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胡宗慎，宁海大蔡村人，近代知名实业开拓者。出身贫寒、年少文盲，十六岁赴上海学艺自立。他潜心钻研，于1930年成功自研国产打字蜡纸，创立“双圈牌”国货品牌，冲破洋货垄断。一生坚守实业报国，克难攻坚深耕行业，晚年仍心系产业改良，是宁海乡土草根兴业、自强奋进的典范。
【胡宗慎自述】
我是浙江省宁海大蔡农村里的一个放牛娃，一字不识的文盲。十六岁时，为了谋生，我来到上海瑞士商人开设的伟大洋行（上海九江路安利大楼）当修理英文打字机器的学徒工，每月工资收入十二元银元。由于农村孩子能吃苦耐劳的习性，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在闸北虬江路同一个工友合租一亭子间，寄食二房东家，每晚从闸北虬江路步行到西藏路美国教堂“慕乐堂”所办的英文夜校读夜书。那时最大的困难是不识中国字，当老师用中文作解释时我无法理解，幸亏我夜校里读到的，白天在劳动时就能在其他外国人中应用，就这样我读了四年英语。从小家贫无法上学，中国人不识中国字，常为此受人嘲笑。后来我自己做了老板，专门请了个语文教师读中文，无奈已是卅多岁了读不进去，和老师上酒店比读书的时间还多，我的老师也好酒。
1930年，我十九岁。启发我做打字蜡纸是个很小气的大人物，他当过当时上海《字林西报》报社总编辑，后来是国民通讯社社长。我每月一次到他的通讯社去修理、揩擦英文打字机。当时我不愿受洋人侮辱，离开了伟大洋行，做个体劳动者。这个通讯社的打字机、油印机都由我承包揩擦修理，他所需要的打字蜡纸、带子、墨水、纸张也由我代为购买，从中加点脚步钱。这个社长同我一样一个中国字也不识，比我更甚的是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他是归国华侨广东人，取名李才，因为“才”字只三划易写。他常用英语讲话，他总嫌打字蜡纸的价格太昂贵。当时，上海只有老晋隆洋行发售ACME牌美国货，每盒二十四张，要价银元八元。李才先生连我每月的修理费都不肯爽快付给我，更嫌打字蜡纸贵。一次李先生气恼地说：这种打字蜡无非是用点赛璐珞溶液所做的，为什么你自己不想法做了卖给我。他说得无意，我听者有心。但他所知道的这种硝化纤维制品在国外可能像今天的塑料制品那样普遍，可是在国内一时还很难找到。后来我从西药房找到了一种火棉胶（COLLODION），俗称“罗迪欧罗丁”，据说是用作伤口止血的急救药品（其实就是硝化纤维溶液）。这种火棉胶见风结块发硬发脆，还必须得到一种软化剂。我虽略懂英文，但没有化学知识，恰当一点说简直是瞎乱撞。我采用了几乎市场上所有的油，甚至花生油、菜油、麻油、蓖麻油、椰子油、橄榄油、茶油，也曾把上述油脂精制成油酸，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在五洲药房找到一种油酸，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名牌“固本”肥皂厂的副产品，后来发现工业原料行也有出售，即牛羊油酸，或者说是动物油油酸。用这种油酸同硝化纤维素溶液混合即形成打字蜡纸的皮膜，用日本进口的美浓纸，又叫长纤维纸，也有简称日本纸，在1936年我看它样子像棉花就叫它为“棉纸”。
所谓“双圈牌打字蜡纸”于1930年创始，就是用火棉胶、油酸加钛白自制成涂料，用日本纸坯浸拖成白色打字蜡纸。由于不知纤维溶液和油酸的比例，我开始用的是茶杯筷子，在吃饭的桌子上试拖；后来改用烧杯、玻璃梗（棒），搪瓷茶盘（杯），真是废寝忘食地试制达半年之久，制成了质量很不理想的白色打字蜡纸，卖给那位提议要我自己做打字蜡纸的李先生，他贪价格便宜（一盒二十四张，二元；进口价要八元），也不管打字员、油印员的反对，坚持买我的蹩脚货，我也尽力逐步改进质量。同时，我又为他们做改正液。药房卖的火棉胶太贵，为了减低成本，我又设法向照相馆里收购照相底片，用烧碱洗去胶质，再用乙醚、酒精溶化成棉胶。但照相底片数量太少，后来又改用电影废片。怎样洗片，采用硝化棉的经过，在这里我不多讲了。
在这个试验制造过程中，我在上海江西路三六七号，旧新华银行四楼开设了中国文具社，经营贩卖文具，修理英文打字机、油印机等，并装有电话以便客户叫唤，亦雇用了四个工人。但打字蜡纸不能在这个地方做的，一则因为乙醚气味大，二则又属于危险物品，还要保守秘密，只好晚上在家里做。因为乙醚气味影响邻居，所以我的住家兼工厂像老鼠搬家一样，杨浦区、徐汇区、闸北区的近郊我都住过。那时的加工只是用只铁皮盘子、玻璃梗子浸拖，一个拖，一个挂，一个收下，夹在吸墨水纸中，隔日再加二个工人贴底板纸装盒子出厂。这样连中国文具社在内共雇有了九至十个工人，收入是靠商为主，用的纸坯全由日本进口。
当时，有家高乐洋行是设在中国唯一的一家复写纸工厂，我是他们的打字蜡纸最大或唯一的买主。他们从外国总厂运来打字蜡纸卖给我，由于我有修理打字机、油印机的服务项目，所以拥有了一批上海的打字蜡纸用户。在我尚未自制打字蜡纸之前，是向他们批购打字蜡纸，供应所有客户及各国在上海的通讯社。
大约在1934年，一次在日本商行“来都洋行”定购纸坯，碰到高乐洋行经理，奥地利人，因为他在上海制造复写纸，在奥国制造打字蜡纸，用的都是日本纸坯（据我了解，当时世界各地凡属打字蜡纸、复写纸的纸坯都是从日本购买的，日本是这类纸张生产的权威者），这位洋老板就因我向日商购买纸坯，自己制造打字蜡纸，竟大发脾气，对我十分不满地说：我以低价供应你打字蜡纸，让你现成赚钱不好吗？他说我幼稚无知，接着又讲做打字蜡纸设备如何之大，技术如何困难；他们已有三代人的研究，经验足，技术高，资本大等等，叫我不要痴心妄想，空费心计。我说，我确是个孩子，才廿多岁，但会大起来的。其实我当时已经自制了打字蜡纸，而且已有客户用我的蜡纸。隔了几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了一张我做的蜡纸，放在窗口太阳光下照，晒得油酸发臭，以示质量低劣，百般嘲笑我。但尽管这样，他心里仍有所不安。他问我：这样的打字蜡纸每盒成本多少？我说二元以下。他又说：“如果你肯放弃不做，我卖给你的价格比你自己做的更便宜，每盒一元八角，怎么样？”当时我在国外也有许多客户，世界行名录上也刊登了广告，自己制造厂基、设备、资金确实有困难。而且若不同意停止生产，他要停止供应我的打字蜡纸，会严重影响我的收入，中国文具就会倒闭。因此我想，他们洋人在我国国土上竟敢如此霸道，禁止我发展工业，我又何必太老实。当时我说可以不做，取消向来都洋行进口纸坯，但要依我一条，供应我散装蜡纸，无底板金字，价格再降低些，而且必须贴双圈牌底板纸和装双圈牌盒子。很奇怪，他同意了。我呢，取消了同向来都洋行定购单，转向日商“文汇洋行”（福州路八十九号）定购更多的纸坯。当时我住虹口区，后迁居徐家汇，所谓工厂，也是住家兼工厂。此后，我逐步减少向高乐洋行购买数量，增加自己制造数量，产品质量也随着提高。在当时来讲，我是高乐洋行打字蜡纸的最大买主，一般文具商店还不知道什么是打字蜡纸。
从1930年试制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止，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的北南门洋行的油酸、E. Merck洋行的COLLODION、日本的纸坯。
1936年，我感到不能长此下去，应当自己制造纸坯。浙江上虞、沈阳、昌化、富阳等地我都去找过，寻找有否能生产打字蜡纸纸坯的厂，但只有羊皮纸、糊窗纸、雨伞纸等，无法用。后来不知是哪个手工纸厂曾给我寄来类似于打字蜡纸的样张，但吸料不足，没有韧性，上料后打出的英文字母“O”都是洞，纸坯纤维被切断，印出来的是“•”这样的墨团团。在奉化县南溪石孔，我姐夫王诸信也曾为我试制过，花了很多心计钱财，也没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国货海运中止，勉强采用国产油酸，因历年积聚的日本纸坯切下的纸边废纸，托箭岭下等处手工复制纸坯，质量也很不好，高乐洋行也因外轮海运中断无来源，我的销售对象也减少了大半。如英、美、法等国的通讯社都已撤销，最后连苏联塔斯通讯社也被日军封闭，生产业务陷于停顿，只有少数大学打印外文讲义的客户。中国文具社也因江西路房屋要收回不租，迁至四川中路一四九号一楼一三五室。当时，我靠自产自销打字带子、锡管油印油墨、打字蜡纸制图器等，带修理各种打字机、计算机等业务来维持开支，打字蜡纸的产量每年不到二千盒（二十四张装），直到胜利，日本投降。
胜利后，我把家兼工厂迁到市郊江湾政府路，独幢的约有五百平方的房屋，仍用日本纸坯制造打字蜡纸，所有老顾客也重新恢复了工作，业务较为兴旺，每年销售约二万多盒（二十四张装）。这时，以往多年想自己做纸坯的念头又有了新的兴趣。多年来我花了很多钱和心计，没有能做出一张像样的打字蜡纸纸坯。日本投降后，我想去日本看看，但一时找不到熟悉的内行人引路。然后又想到台湾可能也有日本人留下的这类手工造纸厂。因此1947年我去台湾，经友人介绍找到了一家台湾人所有的手工造纸小厂，一切设备并无意外先进，抄纸是用很大吊帘，特出的是厂前一条不小的河流，据那个厂主说，原来这条河水碧绿清澈，能见河底，但因山上树木被砍伐光了，泥土流失，冲泻而下，使河水混浊，一下雨就泛黄，不能应用。他厂用的是“楮树皮”，很厚的树皮，河中间打了二道竹笆挡住树皮料，第一道挡住的硬皮料，随水氽去无用皮壳；第二道竹笆挡住白色的造纸长纤维，看上去像棉花，用稻草灰蒸煮，日光漂洗纸浆，也是很古老的办法，但纸张的拉力不比日产的差，因此我买下这个厂，仍委托这个老厂主为厂长，修理设备、厂房，打深井泵浦，重新恢复生产。本人也在台北买了住宅，前后花去了约合黄金三十大条。恢复生产后只运来过一批纸坯，全国就解放了，至今信息不通。在台湾早已有应用中文打字机的习惯。上海江湾厂生产的双圈牌也运往台湾，当时台北市各机关单位非常爱用双圈牌打字蜡纸，台北的各文具店也相争要在台湾独家经销双圈牌打字蜡纸。开始生产的是二十四张装的英文打字蜡纸；五十张装四号打字蜡纸是运销台湾开始的。当时市场对打字蜡纸的需要量很大，但纸坯不足。
胜利不久，来了许多杂牌散兵，名为租借实为强占，是用巴掌、拳头向我租借房子的。我是住家兼工场，怎能和军队同居呢？再加上地痞流氓乘机勒索，我厂的生产虽有增长，但已无法在这个地区继续生产，而迁往市中心区是不允许的，只好再把家和厂迁至市郊虹口庆祥路。但庆祥路亦非安全地段。一次有十多个匪徒深夜闯进我家进行抢劫，损失惨重。
1949年，我情愿放弃台北厂，不肯去台湾，坚持留存大陆发展生产，并倾出我历年的积蓄，就在庆祥路新造厂房，打造深井泵浦，自己制造纸坯。由于我对这种手工造纸毫无经验，又请来了姐夫王诸信为我煮料抄纸；在浙江临平设立了桑皮收购站，又在沪西周家桥新建了纸车间。在新建厂房，发展生产。
由于中文打字机的产生（单单上海就有十多家制造中文机的厂），打字蜡纸虽然成倍成倍增加，还是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新建的纸坯质量差，数量少。五零至五二年仍向日本购买纸坯，从香港转运来沪。后来政府对进口这类纸张不供应外汇，我又积极增加抄纸槽筒，每天产纸五千大张（即一万张四号打字蜡纸），弥补日本纸坯的不足。大约在五零年，杭州有了纸坯厂，依靠杭州纸坯，上海、天津等地都发展了多家打字蜡纸厂。一九五六年，上海有九个厂同我厂合并迁至杭州。
几十年来我虽花费不少心血和大量的钱财，但还是没有制成十分满意的、合格的纸坯。合并后迁至杭州的新华造纸厂，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打字蜡纸的产质量百倍增长，并变手工抄纸为机制；上蜡、贴纸、印刷底牌号一条龙自动机械化，从百分之百进口原料变百分之百的国产和自制原料的全能工厂，而且每年还有大量适宜外文打字的高产优质双圈牌打字蜡纸运销国外，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52年进口的日产纸坯仍属手工纸来推算，机制纸坯应是我国杭州的新华造纸厂首创的。
“双圈牌打字蜡纸”在国外享有盛誉，为什么取名“双圈牌”呢？
1931年至1934年间，我只少量在家里自产自销各通讯社用，并无牌子，是光坯出售的。约在1934年或1935年，上海有位姓薛的老板，聘请一位很有名望的化学分析家代设计的配方：明胶热处理配方制成打字蜡纸，取名“飞船牌”向南京政府注册专利。由于这种配方制成的蜡纸质量不好，打一页英文稿，要用铜丝刷子擦刷铜字二、三次，否则蜡纸的明胶皮膜粘满了打字机的铜字字母，印刷不清楚，甚至都是墨团团，不受欢迎，不到半年因无用户购买，据说成品都报废了。此后我才想到要有个牌名，而且要有韧性强、拉力大、耐印不变形的意义：两个“〇”并在一起并成“圈圈”，再有二个黑色的人用力对拉。黑色人原是油墨的化身之意，后来在1935或1936年，有个外埠客户说我用黑人做商标不妥，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删去了二个油墨化身的黑人，单用二个圈，并向政府商标局注册。
摘自胡为盛《晚晴杂记》P15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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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胡为盛《晚晴杂记》
□ 作者：胡宗慎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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