时被藏得太深太紧,只有酒精才能把它们拽出来。
“你得好好活着,看着他上大学、找工作、结婚。”我说。
“那肯定的。”他使劲点头,然后又喝了一口,“我就是得控制。医生说了,血管不能再破了。再破一次,神仙都救不回来。我心里有数。”
又来了。
我看着他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净,然后站起来去付钱。马瘸子算账的时候老赵掏了半天钱包没掏出来,最后是我付的。他嘴里念叨着“下回我请你下回一定我请”,脚下已经站不太稳了,我只好扶着他往他家走。
他家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五楼,没电梯。他扶着楼梯扶手,爬一层歇一会儿,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肚子顶在栏杆上,衬衫从皮带里挣出来,露出一截白花花的肚皮。三楼拐角处他停下来,扶着墙,额头上全是汗珠。
我站在后面看着他。
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他刚刚从脑出血里捡回一条命。医生说的话他一句都没忘。他知道再喝可能会死。但他今晚还是坐在了马瘸子的铁皮棚子里,用“我就喝一杯”说服了自己。他不是不怕死,他是更怕那个没有酒精的世界里,那种空落落的、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的感觉。
送到家门口,他从兜里摸钥匙。钥匙在锁孔周围转了好几圈才捅进去,门开了,屋里黑着灯,他老婆和孩子应该都睡了。他回头冲我比了个“OK”的手势,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我猜他想说的是“没事,你回吧”。
门关上以后,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
老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黑暗涌上来,只有门缝底下透出来一线光。我听见屋里传来他老婆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又喝了?”
然后是老赵含含糊糊的“就喝了一点点”。
然后是沉默。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让人难受。那是一个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攒下来的失望,攒到一定程度以后,连吵都懒得吵了。
我转身下楼,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
回家的路上,风小了一些。那个卖烤冷面的摊子还在,老板坐在马扎上刷手机,炉子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我经过的时候,闻到一股混着烟火和调料的气味。
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单位体检,我们部门一共七个男的,超过一半的人查出了轻到中度的脂肪肝。最年轻的一个才二十六岁,刚来单位两年。医生问他平时喝酒吗,他说不怎么喝,就是偶尔跟朋友聚聚。医生让他说实话,他想了想,说基本上每个周末都喝,有时候周三周四也有饭局。医生问他每次喝多少,他说也记不太清,反正每次都得喝到尽兴。
“尽兴”这个词太好用了。它没有量,没有标准,没有上限。喝到高兴叫尽兴,喝到断片也叫尽兴。
那天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办公室里的气氛特别微妙。大家都在看自己的报告,然后偷偷瞄别人的。刘科长——就是那个枸杞泡酒的老刘——脂肪肝已经中度往重度走了,转氨酶高得离谱。他看完报告脸都白了,说从今天开始戒酒。大家纷纷表示支持,还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堆“为健康干杯”的表情包。
戒了五天。
第六天晚上有饭局,是上面来的一个检查组,必须陪。他一上桌就开始出汗,不是热的那种汗,是虚汗,手也在微微发抖。倒酒的时候酒瓶子和杯子碰得叮叮响。第一杯喝下去,他的手就稳了。第二杯,脸就开始红了。第三杯,笑容就出来了。
散场以后他坐在我旁边,双手捂着脸,十根手指插在头发里,整个人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他说:“小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出息。”
我说没有。
他说:“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
我当时很想说点什么安慰他,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有没有出息的问题。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坏习惯,而是一个改变了大脑奖励机制的成瘾系统。这个系统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得多,它不跟你讲道理,它直接控制你的感受。
你觉得难受?喝一口就不难受了。
你觉得焦虑?喝一口就放松了。
你觉得自卑?喝一口就自信了。
它给你的是即时反馈,立竿见影。相比之下,戒酒带来的好处——肝脏慢慢恢复、血压慢慢降下来、血管风险慢慢降低——这些太远了,太慢了,慢到你根本感觉不到。你的大脑每天都在投票,一边是“现在立刻马上爽”,一边是“十年后可能少得一场病”,你觉得哪边会赢?
所以那些戒酒成功的人,我对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佩服。因为他们对抗的不是一瓶酒,是他们自己身体里最原始的、最深层的驱动力。
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我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些人的脸。老赵。我爹。我姐夫。老刘。还有别的人。
比如我大学同学孙胖子。
孙胖子大名叫孙海波,河北廊坊人。大学的时候他就特别能喝,迎新晚会上一人干掉七瓶啤酒,一战成名。毕业以后去了深圳做销售,更是把喝酒当成了核心技能。他的人生信条是“没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他的身体变化我是亲眼见证的。先是脸变圆了,然后是肚子起来了,然后是整个人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开来。他原来一米七八,大学毕业的时候一百五十斤,三十岁的时候两百斤,三十五岁两百三。他老婆跟他吵架,说他“再不减肥就离婚”,他开始健身,请了私教,练了三个月,瘦了十几斤。但每次练完他就觉得“犒劳一下自己”,跟健身房的哥们儿去吃宵夜喝啤酒。练得越狠喝得越多,体重不降反升。
我去深圳出差的时候见过他一次。他带我去吃潮汕牛肉火锅,点了一桌肉,自己吃得很少,酒倒是喝了不少。我注意到他夹菜的时候手会微微地抖,像老年人那样的震颤。我说你手怎么了,他说没事,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我觉得不是。那种颤抖太典型了,是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小脑功能受损的早期表现。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吃完饭他带我去了一家足浴城,一边泡脚一边继续喝啤酒。他躺在按摩椅上,啤酒瓶搁在肚子上,随着呼吸一上一下的。天花板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脸色——不是健康的颜色,是一种发黄发暗的颜色,像是蒙了一层灰。
他说:“现在不喝不行了,不喝睡不着觉。”
我说你试过不喝吗?
他说试过。去年有一段时间他下定决心戒酒,到了第三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三点还睡不着,心跳得特别快,身上一阵一阵地冒汗,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全是胡思乱想。他实在受不了了,起来去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一口气灌下去,十分钟不到就睡着了。
“我他妈的就是废物。”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那笑容怎么看怎么苦涩。
后来他查出酒精肝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特别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他说医生说了,再喝下去,下一步就是肝硬化了。肝硬化的下一步,就是肝癌。
我说那你戒吧。
他说戒,这回真的戒。
沉默了大概十秒钟,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小李,你说人活一辈子,吃喝这点乐趣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个啥劲儿?”
我没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你说“活着还有别的乐趣”——对于一个已经把酒精当成最核心乐趣的人来说,这句话太空了。你说“那你就喝吧”——这等于是在谋杀。
我只能说:“等你身体好了,偶尔少喝一点也没事。”
他说嗯,然后挂了电话。
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他确实戒了。戒了大概两个月。然后有一次公司年会,领导敬酒,他推了两次,第三次实在推不掉了,就喝了。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在酒店大堂里吐了一地,吐到最后全是黄绿色的胆汁。同事把他送到医院,一查,酒精性肝炎急性发作。
现在他还在喝。只不过从每天喝改成了一周喝两三次,每次只喝“一点”。至于那“一点”是多少,他没有细说,我也没问。
我后来慢慢发现一个规律。
这些每天离不开酒的男人,身体上出现的变化是有时间线的,而且时间线惊人地一致。
前三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酒量还在上升期,越喝越能喝,身体感觉不到什么明显的不适。最多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点头疼口干,洗把脸喝杯水就好了。这个阶段的人往往会得意于自己的好酒量,把它当成一种本事。脸上开始泛红,但不严重,别人说“你气色不错”,你还挺高兴。
三到十年,是第二阶段。酒量开始稳定甚至下降,身体开始出现各种小毛小病。胃是最先报警的——反酸、烧心、胃胀、食欲下降。然后就是睡眠质量变差,明明喝醉了倒头就睡,但第二天醒来觉得浑身酸痛,像被人打了一顿。体检的时候,脂肪肝基本跑不掉,转氨酶开始往上走,尿酸也高。脸已经不光是红了,开始浮肿,尤其是眼睛下面,肿得跟卧蚕似的。有人开始出现“酒精性心肌病”的早期症状,运动耐力下降,爬几层楼就喘。
十年以上,进入第三阶段。这个时候,酒量和身体一起在走下坡路。以前一斤没事,现在半斤就上头,而且上得特别快,快到自己都反应不过来。记忆力明显减退,经常忘事。手开始抖,早上起来抖得最厉害。肝脏损伤从脂肪肝向纤维化、肝硬化方向发展。血管的问题也开始显现——高血压、心律失常、脑出血风险大幅上升。精神层面更麻烦:焦虑、抑郁、易怒、偏执。很多人的家庭关系在这个阶段彻底破裂。
最可怕的是第四阶段——如果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肝功能失代偿。肝癌。肝性脑病。消化道大出血。这些名词不用我解释,光看字面意思就知道有多恐怖。
但我发现一个特别吊诡的现象——这些后果他们全都知道。不是那种抽象地知道“喝酒伤肝”,而是具体地、详细地知道,因为身边的人已经有人中招了。老赵知道脑出血的滋味。我姐夫知道酒醒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洗胃是什么感觉。孙胖子亲眼见过一个客户因为肝硬化腹水肚子大得像怀了十个月。他们什么都知道。然后继续喝。
这不只是意志力的问题。当你对某种东西依赖到一定程度,“知道”和“做到”之间的鸿沟,不是靠道理能填平的。
天亮之后我又睡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亮线。我拿起手机,看见老赵在早上七点给我发了条微信。
“昨晚麻烦你了兄弟。我以后真得少喝了。”
下面跟了三个抱拳的表情。
我没回。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类似的话,我在过去的十二年里至少看过几十次了。每次都是真心的。每次都是真心之后该怎样还怎样。
这不是老赵的错。这就是这类男人的日常。清醒的时候他们比谁都明白,比谁都诚恳,比谁都想改。但一到晚上,一到那个熟悉的场景里,一到“来一杯解解乏”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白天的那些决心就像纸糊的墙一样,轻轻一戳就碎了。
起床以后我去厨房找吃的,路过茶几,又看见了那半瓶牛栏山。
我拿起来拧开瓶盖闻了一下。那种辛辣的、带着粮食发酵后特有的醇厚香气的味道直冲鼻腔。说实话,好闻。我一个不怎么喝酒的人都觉得好闻。
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吧。
如果酒难喝,像苦药一样,反而好了。偏偏它喝着舒服,闻着香,下肚以后那种暖意从胃里慢慢慢慢扩散到四肢,让人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软了,世界都柔和了。这种感觉会上瘾的。不是比喻意义上的上瘾,是货真价实的生理层面的上瘾。你的大脑会把“喝酒”和“舒服”牢牢绑在一起,绑到你一不舒服就想到酒,一喝酒就舒服了,一舒服就更想喝酒。
这个循环一旦建立,就是一辈子的事。
我爹六十七了,喝了四十多年。他的身体特征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酒糟鼻,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眼白发黄,腮帮子两边有明显的“肝斑”,肚子大但四肢细——典型的向心性肥胖。走路的时候有点晃,不是因为醉,是长期酒精损害了小脑,平衡能力退化了。手上全是老年斑,但颜色比同龄人深得多,是肝功能下降导致代谢黑色素的能力减退。
他吃饭的口味特别重,菜不咸他觉得没味道。这是酒精损伤了味蕾,味觉退化了。
他脾气变得很怪,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火,发完火自己又后悔。这是酒精引起的额叶功能受损,情绪调节出了问题。
他经常忘事,刚说过的话转头就不记得了。这是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脑萎缩。
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坐着看电视却能睡得很沉。
他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血糖也偏高。医生开了一堆药,他吃得很不规律,但喝酒很规律。
我妈说他是“用酒精泡着活”。
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精准。不是比喻,是写实。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每一个器官,常年都浸泡在酒精的环境里,像腌咸菜一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慢慢慢慢就变了。
我不敢想他还能这样过多久。但我也不敢劝。因为劝了没用,还会吵架。
这就是我跟这类男人相处的全部经验:知道说什么,也知道说了没用,于是选择不说。然后看着他们一天天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那半瓶牛栏山,我最后还是把盖子拧紧了,放回茶几上。
不是留给自己的。
是想着万一老赵哪天来家里坐坐,也许能用上。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
你看,连我都在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循环。他们是酒鬼,我是帮凶。他们的老婆是无奈的旁观者,我是主动的配合者。我们这些“不拦着的人”,说好听点叫理解,说难听点,也是在推着他们往那条路上走。
手机响了一声。
是老赵又发来的消息:“晚上来我家吃饺子,你嫂子包的,茴香猪肉的。管饱,不管酒。”
后面跟了一个笑脸。
我盯着那个笑脸看了好几秒。管饱不管酒。这大概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不是不喝,是“在家人面前不喝”。至于出了门、离了家人的视线以后呢?
他没说。我也没问。
有些事,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说太透,反而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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