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活武松”何广位，曾捕获豹子230只，晚年靠独门药酒再创业成为企业董事长
1988年元月，野生动物保护法刚刚公布，安徽北部的数位老猎户围坐在油灯下，犯愁日后生计。有人苦笑道：“枪搁墙角，咱靠啥吃饭？”这时，一位须发斑白却腰板笔直的长者拍拍桌面：“换条路，不等于断了路。”说话的人叫何广位，时年七十九岁。
他的名字在豫皖交界并不陌生。追溯到1909年，他出生在安徽一户佃农家庭。土地少，天灾多，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因1918年的蝗灾彻底崩盘。传说他九岁时看管家里借来的麦种，饥肠辘辘，三斤生麦悉数吞下，吓得父母彻夜未眠。贫瘠、饥饿，让这孩子的胃口与力气一起疯长。十四岁那年，他被送去外地打杂换口粮，不到半年便因替同伴出头，与厂主起冲突，被迫逃离。流落街头的少年撞见卖艺拳师王进，几句切磋后，被收入门下。那段颠沛日子里，拳桩、铁砂掌、轻功步法，一样样练得狠，只因他知道，再回家，得先养活一家老小。
1937年后，烽火烧遍中原。山林荒芜，野兽频出，乡民白昼也不敢独行。一次在余坪山，他深夜被狼嚎惊醒，抄起短棍迎战，乱石坡旁竟挡下一只饿狼扑击。翌日，他把狼尸拖到集市，换了三十块大洋，第一次明白：拳脚若对付得了猛兽，便能对付饥饿。从此，他踏遍大别山、桐柏山，一只只野猪、成群灰狼，甚至虎豹，都成了他和故乡亲人的命根子。那时的华中腹地战事频仍，百姓与地方保甲遇兽无力，得知谁家牲畜被叼走，何广位提着自制的木叉、人字网，翻山越岭赶去救急——换来的或是一担粗粮，或是一声“何师傅辛苦”。
1943年冬，他挑着一张虎皮去集镇，恰逢日军扫荡。两个年幼的儿子偷偷跟来，躲闪不及丧命乱枪，这是他一生唯一不肯多言的痛。悲恸过后，他愈加低调，只求“抱着还能动的身子，照看剩下的三口人”。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开始组织除害队。对山区公社来说，一头出没的金钱豹顶得上一场旱灾，何广位自然成了常客。1955年山西永寿矿区，请他处理一只祸害矿井的老豹。他不再赤手空拳，而是先布设铁笼，再用残肉引诱，待兽入笼后猛扑加锁。任务完成，矿工执意摆酒。传言他连干十几杯高度酒仍面色不改，众人半信半疑，只记得此后多年矿区再无兽患。1966年夏天，济源王屋山又现豹子，他带着三名年轻民兵三日夜蹲守，最终把豹子完好无损送到动物园。有人算账：从抗战到那一年，他前后拔除七座省份三十多处“害点”，虎、豹、熊等猛兽加起来过百，野猪、豺狼更是不计其数。数字难考，但各地派来迎接的马车、骡队、肩舆，照片和感谢信还躺在档案馆。
时代的齿轮突然加速。1983年春，他接到通知，赴郑州出席省政协会议。会场上多是专家学者，唯独这位“老猎人”面带风霜，却坐得笔直。午宴按体重配餐，本着“省得闹笑话”的考虑，服务员干脆给他单摆一桌。邻座代表回忆，那天只听得碗盘碰撞，眨眼工夫菜就见了底。虽然此举成了会场趣谈，却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位老人身上藏着丰富的民间经验。
五年后，《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枪网入库，山林进入禁猎期。对于曾靠捕兽度日的乡民，这无疑是巨大转折。何广位却早有打算。他带着二儿子翻山采药，先后折腾过面粉厂、木材加工，皆以亏损收场。1999年夏，他已经九十高龄，仍在山里寻访中药材。一次偶然，他把十几味草木泡进高粱酒中，给一位因风湿跛行的熟人外敷内服，半月后竟能下地。消息传开，县里引导他注册小作坊，随后又协助争取许可，几间瓦房摇身变作“山林养生酒坊”。挂牌那天，老人穿着皱巴西装，拄着棍子站在门口迎客，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如今不让打兽，我就跟大伙一起养命。”
生意没做成巨富，却足够让一家人衣食无忧。百岁寿宴上，乡亲提议他示范“旧日绝技”。老人摆手：“过去的招数，就留在过去。”一句话，桌边渐渐安静，只剩杯盏相碰的清脆声。八十多天后，他在冬夜悄然辞世。账册显示，酒坊当年依旧盈利，可没有人再去翻那些尘封的捕兽记录。山岭间依稀还能听到野物嘶吼，乡亲谈起旧事，总要提一句：“那年要不是何老，田里怕是再种不下庄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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