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戎光直到被俘才明白江阴要塞有七千将士，能真正听他指挥的人却寥寥无几！
1949年1月23日的夜风刮得像刀子，江阴江面上雾气翻涌，炮台探照灯依旧守着漆黑的水面。此刻的要塞表面平静，暗流却正在迅速汇聚。
江阴自清末建堡，北控苏皖，南接沪宁，被称作长江东翼的门闩。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在北方连折百万兵马，南京统帅部把剩余希望都压在长江防线上。恰在这当口，坚守两年的司令孔庆桂递上辞呈，留下七千人、一百三十余门重炮以及一条攸关生死的水道。
围绕继任人选，南京城里暗地里掀起一阵短促却猛烈的角力。国防部列出五名候选人，前三名都是黄埔嫡系；戴戎光只排第五，却在一周内跃升榜首——原因不难理解：他既是顾祝同老乡，又是黄埔六期的同窗，性子圆滑，还乐于“照顾朋友”。有意思的是，档案显示，有人在军务处悄悄塞进一只小皮包，足足三十两黄金，一切随后水到渠成。
上任那天，戴戎光精神十足地在司令部对众人说：“兄弟们放心，钱粮弹药我来筹，大家只管守城。”唐秉琳在一旁笑答：“司令放心，兄弟们自当竭力。”这段貌似恭敬的寒暄，日后成了地下交通站口口相传的经典插曲。因为当晚，唐秉琳就把“司令的习气”写进了字条送出要塞：他在意金条，疏于点兵。
从11月起，唐氏兄弟和表兄弟吴广文借同乡、同学、同乡团的名目，把手伸向各炮台。孟怀高、毛介平、王德容等人都是黄埔“师兄弟”，一句“老同学，后路怎么走”往往比长篇大论更有分量。国民党部队里本就乡土成分高，辽沈、淮海的惨败让军官们心里打鼓，策反的门槛就低了许多。
危机也来得快。1948年冬，一份匿名检举信递到保密局，指唐秉琳有“通共嫌疑”。盘问间，戴戎光亲自出面，“我给小唐担保，他是我戴某人一手提拔！”一句话堵住探员的嘴，却在无形中也把自己的生死捆进了对方的计划。司令浑然不觉，仍忙着批条子、批经费，据传一季度就批掉白银数十万两。
2月初，游动炮兵团在要塞成立，团长王德容曾在淞沪会战负伤，表面上忠勇，实则早与唐秉琳达成默契。守备总队也在同日换防，原来最能打的三营被“调训”，留下的新兵由吴广文亲自带。表面看是优化建制，实质是把刀柄交给了对门。
3月下旬，江面突然严查私船。丁治磐率宪警拉起拒马，拦下一艘装满私盐的小机帆。船老板喊冤：“军长，货是给吴队长的。”戴戎光一听，顺势把责任推给吴广文。吴被捕后却在无锡保安司令部里坐了不到十天，便以“押解回要塞复讯”的名义回到原岗，保密局连回文都没来得及写。要塞里流传一句话：“锁是锁，钥匙还在原兜里。”
4月20日凌晨，长江两岸炮火骤起，渡江战役打响。江阴炮台率先发射三轮照明弹，却不见对岸还击。不到十分钟，总台里电话线被剪断，灯火一暗再亮，炮口已悄悄转向南岸。王德容压低嗓音吩咐：“慢半拍开火，目标—145师阵地！”炮声轰鸣，国民党自家步兵仓皇溃散。
枪声渐近，戴戎光被卫兵推醒，他披着大衣冲出掩体，四下都是熟面孔，却无人听令。“你们怎么回事？”他嘶声喝问。“司令，请随我们去指挥所。”押他的上尉低声说。戴戎光这才明白：原来七千将士里，真正受他节制的，不过几排警卫而已。
清晨的江风仍冷，长江对岸升起的红旗却映出暖色。江阴要塞这把“铁闩”轻轻一推便开，东线江面迅速清空，解放军横渡的船只在炮火护航下成排驶来。此役之后，国民党苦心布置的长江防线成了一条再也合不拢的缺口，而那个曾在黄埔课堂里挥斥方遒的炮兵科毕业生，只能默默踏上被俘人员的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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