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儿”：从传统到时代风的思路
作者：郝苏民
作者简介
郝苏民（1935-），回族，宁夏银川市人，笔名苏民。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导，曾为《西北民族研究》主编、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蒙古文字研究。著有《金蛋》、《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等。
一
2000年7月份，我参加了“2000年青海‘花儿’发展前景与西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学术讨论会”，并赴土族自治县的丹麻“花儿会”和西宁市采风。我在这个时刻到西部一个民族乡村的现场再次观察、感受传统“花儿”的民俗活动，同时也在西宁市与“花儿”歌手、“花儿”群众相交往，参与并感受在今天生活中他们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享用、开发、消费与吃不准的忐忑心绪等等。往常采风必是“田野作业”，尤其对民歌而言。而此次却在城市举行，够新鲜的。会议主题中有“花儿”前景的预测，又有“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有这些前提，结合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对当前民俗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等学者经常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民族传统与现代化；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等等，颇有所思，亦有所悟。我琢磨，谈谈底层活生生的现状，再听听远离边疆僻壤的大师们的评论，无论对个人或学术，益处匪浅兴许是八九不离十的。就这样试着侃一侃。
二
“花儿”是个什么？往日文化界人士大致有个概念，是流行在西北的一种民歌，如同陕北信天游、内蒙古河套的爬山歌，是民间文学中歌谣的一种。这种说法大致没错。所以共和国初时，都是文艺、宣传工作者做“花儿”搜集工作，多定位在当时文艺的性质与功能上。经过近20多年的研究，专业学者们有了一个较符合其全貌与实质的看法：所谓“花儿”就是西北，主要是甘、青、宁、新毗连一带地区内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藏、蒙古（部分）九个各具母语的民族群众，唯一共用汉语广泛传唱的一种以情歌为其核心的民歌。进一步描述，还可加上这样的补充：“花儿”的演唱者、喜好者是九个民族农民、牧人、马帮（当地称脚户哥）、船客（当地称筏子客）、伐木工、艺人、工匠、小商小贩等，属下层民众。其传唱地点与方式，以往一是在山间地头、赶脚、水运、劳作间隙之间；二是以浪山、朝山为依托集中进行群体性自娱与表演的歌唱活动。这种以庙会、浪山为载体的“花儿”演出活动，现称“花儿会”，并非一年仅一度之举，如含纳各类型的全部“花儿会”，只在甘、青二省一年内的不完全统计，大小也有90余次之多，其他零星形式尚不计内。这种“花儿会”大都位于较偏僻而又风景秀美的山区。会期从每年一月直到十月左右，多集中于农历五、六月间农闲季节。庙会上的“花儿”活动，又总是在形态上有人相伴着祈愿、祝福、求子、信仰等深含心理与精神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仅是以自娱与消闲、会友、逛集市等去唱、听“花儿”为目的的，是一种行为过程。这些庙会所在地，还有不少是与“花儿”产生有关、或与当地景观有关、或与人、或与神、或与事有关的种种美丽故事、传说。“花儿”的演唱，也有加伴奏的。从旧有的零星报道与口碑得知，以前“花儿会”的参与者不仅男女有一定服饰打扮，同时常备的还有雨伞、帐篷、折扇以及墨镜、食品及酒等等，有实用性也有道具性。庙会“花儿会”，其结果又往往涌现出各具特色、各具个性而又备受拥戴的唱把式（歌手)来。在那时，他（她）们或语出惊人；或歌喉超众而一夜声名四扬，成为最“酷”，最受喜爱敬重的“帅哥”、“帅姐”、“帅嫂”们，“发烧友”们或地方权势者要给他们披红挂绿，以表爱慕。奇妙的是，这些“花儿会”参与者，既有佛、道教信徒，亦有穆斯林群众。“花儿”竟然穿透了不同信仰间的壁垒，把他们的精神关系给一下子拉近了。
“花儿”型的山歌“野曲”，由于涉及操九个民族语言的广阔地区，在它的歌词语言部分就形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不仅涉及汉藏、阿尔泰二语系各语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土语词汇，还形成了一种远远不同于汉语北方语言语法规律的特有结构程式，反映出非汉语的表述方式。是“花儿”流行区内各族群众可共同理解的“地际语”。其诗律又具有一整套格式。它的曲调——“令”，其丰富程度也是全国各地民歌中所罕见的。包括各族共用和单一民族特有的“令”可达上百种，且新“令”还在不断产生。著名“令”的产生来历，常伴着津津乐道的口碑和故事。这种既可见景生情即兴创作的抒情性单篇作品，又可连续演唱大致有同一主题并程式化的长篇叙事作品的“花儿”，培育了不少“花儿”歌星，也陶冶着众多“花儿”的享用者(好家)；更为不少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灵感和滋养。往昔，有好事者、地方文人从诗律、文学形态、旋律等模仿“花儿”者，截用其精华者，以“创作”面市是司空见惯的。
可以说这是一种融多民族语言，相互影响而形成别具特点的汉语及其诗律，并插上自古来丝路各族民间音乐共同酿造、形成的多彩曲调的翅膀；渗透在甘、青高原，并辐射扩散于宁、新等地即丝绸古道这一文化带底层百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尤其是爱情、婚姻、家庭与社会中方方面面的具有传统、并不断创新的民间文化形态。是他们独特人文地缘、生态环境里全景生活的一扇窗户。
“花儿”这种民歌及其活动，有群体、有场地，有仪礼，有定时、有程式、有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历史传承、有即兴创作，有歌手的自娱，有社会群众个人心理释放；其词有文学形态、其诗律曲调的调式、旋律、节奏、曲式都形成区域文化的强烈特色和久远历史渊源的踪迹；其活动牵动着相当一部分地区内各族百姓个人、家庭、社会、信仰与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的各种问题。这样，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西北“花儿”体民歌活动，是当地一宗重大的民间文艺活动，也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民俗文化活动。站在时代的今天看其内涵、其传承、其外延，其社会功能，其历史轨迹，都表明它更是一个完整的、已形成了一套内在程式机制的、体现了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特征的民俗文化网络。具体点说，“花儿”是牵动相当一部分非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用主流文化语言工具，在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内的一种“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种人际、族际交往的生活方式。既然民俗文化是中国整体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民俗的“花儿”轨迹为我们传递了些什么信息呢?
三
“花儿”是地道的民间宠儿。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200年前青海《循化志》中。而关于“花儿”的历史评论也仅见于明、清当地文人诗中。当代学者们对“花儿”渊源研究，无论词、曲都沿蛛丝马迹而推得很远，对涉及面如此广泛的一项重大民俗文化活动，近、现代上层及“正统”文化的代表者们的态度，我们未见到文献上的具体反映。可以想到，她原非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宗。不过“花儿”本身却为我们提供了它传播、传承过程中的信息。一首著名的经常被各方引用的“花儿”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子拿来者头割下，/不死是就这个唱法。”这显然是因唱“花儿”与权势者闹到你死我活的尖锐状态的写照。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花椒树上不要上，/上了时刺丫儿扎哩；/到了庄子里不要唱，/胡唱是老汉们骂哩。”这是百姓内部出于“正统”观点的代沟矛盾。上层禁“花儿”的记述倒是记忆犹新。既有40年代青海平安县的村规：“有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打柳鞭一百二十下。”又有49年前临洮贺家山一带，唱“花儿”“罚羊一只”；临夏永靖县有“发现唱花儿者，重者逐出庄村”的庄规村约。
这次考察丹麻“花儿会”，据悉此地当初风景如画，是土族“花儿”会中场面最大者。当时有土司欲禁“花儿”，以扶“民风”，以正“体统”，便砍树毁林，荒断会场。结果三年不雨，颗粒不收，仅为荒石沙滩。某年六月，一对青年怀念往昔“花儿”的红火，便在石滩唱起“花儿”，突然大雨倾盆。众人惊喜，赶来与二人共同开怀大唱。待雨后天晴，二青年悄然不见，却出现遮天蔽目的两棵杨柳，众人皆认此树即是青年，只要年年此时此地聚会唱“花儿”，即可甘霖普降，五谷丰登。此乃丹麻“花儿会”始形成云云。
美丽传说表达了当地民众对口头传统的“花儿”需求，确信禁歌是天怒人怨的事；坚信百姓们在青春期只要有了“花儿”可唱，就能让大自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花儿”在普通老百姓生活、心理、精神领域的功能，显而易见。
当代人亲历最惨重的禁“花儿”事件，莫过于六七十年代动乱时期所酿成的人命案。“四人帮”文化专政，视民歌为“恨死了”的“下流的东西”。禁绝“花儿”发展到对歌者的残酷迫害；70年代后期甘肃某地就订有“花儿十大罪状”的“禁令”。那时“山封了会占了，/歌手打者不见了，/花儿遭了大难了”。“过去有口不能唱，/怪是只怪“四人帮”，/朵朵花儿遭黑霜”。这些“花儿”即为当时的写照。1975年，在莲花山花儿会附近某地，当群众上山唱、听“花儿”时，不料基层书记竟带领民兵把参与歌会的杨姓农民活活打死。之后，还不断打伤多人……
这些回顾给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在这块黄土高原农牧业交接毗邻地带，汉回等八个民族群众，除生存必需的经济、政治关系外，大自然与人的共性也凝集了他们之间精神生活的独特方式与交往关系。这一条各具个性最终又具共性、会心的文化山道，看来愉悦又曲折、磨砺又漫长。“花儿”成为这个多民族民间文化果实的形态。她是这里的各族百姓自育的果实。从封建时代至“文革”时的专制，禁歌手法尽管各异，而“花儿”却依然故我地传承至今。她是百姓生活之需且又是喜闻乐见的，故而也是任何势力所不能压制的。二是她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复杂的内在程式，她的文化、艺术结构，其完整与成熟令今人赞叹不已，然而她的即兴创作，她的新“令”的不断出现，她的歌手素质、表演形式的出新，她的被享用的形式与最新媒体的结合等等，又都让我们有老友新貌、似曾相见不相识的感觉。这就验证了一个观点，其实所谓“传统”既是因循守旧的，又是在变迁中传承的；传承之始既是传统中的精粹，又是在与时俱进地即兴创作。我们可不可以说，传承为我们接力到了前传统；而后接力又在新条件下创造了前传统。所以事实是，谁也未能轻易地破掉传统，而传统又活在全新的今天。这道理很简单，构成“花儿”的“民俗质”（material）、“民俗素”(elements)是经过了历史时日的千锤百炼过的“精品”，她是在特有的文化植被中生长出的“花儿”，她仅仅是在按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变迁轨迹，依其载体——人群及其生活、精神需求而被修剪、而被嫁接、而被鲜活地存在。可惜的是，至今对她还未出现真正人类学的全景式研究成果。
四
我在西宁市的“花儿”采风，采到了什么呢？
原来早于80年代中后期，西宁市的滨河一公园内自发形成了一个“花儿场”，由于它的出现，街头上冒出了城、乡“花儿”喜好者们的汇聚地，名家常来会歌友，好家常来欣赏、参与，结果不仅仅涌现出了新歌手，还形成了城市一道新的群众文化生活的风景线。(兰州市在广场、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也先后出现了“花儿”的演唱集会。）“花儿”从农村底层文化的基座上爬到了中层社会——城市的街头巷尾。
借城市公园“花儿场”的悄然出现，立即掀起了“花儿”在城镇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股新浪花。相继出现了好几处“花儿”茶社，而且似乎越办越起劲。这次对平安县花儿茶社做了重点考察。我们看到茶社有简易前台，有盲琴师以电子琴伴奏；有“花儿”歌手。每当歌手上台唱完“花儿”或茶社老板、或某一喜好者上前从备好的彩绸架上取一绸带挂在歌手身上，并当场给歌手奖（酬）金，多为5-10元（以示欣赏或支持)。茶客一面品茶、谈天，一面欣赏“花儿”，投入时也有上台参与者或点歌者。有时歌手们台上对歌形成高潮，便会出现茶社台上台下歌手与茶客共融共娱的热烈场面。这时，笑声四溢，掌声不断，呼应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经了解，西宁市出现“花儿”演唱的各种形式与场合，虽系突现，实际是有一个来头的：1.“花儿”这种民歌本来在西北城镇居民中就有一定群众基础。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乡村农民、手艺人进城打工经商者络绎不绝。3.新中国伊始，民间文艺总体上登上大雅之堂，名“花儿手”引人注目。誉为“花儿王”的青海朱仲禄、“花儿皇后”的甘肃苏平及之后的马骏等等新秀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走上了专业道路，其演唱的作品相继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不算，还有了唱片、磁带及至目前的光盘出售。这就促进了“花儿”从“花儿会”上走进了城市和更广的天地。4.文化部门的及时推动。
1981年，西宁市首次在西宁城郊举办踩青“花儿会”，一炮打响，常办不衰，促进了“花儿”的入城与“抢摊”。媒体上的“花儿”都是名家所唱，又都配以乐器伴奏，同时也出现了无任何伴奏的“花儿”、擂台对歌现场式的“花儿”，歌手听众烘为一体场面的情景磁带。这样又为“花儿”进入城镇、家庭与歌厅准备了物质条件。而所谓“花儿”艺术团的产生，更是直接将民歌原型引入市场经济的一例。城市音乐大餐里出现了地方特有的“野菜”被视为“山珍”，本在规律之中。可以看出，往昔“花儿”以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隆重展示出了她的风姿，给那一带人们打上了民间文化特有的印象；而她又一路风光地进入了当代，用今日的社会条件和手段、工具、材料打造了她今日的时尚风貌。
凡此都给我们一个启示：新技术的出现只改善了口头传统“花儿”的传播手段、工具和条件。只要人与社会，人际、族际之间交往方式的需求继续存在，传统在新条件下的适应与传承就不会消失。文化的新花是在传统文化的深根上嫁接培植出的，绝没无根之木的天女散花能永葆色香地存活。对今天“花儿”的不顺眼和忧虑，无异于“没病买药——自讨苦吃”；而忧其前途的唉声叹气，也不啻是“洋鬼子看戏哭鼻子——替古（后）人担忧”。问题只在于今天如何给 Oral Tradition定位（不能忽视其载体的百姓已不全是文盲）。自然法则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适应与平衡；不要对任何一个传统形态，都以过高的期望值去要求她在今天发挥超前、超负荷的功能。某些“花儿”研究者，一提起“花儿”，必以拔高其“全能”功能而显示其非凡；也是为了销售专家自己的权威。其实，这是方法论上的一种片面。
“城市花儿”的出现，让我们看出了她承担甘、青两省某些市民文化消费服务的事实。既是“服务”就有个市场法则、价格因素和自由竞争等机制的调节。花儿歌手有职业化、商品化的趋向。但消费者也有选择的自由。加上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定语的“社会主义”。在这里，社会、文化、市场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应起相应的作用。文化工作者、民俗学者/民间文艺学家们的“开发”，首先要尊重文化变迁的规律，一味地迁就文化商人仅仅出自盲目发财目的的需求，往往会干出对任何文化资源都“拔苗助长”的可笑庸事。这是不可取的。
有首“花儿”唱到，“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没水时它咋能活哩；/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不唱时阿门着过哩。”今天的阿哥们如果一旦用腻了昔日的“护心油”，旧“花儿”将在失宠的同时，也会出现以另一幅尊容或另一芳名来充当新阿哥们“护心油”的新“花儿”来。
君不见，牛仔裤与对襟的便衣都是当代中国“阿哥们”所喜爱的衣着，均被视为“棒”；麦当劳与豆浆油条的买卖同样火爆，都有回头客。
原载于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年刊》2000-2001合刊，学苑出版社，2002年7月。
总指导丨萧放
内容顾问丨朱霞 鞠熙
指导教师丨贺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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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责编丨顾展鹏
图文编辑丨宗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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